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到衰老-力比多能量的发展:怀孕

从出生到衰老-力比多能量的发展:怀孕

多尔多

译者:邹静

选自多尔多《女性性欲:力比多-色情性-性冷淡》

为了开始我们的话题,有必要对女孩“在乳房中”和“在母亲的乳房里面”这一前-对象时期(pré-objectale)的人际关系做个研究。然而,对自恋结构*的研究会大大延长这个工作。我曾经多次涉及到这个想象的基石,人自身与彼者的关系中前-语言的(pré-verbale),前-施虐的(pré-sadique)、前-口腔的和前-肛门的基石。

据观察,力比多能量从一个人生活的最初就在自恋的辩证法中显示其作用,从所谓的前—生殖期(prégénitale)力比多的被动时期开始(当生殖期的爱欲区还没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力比多似乎就推动着象征功能。对个体成人来说,对具有主体间性的人际关系和自恋的辨证网络来说,这一点显得尤其清楚。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和无意识生活的不可分离扰乱了我们所相信的科学法则——即由一个中立的人来观察,他不会影响被观察者。这种对科学惯例的扰乱让我们从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与严格的、没有干扰不一样的技术——精神分析的技术。这也是生殖期的冲动在人类自我中心的智力过程中起作用,而这个人类自我中心的巨大领域就处在自恋的——即人的自恋的纬度。

这个纬度里可观察的生殖期冲动把探索者引向非个人化的智力。象征——这个从想象中卸载出来的象征——似乎仍然在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它仅仅在阴茎性phallique的效果中是相对重要的),它无可争议地见证了那些在观察者所强加的限制性控制之外的力比多的存在。通过人类智力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后果,从而在身体接触之外,力比多是具有创造性的。在知觉接触范围内,通过直接观察,通过中间人的意识——即通过构造性或解构性的象征,力比多也是具有创造性的。

在怀孕之后,胚芽样的主体第一次在象征的意义上参与到他们父母的一对力比多之中,孩子——在女性胎儿的情况下——长大并形成,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孩子已经烙下了母亲力比多情感的影响,安全的或者令人焦虑的。这些情感,一方面涉及到怀孕和即将来临的未来的那个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在母亲的情感生活中,生殖性父亲是或者不是占据了母亲欲望所选择的位置,当生殖性父亲不是母亲欲望的对象的话,女性胎儿的兴奋——它是与母亲的象征性阴茎中心主义(phallisme)一致的——就被二分(dichotomisés)了。

对成年人做分析的精神分析家多次指出,胎儿生活的这个时期通常是活跃的,因为在后来的人的身体和身体之间所经历的痛苦中,大家发现了一些充满活力或者没有活力的痕迹。儿童精神分析家不停地观察精神病的孩子,其精神疾病似乎是由于一种障碍,在子宫内部的生活期间非常严重的象征性和情感性创伤所导致的生命或者性欲的障碍。

我们能够说,引起精神病的真正创伤是由于欲望的对象而使母亲局促不安的那些事情:要么是一个偷偷的隐蔽的欲望,要么是在怀孕中持续地拒绝这个要来临的人。然而,它涉及到创伤并不总是来自孩子的生殖性父亲,也可能产生于母亲性欲望的别的对象:情感的、俄狄普斯的、残存的或者被转移的。不过,应该强调的是,来自生殖性父亲的创伤,或者双方直系亲属否认母亲的生殖能力而带来的创伤,对怀孕中的孩子尤其具有伤害性。最严重的拒绝无疑是那个不愿意承认孩子的生殖性父亲——象征性地、平等地,这是对孩子社会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性拒绝。

不被父亲承认的孩子会变成母亲秘密乱伦的标志,不被母亲承认的孩子则会变成父亲秘密乱伦的标志,至于被情感性价值纯粹拒绝的被抛弃的孩子,那些不足以留住母亲情感的孩子,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是两个生殖性父母排泄的标志。

还有另外一部分孩子,在公民社会中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却没有从意识上被父母所渴望,也没有被爱所接受。这种类型的爱在临床上表现为怀孕期间父母的幻想:这是对将要来临的人的提前的爱,不管孩子的性别是什么,作为继承了双方血统——母性的和父性的——的孩子,父母把一种健全的机体器官和社会生活投射到未来的孩子身上。如果缺少这种爱,感受不到丝毫乐趣,孩子被认为是一个擅自闯入的标志,被当成寄生的动物一样忍受。以后的能量投注——命中注定是要被驯化的——将伪装这一痕迹,而只有在分析中才可能被重新找到。

认同过程具有结构性辨证特征,它不会按照人的个体价值的标准来发生。临床精神分析关注儿童早期神经症(表面上从出生开始就健康的孩子),发现几乎总是涉及到在身体意象的构建中,在“我”的象征性构建中所出现的问题,即在胎儿的组织化过程中的第一次自恋阶段。其涉及到的是一种前-对象性的力比多能量,并且是已经性欲化的力比多——从弗洛伊德的术语意义上说。事实上,这是一种人与人情感和组织关系中的富有生殖力的象征功能,它还仅仅处于原生地的功能,但是已经为对象性力比多做好了主观性起源的准备——口腔、肛门、生殖期。这些残存的固着痕迹在所有足够深的精神分析中都可以被觉察到。

在孩子的肌体与母亲相依为命时期,如果力比多能量受到创伤,自恋性痛苦会持续出现在以后各个阶段的发育过程中(伴随着对丢失对象,或者对机体上原初爱欲区的不断压抑),并能够引起情感性精神病、心理的异化(des aliénation mentales)或者器官性精神病,以及伴有深度自恋性创伤的真正的生理异化。

发生在胎儿期间器官性身体交流中的一切事情,即所谓本能的情感生命表达的后果是,塑造了“它我”(ça)的意向。怀孕既是情感的一种具体化,也是器官的具体化,胎儿在器官-情绪的纬度构建了自身,从肿胀(tumescence)的舒服的存在(bien-etre)一直到早期痛苦的不舒服的存在(mal-etre),通过这两种极端状态的整合,不舒服的存在首先构成了强奸或阉割的焦虑形式。

有些案例在器官表现上遗留了一些受过伤害的痕迹,那不是普通的错乱。对父亲和母亲来说,这些错乱来源于一种伦理性争执,是对他们象征性生殖力而有的罪恶感回应,在意识上它被表现在胎儿的存在中。这似乎有几种情况:要么是他们的欲望还处在俄狄普斯或前俄狄普斯力阶段(自恋性的内在罪恶感),要么他们的现实环境是,他们生殖的合法性被无力承担的物质和道德上的责任所怀疑(社会模式下的自我罪恶感),要么是双方的上一代或者下一代象征性地反对他们的生殖力,并被幻想成对他们伦理上的反对(遗传性超我的罪恶感)。

这一切都让我们理解儿童性欲的自恋性能量投注,当女孩开始变成被动的阴茎(phallique passive)的时候,作为两个人象征性相遇过程中对丰富情感和能量(作为相互之间礼物而突然出现的爱)的一种继承,这两个人忘记了自己的自恋性能量投注,在生殖性的结合中,在怀孩子中交换了力比多。性伙伴一方或者双方情感性礼物的缺乏或者丰富,会象征性地生育一个有能力和无能力引领自己命运的孩子,这种能力的胚芽在成长为一个人之前的早期就形成了,从胎儿到出生,器官上和力比多上的完整和丰富——或者残毁和贫穷——这些基本的本能,是人类一些应对痛苦的方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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