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派自闭症临床：玛丽·弗朗索瓦兹或自闭症（2）
玛丽·弗朗索瓦兹或自闭症（2）
译文摘自《大他者的诞生》第2部分第15章
作者：Rosine Lefort（罗西纳·勒福尔）
译者：张弢 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15/大他者——一个实在的缺席：朝向窗户呼唤
10月7日和8日
10月7日，会谈的材料准备好后，我坐在连接她的房间和咨询室的台阶上，与玛丽·弗朗索瓦兹交谈。她冲我咧嘴一笑，伸出胳膊拿我的眼镜。不过，看到我没有服从，她就转过身背对着我，狂怒了一分钟。然后又迅速向我转过来，伸出胳膊，以便让我把她放在台阶下面。
我坐了下来。她看了看刚才离开的房间里的孩子们，又看了看会谈用的材料。她快速移动到桌边，拿起糖果，没有任何支撑地站起来并看着那盘米饭布丁。
十分钟里，她的目光从盘子转到杯子，从杯子转到桌子上的娃娃，又转回到盘子上。每次她的目光回到盘子上并集中在那里时，她用下巴做出动作，好像在嚼东西一样。这些并不是她以前所表现出的侧身动作，而且偶尔还伴有吮吸声。
她在盘子前展示出了明显的情绪变化。她不再表现出几乎痉挛的颤抖、摇晃、喉音的尖叫，也不再把脸转向天花板，闭上眼睛，露出痛苦的表情。恰恰相反，她非常在场，在她的目光中我也是在场的，每次她都带着灿烂的微笑转向我。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盘子，好像她渴望我喂她似的；但我没有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而是让她记起在前几次会谈中她冲着这个盘子所做的，想去吃而又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去吃，这是有多么的残酷。她自己并不知道，我只有在她做出给我勺子的手势时才会喂她，因为在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情况下从别人那里得到食物是有害的。
从那一刻起,这一场景——玛丽·弗朗索瓦兹站在桌子前,保持着一种与食物的关系——获得了更深远的意义:她的目光从盘子转向敞开着的窗户,朝着它用呼唤和要求的语调呀呀儿语。她又看了看盘子，对它保持沉默。这实际上似乎是对缺席的存在的呼唤，正是从缺席的存在那里她将清晰地发出得到喂养的要求。我告诉她，她在向一个不在那里的人提出要求，这个人是在外面的，是不可见的；她没有向我要求什么， 而我就在房间里。
她坐在地板上，吮吸了一下糖果，看了我一眼，又一次转向窗户，站了起来，第一次没有任何支撑地走向婴儿床;然后她回到窗前的桌子旁。她在窗前重复了那个场景。地板上有一个苹果。她捡起来，一边看着我一边咬了一口，把它扔掉了，她还是坐了下来向我挪动。然而，挪到半路的时候，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又一次站起来移到窗前，再一次发出恳求，用快速而听不清楚的言语。
她移向出口：她需要从我身边逃开。
我在隔壁房间的门口呆了一会儿。我看见她和另一个孩子一起玩、一起笑。她就像避难一样躲在桌子底下，一直笑个不停。她从桌子底下出来微笑着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10月8日，当我为会谈准备材料时，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是开着的。当另一个孩子走近看我在做什么的时候，玛丽·弗朗索瓦兹用咆哮的方式强烈地表达了她的恼怒。她伸出胳膊，好让我把她放在台阶下面。
她拿起两块儿糖，只吮了一下其中一块儿，然后站起来走了几步，离开了桌子和盘子。她看了看盘子，然后看了看娃娃，又看了看盘子，最后看了看我。在这之后，她的目光就锁定在盘子和我之间的循环上，她的下巴也跟着动了起来，好像在吃东西。我向她指出了这一点。随后，她的行为改变了：她的目光继续从我身上转移到盘子，但当它集中在盘子上时，她张着嘴，仿佛期待有人把勺子放进去。她保持着那个姿势并看着我，带着一种类似恳求的神情，很快（她的目光）又回到了盘子。
为了帮助她理解我想要告诉她的事情，那就是我很高兴喂她,但她需要提出要求,因为如果她没有提出来的话，那对她将是有害的——我在勺子里装满了米饭布丁，把它留在盘子旁边,靠近她的手。她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我所做的每一件事，看上去很困惑。她立刻把脸转向窗外，没有发出前一天的尖叫声，而是朝窗户挪去。
就在这时，她听到了隔壁医生的声音。她在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前坐了下来，转过身来对我说“爸爸”，她的表情很激动。她看着门，然后开始摇摆起来。我打开门，邀请医生进来。玛丽·弗朗索瓦兹一看见他，就站起来笑着向他走去，呀呀儿语。她坐在地板上，时而对他笑，时而对我笑。她看上去非常高兴，当他离开时，她挥手告别。
