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头条』陈超丨为英雄塑像——当代雕塑英雄形象塑造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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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形象类型化：面对死亡时的无畏英雄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雕塑创作中，英雄人物雕塑是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发挥着主流的影响。英雄人物具有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承载着榜样的作用、鼓舞的力量和教育的意义，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代精神。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则直接表达了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和政治指向。
1954年，江丰在论述“美术工作的重大发展”时首先提到雕塑，他指出：“在旧中国时代极不发达的雕刻艺术，……由于无数的英雄人物需要雕刻家去塑造，这给雕刻艺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不再是像过去那样‘英雄无用武之地’了”。[1]在官方组织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活动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经典力作。英雄的形象成为彰显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崇高利益的代言体系，同时，这一角色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图1： 王朝闻《刘胡兰像》1951年
王朝闻的《刘胡兰像》本质上塑造的是一位14岁的少女形象（图1）。作者选取刘胡兰就义前最具表现力的瞬间，通过对人物面部表情、手势、动作和姿态的典型刻画，表现出刘胡兰在面对死亡时的无畏精神。在具体塑造中，作者弱化女性的性别特质和年龄差异，对少女形象做“雄化”塑造，高颧骨、大眼睛、厚嘴唇、身体粗壮、臂膀宽大，通过借用男性的生理、形象特征，呈现出男性的阳刚和健壮，凸显威严、冷峻的人物性格，匹配与之重点强调的英雄行为与壮举，以适应革命英雄主义理想化和崇高性的规约。作者力争对人物的真实面貌做客观还原，但人物形象与人物原型之间仍有较大距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雕塑家的历史意识和认知被严重限制，英雄的形象和性格特征被“崇高性”“理想化”所遮蔽，违背了人物真实的形象及性格的本真，是英雄人物雕塑创作的历史遗憾。
1949至1977年间，英雄人物雕塑最本质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在选材、表现对象、构图、人物组合、造型等层面，必须严格依照意识形态的规定执行，雕塑家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被限制，英雄人物雕塑创作存在类型化、概念化痼疾，清一色的面部表情，动作划一的姿态，昂首挺胸的“架势”，遮蔽英雄的牺牲和战争的惨烈等与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不相吻合的细枝末叶，重点强调英雄人物在面对死亡时威武不屈、无所畏惧的人物形象，其目的在于展现英雄凛然无畏、高亢激昂的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历史“真实”相吻合，集中体现特定政治环境下的时代主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很好地完成了其在特定时期缅怀、教化、颂扬的社会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语境逐渐开放。英雄形象的塑造如何求变，英雄性格如何表现，怎样对传统程式创新，成为这一时期雕塑家集中探索的问题。“雕塑中的人物肖像在此时成为人性复归和情感寄托的载体，雕塑家们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渗透了对描绘对象历史命运和个性特征的理解，使雕塑中的人物变得真正有血有肉，拥有鲜活的生命力”。[2]八十年代初期，程允贤的《朱老总》、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田世信的《谭嗣同像》、贺中令的《白山魂》等，无论从思想内涵、创作观念，还是在艺术手法、形式语言等层面，较之以往有着不同程度的革新。
图2：邢永川 《杨虎城将军》 玻璃钢 1984年
以前作品中的人物以高大、勇猛为中心，依托人物的造型、姿态、动作来强化作品的主题，如王朝闻《刘胡兰像》，“形”仅是塑造人物形象，是人物“像不像”的塑造手段，强调昂首挺胸、慷慨激昂的“架势”，而新时期雕塑家强调英雄人物雕塑的主要表现手段是造型，“形”不再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唯一手段，而是渗入雕塑家个体思考，围绕人物性格展开，突出自我创作个性。如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对于“形”运用，并非单纯地塑造人物形象，而是重点探索对“形”如何处理，彰显人物性格（图2）。过去对于“形”的运用，是要忠于人物原型，手法严谨、严实、严肃。而新时期对于“形”的运用，目的在于挖掘人物性格，手法自由、舒展、多样。《杨虎城将军》突破传统人物雕塑对于“形”的束缚，围绕人物性格塑造，采用概括、夸张的手法，将“形”的处理服务于人物性格的表达，强调“形式”的表现力，形成一种“肖似”的意象造型，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与内在精神。对于英雄人物纪念性雕塑创作，这一时期刘开渠、程允贤《毛泽东铜像》、叶毓山《青年毛泽东》、程允贤《毛泽东在延安》基于特定历史情境，捕捉伟人在不同历史时空中不同的身份、思想和抱负，表现出革命伟人在历史情境中的精神面貌，既强调英雄形象刻画，又突出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极大地增强了人物的典型性。
