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君阁道碑
来看一则史料：
南宋，洪适《隶释》云：“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又详记其碑式说:“七行，字数不等，或六字或九字”。
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间的些许著录：
南宋《墨宝》记载:“……见于荥经县，以适邛莋之路也。出于绍兴辛未”。
南宋刘球《隶韵》收入《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所用文字。
然至绍兴甲寅年，宴袤在跋《开通褒斜道石刻》时已称:“与《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今《何君碑》不传”。
说是有一个名为《何君阁道碑》，自东汉光武中元二年刻就，直到一千年以后的南宋绍兴年间被首次正式记入史籍。而就短短不到五十年时间内，这个“碑”竟又“消失”不见，即出而复佚，不知所踪。
但仅有寥寥不多的记载也多是对此碑上书体推崇褒扬，后世书家几无人见过原拓，只能靠史籍中的描述和转抄来脑补这个书体的状貌。洪适就对其推崇备至道：“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精于金石考据的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也对此碑的失传叹息连连。
清代，光绪十三年，荥经名士汪元藻，请书家沈鹤子，据《金石索》重摹镌刻一个仿碑，立于戴匡书院。这个仿碑，在书法风格和碑式上均与原书体相去甚远，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某个特殊的大革命期间，就连这块儿仿碑也被埋于地下。
沈鹤子重制版
自南宋短暂的露脸，又是一千年以后。直到2004年，当地民建小学的两位老师刘大锦、牟建，在花滩水电站的水库游泳，才偶然发现了这一处悬在石壁上的《何君阁道碑》。上一次它被众多世人悉知还是刚刻好的时候，近两千年整，重回到世人的视野中来。
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在史料中有称《何君阁道碑》的，又称《何君尊楗阁刻石》。古代学者多是见的拓片或临本，未实地见物，以讹传讹所致。此石刻石壁上方有屋檐状突出，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经世两千年竟并未风化漫漶，品相十分完好。石刻宽六十五厘米，长七十多厘米。全文共五十二字铭曰：
说的是蜀郡的何太守，带着基建队伍在这里建造了高脚柱栈道，一百多米的路花了三年出头的时间总算完工，来发一条状态求赞。
而这段栈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蜀至古印度(身毒)，在荥经县的一段。后世南方丝绸之路改道，荥经段改走大相岭，此处栈道被弃。刻石本就高悬崖壁数丈，加之此道地处偏僻罕有人之，就更不为人所知而彻底淡出世人视野。2004年能被发现也纯出于一系列巧合偶然，石刻石壁上方108国道拓宽施工时，倾倒的砂石在石壁下堆积成斜坡，使人可攀至刻石边，且花滩电站的库区淹没至碑下，水库成为当地人的天然游泳池，这才给粉丝们见面的机会，尽管有些粉丝是一丝不挂地来观摩这石刻的。
而在这个《何君阁道碑》被发现之前，刻于公元63年的《开通褒斜道石刻》则被视为最早的东汉刻石，《何君阁道碑》刻于公元57年，比《开通褒斜道石刻》更早六年，应是我们今天所能见最早的东汉隶书刻石。大抵洪适“东汉隶书，斯为之首”言不虚也。
开通褒斜道刻石
故而其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特征，皆具有较多篆意，由篆向隶过渡的痕迹，与汉隶中《石门颂》、《西狭颂》、《开通褒斜道石刻》极相类似，这是早期汉隶特有的开张气。尽管没有见过原拓，康有为眼光还是很老道的，他就称此碑和《褒斜》、《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
出于客观记事并无刻意求工之态，古朴率直，浑朴不雕。其章法错落参差，一行中少的六字，多的九个字！这要是拿到国展投稿会被直接退回来的。笔画全以中锋行笔，以篆作隶，线条圆劲，典雅古拙。笔势纵横，舒阔挺劲，雄强磅礴之势侧漏无余。
再说洪适的一个记载：“建武中元处有缺”，今碑复出，有目共见，何缺之有？！此讹误最大的可能，是至少在宋朝时世人所见的《何君阁道碑》已经不是原拓，而是不知几手的临摹了。可以想见此前流传出去的拓片太过精彩，被一再传摹，大多恐怕早已面目全非。再者沈鹤子临写回来的《何君阁道碑》就是真的不知为何碑了。
所幸，现在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