随后，她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显得犹豫不决。看上去她似乎想要延续她在我俩之间创造的开始。事实上，她好像想和其他孩子一起回去，但也想让我在那里。于是，我把她放在台阶上，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护士向她要一颗手里的糖果。玛丽·弗朗索瓦兹断然对她说了一声“不”，然后转身背对着她。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一个小男孩身上。她回到我身边摘掉我的眼镜,不是为了留着它，而是为了让我不能把它戴在眼睛上，为了不让我看见，事实证明她把它丢在了我旁边，她走回到一个小男孩那里，轻抚他的脸。随后，她朝我这边移动，确认我的眼镜还在被她丢掉的地方。她愉快地看着我，向我伸出胳膊，关上了咨询室的门。我对她说了声“再见”。
我了解到，前两天玛丽·弗朗索瓦兹一直在非常积极地说“不”，一直没有摇摆，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也非常活跃。她过去常常在每件东西上都要敲一敲的行为消失了。为了能够入睡，她只在小床的一侧这样做。显然，在缺少吮吸拇指的情况下，这是她从心理上无法享受到的自体情欲愉悦的唯一来源。
在10月7日和8日的两次会谈中，玛丽·弗朗索瓦兹有了一个飞跃。她可以发生这个飞跃，是因为我拒绝掉入这样的陷阱——占据这样一个成年人的位置：在她没有真正要求的情况下就给了她食物，这让她完全收回了对食物的投资，而这正是暴食症的实质。
她在厌食症之后变成暴食症患者，我们知道在厌食症中是如何深刻地体现了主体对自身欲望的认定。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惰性，而是一种完全主动的拒绝，它将孩子的欲望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它反过来分配给孩子和大他者——一个在他/她面前的成年人——一个位置，他们都处于欲望的位置。
相比之下，暴食症——通常出现在厌食症之后在那些表现出第一个住院症症状的儿童身上——是主体自身欲望的坍塌，是主体作为“欲望的主体”这一身份的坍塌，这意味着作为关系极点的大他者的消失。年轻的主体从在厌食症中主动拒绝食物的状态变为（在暴食症中的）被动状态，让自己被成年人塞满，这是纯粹的被动性，而不是带有被动目的的驱力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关于大他者的状态和登录的问题。
厌食症的目的是让大他者焦虑；因而，关乎着大他者的欲望。在暴食症中，问题不再是大他者的欲望，因为大他者本身已经不在那里了。成年人在现实中执行食物的功能是为了逃避他/她自己的死亡焦虑。这意味着在原初自恋关系的构成物中,成年人在小主体那里被反射，他在现实中充分满足孩子,没有能力承认食物对于每个人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成年人和儿童一样：必须吃饱喝足，以便保持闭嘴。
机构生活的环境很可能会消除所有真正的关系，作为成年人，被太多张需要喂养的嘴所请求，在所有那些呼喊中，他能够做出的唯一回应就是摆脱它们。在这个把孩子们都塞满的过程中，并没有给出孩子关于真正问题所在的线索：一种身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大他者的身体是欲望因的对象的载体，孩子必须剥夺大他者的欲望。
在厌食症中，大他者仍然是对象的载体。在暴食症中，大他者则不再执行这一功能，口腔对象掉落进实在界，丧失了它作为身体对象的意义。
玛丽·弗朗索瓦兹想和我以及护士一起复制一个她在其中完全被动的进食环境。在最初的几次会谈中，她只是表现出几处这种复制的迹象。这些迹象促使我明确地拒绝给她喂食，除非她提出要求。我被这样一种知识和确信所驱动:我不能为了让她从被动性中摆脱出来，而去占据一个喂养他者的位置。我有必要在那里，但不是用实在界中的我的身体姿态去干涉。
事实是，我在一边接受自己的个人分析，一边着手这些治疗，正是在我自己与缺失（即对象的缺失-——且并不伴随着一个好的对象的引诱）的关系出现的那一刻，确实影响了在孩子们的对象关系中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缺失之上。显然，我不能犯错，去相信在这些被过度喂养的孩子们身上具有一些口欲挫折的作用。此外，我作为分析者的位置就好比是，我对为他们所敞开的裂缝有多么敏感，仿佛这个裂缝是为我所敞开的那般。超越了任何母亲式的对抗，我才能够在缺失的层面上保持并证实我的诠释，而从来都不是在对象的层面上。
在对象层面做出这般解释很可能把年轻的分析者置于临时替代者的处境上，甚至会带入分析师的抑郁：而解释在象征性登录缺失的位置上，它使孩子得到缓解，在这个范围里分析师并没有强加给孩子一个真实的满足对象，这就会构成一个明显的矛盾。以那种方式施加的真实对象不可避免地成为迫害性的。例如，如果它是一个口腔对象，则会导致一个肛门对象的出现，这个肛门对象会从分析家身上被排除出去。