综上所述，确立主体意识，彰显艺术个性，是改革开放初期英雄人物雕塑创作观念全面转型的重要标志。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这一类型创作从类型化走向性格化。90年代后，平民化、生活化成为探求的方向，从教化与颂扬转向对于人物性格和内在精神的挖掘，丰富了英雄人物雕塑创作的思想内涵，反映出这一时期雕塑家的英雄观发生了根本转变。
新世纪英雄人物雕塑的创作观念与作品特点较以前有显著变化：
图3：渠晨明 《沁园春——毛泽东在1945》 1991年
其一，平民化、人性化表现。区别于八、九十年代作品中呈现英雄人物的生活真实和原始朴素的生存状态，新世纪无论是领袖人物还是普通革命战士的塑造，均以平行的视角强调其人情、人性化一面，呈现英雄人物本性、自然的状态。此外，多面化还体现在对于“困境英雄”“小人物”“反面人物”的接纳，如果说，1992年“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上渠晨明的《沁园春——毛泽东在1945》（图3）因为表现伟人内心复杂、矛盾的状态，将伟人忧郁、沧桑的神情与过去坚毅、庄重的正面描绘在表现力度上完全颠覆，从而逾越了传统革命历史观中的领袖人物塑造规范，成为一种与英雄年代公众化的视觉形象相背离的“丑化”的毛泽东形象。那么，随着时代审美观的变化与历史内涵的深化，新世纪艺术家突破了伟人塑造的禁区，如田世信《晚年毛泽东》、洪涛《布衣行者》《东方依旧红》、王伟《周恩来—1974》（图4）对过去所禁忌的伟人处于困境、逆境、疾病中的人物刻画更加外化、显露，人物性格层次更加丰富和立体，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其二，创作思想上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新世纪雕塑家以个人视角，审视英雄人物，揭示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一批作品从微小的细节入手揭示历史中人的命运，观照这一类型创作的现实指向、精神内涵与时代特征，由真诚讴歌转向民主观念、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弘扬，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
其三，民族写意语言的理性探索；长久以来，英雄人物雕塑创作一直维系在西方写实框架之内，英雄人物“崇高美”“庄重感”必须依托严谨的写实手法的支撑才得以凸显，写意语言正因为不具备这种“优势”而在“十七年”时期受到搁浅。80年代通过意象化塑造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新世纪作品在传统写实手法的基础上糅合写意与抽象的艺术手法，将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深入挖掘民族写意语言的当代内涵，体现出新的文化背景下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和艺术主张。
其四，西方当代艺术形式的借鉴；新世纪雕塑家积极借鉴西方当代各种艺术形式，如解构主义、波普艺术、象征主义、观念性手法，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出现在新世纪的各类美展中，拓展了英雄人物雕塑表现的维度（图5）。另一方面，围绕雕塑的材料、肌理和质感的表现，成为年轻一代雕塑家创作的方向，这种探索从雕塑本体的学术层面展开，重点强调作品自身的意义，但在内容指向上趋于模糊，作品的教化、图解功能随之减弱。笔者在创作中深切体验到形式语言对该类型创作的深刻影响，同时发现对西方艺术形式的借鉴只是一种手段，视觉效果的强烈和手法的独特，仍需服务于作品主题的表达。当前一些作品以形式探索和观念表达为中心，存在形式脱离主题的问题，作品沦为一个抽象的躯壳。英雄人物雕塑创作应始终把握自身主旨内涵，合理借鉴西方当代艺术形式和创作观念，积极探索材料、肌理在作品中的运用，增强作品主题的厚重，凸显革命内涵的表达，其形式语言探索才具价值。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以“英雄形象”为主线的新中国雕塑视觉图像成为彰显整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标本，钩沉出中国近代以来沉重而光辉的时代印记。这一“老题材”今天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当代新的文化语境下，当代雕塑英雄人物创作应注重深层次人性挖掘与精神内涵的展现，才能彰显自身独特的社会意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江丰.美术工作的重大发展[J].美术,1954(10)：6
[2] 刘曦林.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藏品选[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16
作者简介
陈超
山东淄博人，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师，上海美术学院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雕塑创作与理论 。
雕 塑 名 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