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石经”与孔庙的三次整体迁移


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开成石经》

近日,西安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计划搬迁的消息,引起极大争议。这源于《开成石经》以及另一部经典《石台孝经》与西安孔庙千余年的历史渊源。

古城西安是唐朝的都城长安,它建有110坊2市1座武庙和1座孔庙。在如今西安的文昌门里,有一条古老的街道——三学街,它是由府学街、咸宁学街、长安学街三条街道组成的。在府学街与咸宁学街之间建有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迁建此地的孔庙,前身可追溯到唐代务本坊国子监太学。院中立有儒家经典《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

《开成石经》刻制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共114石、228面,共计160卷,65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等十二种经书,加上所附《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据《旧唐书·郑覃传》载,太和四年(830年)四月,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向唐文宗谏言说,汉代以来的经籍有很多错误,一直沿袭下来,已经很难改正。他奏请皇上召集儒学名士,刊校六经,刻于石头上,竖立在太学内,作为后世永远的正本。刻成后,《开成石经》立于国子监讲论堂(位于国子监的文庙之西)两廊。

早在唐天宝四年(745年),在国子祭酒李齐古的主持下,还将唐玄宗所注《孝经》及序文,由玄宗本人以隶书书写,刊刻上石,立于太学,称《石台孝经》。此后,它与《开成石经》同立于国子监内,并一同进行了三次迁移(下文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碑统称“唐石经”)。

唐朝末年,社稷飘摇。天祐元年(904年)朱温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居民随迁,宫殿和民居俱毁。京兆尹韩建缩建长安新城,原务本坊国子监孔庙所在地扩到城外,国子监遭弃,“唐石经”弃置于荒野。天祐元年(904年),韩建将“唐石经”与太学一起迁移至城内文宣王庙中。朱梁时,永平军节度使刘鄩将孔庙与“唐石经”迁置于唐“尚书省之西隅”。据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及北宋建隆三年(962年)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文所考,文宣王庙与唐“尚书省之西隅”为同一地。当时搬迁至文庙后,《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围绕其周围放置。

宋初受到王安石的“熙宁元丰兴学”运动的影响,对“唐石经”进行了第二次迁置。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将文庙由“尚书省之西隅”迁至“府城之坤维”,此次搬迁只涉及文庙,而未言及“唐石经”。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因石经地势低洼、水漫碑扑等原因,将唐石经“徙置于府学之北墉”。这里“府城之坤维”与“府学之北墉”所指为同一地,因“庙学合一”制度的影响,历来府学与文庙都是相随搬迁,故此次“唐石经”的迁移地仍为文庙。

另根据《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中所记,“唐石经”迁至新址后,《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是这样的:《开成石经》分东西两边依次陈列,《石台孝经》和《建学碑》立于《开成石经》的中间。宋代初年的这次搬迁,进一步明确了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唐石经”又进行了第三次迁移。据现藏碑林的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所记可知,崇宁二年(1103年),京兆府枢密直学士虞策奉“兴学”之命而建庙学;又因“京兆旧学”所在地“府城之坤维”,地势条件不好,而将府学、文庙及石经一一迁建于“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孔庙现址。此次搬迁完全按照元祐二年(1087年)吕大忠对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所设计的空间关系来迁建的。

《开成石经》自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刻制完成,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文庙西侧“讲论堂”两侧廊庑开始,在后来的三次搬迁中,《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虽然韩建、刘鄩与吕大防、吕大忠的搬迁,因为战乱或国力衰败等原因,先后历经两次才完成,但是两次搬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集合于一地,而非分离。

此外,《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始终放置于孔庙之中,并且在移至“尚书省之西隅”文宣王庙后,《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与之所形成对称的围合之势就开始形成定制,始终未变。由此可见,《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三者的依存关系从未改变,已经保持了1181年。若以天祐元年(904年)为参照,《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至少保持了1114年了。历代保护者试图以《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这样的位置关系来向世人证明,二者在庙学文化中的地位和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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