这样一来，我必须在场且什么也不做。玛丽·弗朗索瓦兹以某种方式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命令,通过把她的背转向我,从我身边逃开,好像一方面她抛弃了我,积极地复制了当年她妈妈在她两个月大抛弃她时所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仿佛她能对她后来知道的事情说“不”,即真实的人和食物。
她从一开始就引入到治疗中的拒绝,允许她重新发现了厌食症的某一维度。但食物与被动性相关联的时间太长了,她的暴食症已经把口欲降低到了不可能的维度,结果它不可能与大他者相衔接。
因此，视界场域，作为与他者和自己身体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场域，被移到了最显著的位置。尽管一开始她的目光是固着的、没有生命的，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治疗中她开始走向主动性。当她的眼睛看向我所在的方向时，她把我化约为几乎看不见的点；面对着那盘米饭布丁，她体验了眼睛的丧失，就像器官弹出了它们的轨道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与我的在场相关的在于将他者化约为虚无的这个新的方面呈现得越来越清晰:拥有一个身体但不去存在，指向一个新的维度——“大他者的维度”,拉康说——在这个维度上精神病人的真实他者逐渐消失了，但是主体却没有因此被摧毁掉。这是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的事情；但玛丽·弗朗索瓦兹离这儿还很远。
我仍然有话要说，我告诉她——由于这是可能的，即，不完全地——关于“我拒绝给她喂食，除非她提出要求”这个事实。她几乎立刻做出的反应，有一半是我没有告诉她的事实：她走到窗前，对着“缺席”说话。就在这时，她发出了她的呼喊；不是对大他者的呼喊，而是对真实的缺席的呼喊。
大他者（A）和小他者(a）都没有为玛丽·弗朗索瓦兹出现。纳蒂亚已经表明，这两种存在或不存在是有联系的：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她从“a + A”的关系出发并很快抵达——通过她对我的“大他者”身份的这种转移作用，很快就变成了“A + a”。
不容易理解的是，纳蒂亚不知道她的母亲，在出生时她就与母亲分开了，但为什么在她那里仍然能保持完整的“a+A”的形象，就像她在1月16日表达出来的那样，她可能是那个掉落在我脚下的孩子-a；而玛丽·弗朗索瓦兹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就知道了她的母亲——关于那个她表达出的真实缺席的虚空——而她却没有在与大他者的关系中表现出任何他者形象的痕迹。
我们可以说，这个他者的形象是实在界与胎盘和新生儿形象的结合,看上去是在象征秩序中大他者出现的必经之路，作为一个丧失的预期必然会影响到这个大他者,后者会在年幼的主体这儿作为被划杠的大他者（A/）而得以铭刻下来。
10月7日，玛丽·弗朗索瓦兹引入了一个他者，并首次让它进入了她的领域，在这次会谈一开始，她去捣鼓桌子上的那些东西之前，她转向那个刚刚离开的房间去看其他孩子。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她再次遇见了他者的存在，当她去与另一个孩子玩的时候，还突然大笑起来。此外，在会谈过程中，她的注意力被玩偶形式的他者所吸引，她将其囊括在介于盘子和我之间的目光的循环中，在她对盘子质询的那一刻，仍然陷在一个死循环里。
然而，玛丽·弗朗索瓦兹还没有达到能把他者与大他者（A）联系起来的程度，因为大他者身体的维度对她而言并不存在：那只是一种现实感丧失的缺席，窗外是不可见的。可以说，没有镜像，也就是说，它完全占据了一个不可镜像化的对象的位置——本该是这个对象的载体的位置。它还必须具有一些现实性。
象征化现实的不存在出现在幻觉的实在界维度中，当玛丽·弗朗索瓦兹向窗户发出呼喊时，它就不远了。与纳蒂亚形成对比的是，玛丽·弗朗索瓦兹在一个位置上产生幻觉的不是对象，而是大他者本身，正是在我的存在中。
换句话说，玛丽·弗朗索瓦兹所面对的是一个缺席的“大他者”，由于没有被象征化，它在实在界中返回了，这个大他者的实在界是由我构成的，是第一个实在界的副本。我没能延缓它的存在，大他者的实在界将在第一个实在的位置上持续下去。事实上，稍微匆忙地朝向她在盘子上张开的嘴，或者在玛丽·弗朗索瓦兹已知事物的更新中诉诸于母亲般的照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她所需要的饱食将以消除她作为主体为代价，而且她将一直保持在被动性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且还将再次看到，她把这种被动性强加于我，企图使我无效，使我丧失实在界的维度。
