王德威：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 《走出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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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白色恐怖》，孙康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2月版

王德威，1954年11月6日生，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C.Henderson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学评论 。

孙康宜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 Chace ,56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 。孙教授专攻古典文学，主要领域在六朝诗歌、唐宋词学、晚明遗民文学以及女性文学，除了个人专著多本外，并曾主持《中国女性诗歌诗论传统》，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等巨型出版计划 。在英美汉学界论治学之严谨、任事之认真，孙教授是公认的模范 。

孙教授丰姿优雅，诚恳谦和，永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然而这样的学者风范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 。

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有多少年也是岛上的禁忌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言禁大开，以往的斑斑血泪浮出地表，成为社会共同追记、反思的宿业 。但在世纪末又一波政治风潮的影响下，白色恐怖真相未必大白，反而成为不同阵营叫嚣辩争的口实 。

与此同时，孙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写下《走出白色恐怖》 。比起台面上涕泗交零或义愤填膺的控诉，这本回忆录乍看之下如此直白单纯，未必符合一般想象 。但孙康宜要说的是，白色恐怖的曲折复杂何足为外人道？而在泪水和怨怼的尽头，什么样的悼亡追忆方式才有持续的意义？“走出”白色恐怖，真是谈何容易 。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不厚，却是她蓄积多少年的勇气才写出的见证 。

走入白色恐怖

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国民党撤退台湾 。为了坚守最后的弹丸之地，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 。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六月，“惩治叛乱条例”、“肃清匪谍条例”开始实施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 。当时被捕处死或遭受长期监禁者，保守的估计约有八千人之谱，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将近三万件，而被罗织株连，或遭误审冤狱的例子，更不在少数 。

白色恐怖的打击对象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军人、农民、工人；左翼和社会民主运动分子则首当其冲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初期，这样雷厉风行的行动有其历史缘由，但因此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却不是几句简单的政治解释所能涵盖 。已经过世的考古人类学权威张光直先生（一九三一——二○○一）在一九四九年只是中学生，就曾因为思想问题被捕，一度甚至有生命危险 。当代中国诗词研究的大老叶嘉莹教授五十年代初受到家人牵连，也曾入狱 。日后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借《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自由遭到长期软禁，陈映真因为参与读书会而锒铛入狱，都是知识界耳熟能详的例子 。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法”生效，为时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正式告一段落 。但真正的挑战刚刚开始 。各样的记录、回忆层出不穷，让我们想起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狂潮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有关见证的问题：创伤能够由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弥补么？亡者已矣，幸存者有什么样的资格代理那些永远沉默者的发言权？还有，伤痕叙事也必须推陈出新么？我们都还记得祥林嫂说故事的教训 。归根究底，述说历史不难，述说历史的“难以述说性”才难，因为那是永远的心灵挑战和道义承担 。

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走出白色恐怖》提供我们又一次思考现代中国暴力与正义，创伤与救赎的例证 。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先生（一九一九——二○○七）是天津人，母亲陈玉真女士（一九二二——一九九七）出身台湾高雄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两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孙裕光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玉真则就读东京高女），他们相识相恋，之后回到祖国完婚 。孙裕光曾在北大担任讲师 。然而这是乱世，再美丽的罗曼史也难逃命运的拨弄 。国共内战开始，孙裕光有感时局不稳，决定带着孩子回到妻子的故乡——台湾 。与他们同行的有孙前此在北大的同事、也是台湾人在北京的精神领袖张我军先生（一九○二——一九五五） 。

一九四六年春天，年轻的夫妇和两岁的女儿康宜还有出生刚满三个月的长子康成来到台湾 。孙裕光在基隆港务局谋得一职，原以为找到安身之处，殊不知厄运才刚刚开始 。隔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任行政长官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施兵镇压，大开杀戒，一时风声鹤唳，本省人外省人一同遭殃 。这场事件也埋下日后台湾省籍纠纷的祸根 。四十年代末国共内战局势逆转，台湾一夕数惊，就在此时，白色恐怖的阴影来到孙家 。一九五○年春天，孙裕光突然遭到逮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家产尽被查抄 。如他日后所写：“大祸忽然临到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