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国宝发现铭文,印证周王室丑闻,武王伐纣充斥道德谎言

武王伐纣是商周鼎革之际的一件大事。
起于西土的周国原本是殷商王朝的臣属方国,至周文王祖父亶父在位时,势力大增的周人有了“实始翦商”的扩张计划,但因商朝实力强劲,周人的东出被殷商王朝成功遏制,周文王被迫献洛西之地于商,甚至其本人也被纣王拘禁。
但到了周武王时期,商周攻守异势,武王姬发通过伐耆、观兵孟津、牧野之战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最终完成了王朝易代。不过,牧野之战并不意味着商王朝的完结。
事实上,纣王死后,商人的势力依然强大,东夷之地依然有大量臣服于商的方国,周朝对商都故地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周武王采取封纣王之子武庚,又设三监方式管理商朝旧地。
在克殷三年后,周武王去世,武庚联合管、蔡发动大规模复国运动,徐国、奄国、薄姑等臣服商朝的方国也起兵响应,年幼的周成王大有失天下的可能。
这个时候,负责辅政的周公姬旦力挽狂澜,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可以说,周公对周朝的定鼎远比武王伐纣“战一日而破纣之国”来的更加艰辛,其难度不亚于再来一次灭商大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即谈到:“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
与历朝历代的摄国理政的权臣不同,周公在成王成年后即行还政,退居臣属,留下了“周公辅成王”的佳话。但是,成王对这位勤劳王事的叔叔却并不买账,怀疑周公作乱,周公被迫奔楚。
虽然“周公奔楚”在《史记》和《论衡》中均有记载,但历代学者皆笃信周朝以仁义立国,对此事持怀疑态度,认为“周公揃爪奔楚,谬传耳”。好在周朝贵族有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习惯。
在河南洛阳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国宝令方彝上,人们发现了一段隐秘的历史事件:铸刻内容不仅有“周公”字样,更是出现了“周王(断代为成王)伐楚”事。令簋铭文也出现“王伐楚伯,在炎”字样。
楚作为远古部族,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周成王时,楚尚未成为诸侯,其实力绝非强大的周王朝对手,早期的历代楚君皆“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绝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即便真的有不尊行为,周王室只需一道诏命,随、吕、邓等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也足以对楚人实施惩戒。但周成王却采取了率六师亲征的方式,其规模已超出了惩戒的需要。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周天子要对楚采取如此大的军事行动呢?
出土的令方彝铭文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向我们表明,成王的征伐,是对楚人收留周公的报复。武王伐纣的理由是纣王失德,所以,周朝建立后事实以仁德标榜自居。但侄子卸磨杀驴听信谗言要除掉有大功于周的周公,无疑是周王室仁德掩盖下的一桩丑闻。
成王对楚的征伐,更是把王室内的争斗牵连到了无辜的楚人。在周公与成王的误会解除后,周公回到成周,但周王室对楚的征伐却并未停止。成王伐楚迫使楚人远离故土南迁,周昭王继位后却依然对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周本纪》对周天子连续亲征楚国的行为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记载:“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这说明西周对楚的征伐,根本不符合“有罪才伐之”的道德理念,与商纣王的开疆拓土行为并无什么不同。如此看来,武王伐纣时所声称的“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充斥的是德道谎言,其出兵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对殷商政权的觊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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