10月8日的会谈以一个能指的突然闯入而告终，这个能指在玛丽·弗朗索瓦兹的口中是不确定的:“爸爸。”这是第一个她发音说出的词。
她没有拿起那把她够得着的勺子——我在里面盛满了米饭布丁，在向我投来一个恳求的真实的目光之后，她张开嘴，对着那个使她无力的盘子。
10月7日，我很自然地把勺子作为第三项放入到我告诉她的事情里。次日，10月8日，为了让她明白我告诉她的话，我把勺子装满让她随意处置，目的在于诱发她的要求。这并没有使她识别出什么；它只是导致了困惑。我们离纳蒂亚的勺子还很远。尽管如此，当玛丽·弗朗索瓦兹转向窗户时，她并没有像前一天那样发出恳求的呼喊。好像她差不多意识到了她的呼喊——她的要求——是朝向勺子发出的，而不再是针对窗户的。
在随之而来的一片寂静中，出现了正在隔壁房间里探访的医生的声音。玛丽·弗朗索瓦兹从那扇不存在的窗户转过身来，向着“被听见了”的门走去，那是存在的记号。然后她转向我说“爸爸”，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就在那时，关于这个“爸爸”的起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她的呼喊引起了两种反应。首先，当她看着门时她摇摆了。然后，当我打开门邀请医生进来时，玛丽·弗朗索瓦兹站起身来朝他走去，一边呀呀儿语，一边笑着。她坐在地板上，时而冲着医生笑，时而冲着我笑，看上去非常高兴，在他离开时挥手与他“再见”。
我们离纳蒂亚在10月28日类似情况下的第一反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一次，纳蒂亚看了看医生，当然也把注意力分散在了他和我之间；但很快又撤回到她自己身上，在把另一只手藏在身后的同时，她吮吸着大拇指。我们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月5日的那次会谈，纳蒂亚向医生表明她拥有我。对纳蒂亚来说，第三方的存在是与我有关的，不管那个存在是否阻隔了她和我或者她是否证实了我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真正占据了大他者的位置。
对玛丽·弗朗索瓦兹来说，大他者是医生。这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就处在之前她恳求的呼喊被停止的缺席的位置上，就像那盘米饭布丁的不可能性将她的呼喊停止在了她的喉咙里一样？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在医生那里识别出了这个缺席的大他者。
当然，这个存在表现在一种不同于视界的登录中，在那里缺席曾经出现过:在这种情况下，被听见的东西激起了一种存在的侵入，并促使玛丽·弗朗索瓦兹对它回应说“爸爸”。大他者的存在诱发了玛丽·弗朗索瓦兹的存在。她向我表明了她的存在:当她说出她的能指时，她转向了我，仿佛我占据了那个缺席的能指的位置，而她在我之外命名了大他者。
这便是父亲的标准位置。我们已经在纳蒂亚的案例中看到了。可以说，这个位置把我列入在持续的缺席之中。这当然是一个超越的问题，因为即使当医生进来时，在她高兴的情况下她也没有重复“爸爸”这个词，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的问题，那么它将会被期待。这确实是一个超越了缺席的问题，一个对我来说以纯粹缺席的身份作为开始的问题。
我们能否谈谈关于原初认同的“爸爸”的出现和弗洛伊德所说的神话父亲？考虑到玛丽·弗朗索瓦兹的行事方式以及在随后的会谈中出现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但不是令人信服的。
尽管如此，不久以后，玛丽·弗朗索瓦兹想要去探索超越于我的经验。她想回到其他孩子那里，但又想让我和她一起去。不知何故，她被驱使着在我的存在中引入一个小他者—对象a，并通过小他者和我作为大他者（A）的结合，尝试“给小他者加上大他者”即（a + A）——这是纳蒂亚所知的大他者（A）的条件。在那一刻，一个场景发生了：它是触摸而不是听，开创了一条与我有关的通路。在把与“缺席”相关的视界放进眼镜框里之后——通过扯下我的眼镜——她朝一个小男孩走去，抚摸了他的脸。
第二个场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玛丽·弗朗索瓦兹的似非而是的“爸爸”必须在哪一个结构层面上被铭刻。
如果我们——就像我们曾有过的那样——由于某种充分的效果，禁不住将它立即铭刻在关于“大他者”的晋升层面上，那么，对“小他者”的肯定就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定义了它的范围；它必须引导我们建立一种联系——与我们在纳蒂亚那里发现的、与镜子前大他者的位置相关的联系，因为这个大他者正是他者存在及其威胁性的享乐的一部分。
自闭症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