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收容二十二天（六）——故乡纪事050
（王阔海《幸福》2007）
在四平收容所的11天里，大约第七、八天的一个早晨，我到食堂一如既往地打了两份饭。我记得那天早餐我和小通化在食堂里磨蹭了半天，多吃了很多咸菜，然后才端着老瞎子的饭回来的。
老瞎子对面的炕上有一个请了病假的成年人，手里正拿着一根草棍，在炕沿上逗蚂蚁。蚂蚁往东走，他就用草棍在东边的路上画一下，蚂蚁往西走，他就在西边的路上画一下。被他画的圈圈住的蚂蚁惊慌失措，在炕沿上乱串。
我估计那草棍上被他染了硫磺或者什么怪味儿的东西，总之蚂蚁很害怕。
老瞎子依然在被窝里蜷着，好像睡得很香。
我看了看太阳，已经一杆子半高了，那大铁岭飞过去的板墙的影子已经缩回到院子中间的地上，起床时它能挡住窗子。
“爷爷，吃饭了！”
我把窝头、咸菜还有大半碗稀粥放在老瞎子头前的炕沿上，他的拐杖横在地下，被早晨来回走的人踩过，上面有很多鞋底的灰印。有一个橡胶底解放鞋印特别明显，那是一个刚来不久的人的鞋。
老瞎子一动不动，也不理我。
“爷爷！爷爷！起来吃饭了，我多拿了咸菜来了。”
其实我是按照我的愿望来诱惑他，他根本不喜欢吃很多咸菜。在几天前，他还抱怨过四平的菜都太齁咸了。但那时候我一点也没多想，为什么吉林这一带的人里面会有怕咸的呢，我们是能把咸菜腌得比咸盐还要咸的人类。长大之后，我渐渐明白，老瞎子一定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娘胎里就被盐腌过了，根本不拍咸，只怕不咸。
另外，他说本地话时舌头硬，但是他很狡猾，他放慢语速，然人感觉懒洋洋的，这就遮住了他不的口音。对！他可能是在南方长大，后来到了北方。
从七八天的交往中，他的坐姿也暴露了他绝不是一般人。他坐在炕上走神的时候，腰身都笔直。另外，他盘腿盘的不好，所以他的坐姿像木匠的曲尺。
还有，尽管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走路一步是一步，从不像胡家屯人走路，要么拖泥带水，脚下像灌了水银，要么急急忙忙，腚上好像着了火。
老瞎子一任我摇他，还是一言不发。
此前，他曾经几次这样逗我玩。我叫他他不应，我摇他他也不应。等我急的快哭了的时候，他才哈哈大笑，摸着我的头说。
“我已经死了……”然后用他那没有光的空洞眼睛对着我感叹。
“没想到我老了，还得你的济了。”得济本来的意思是人老了能有人照顾并养老送终的意思。
“你是个好孩子，可惜啊……”老瞎子感伤地摇摇头，摸索着端起碗喝粥。我哪里懂饱经风霜的人半句话之外有什么音律？当时根本也不多想。
可我那天已经摇了他七八次了，他只是随着我手上的力气来回动了动，没有哈哈大笑起来。
（英国画家特劳顿水彩）
“翘辫子了吧？”玩蚂蚁的那个人说了一句。
我当时还不懂啥是翘辫子，还在摇他。
“死了！？”玩蚂蚁的人突然提高声音。
这句话我懂了，我立即倒退两三步，惊恐地盯着那个卷起的被桶。头一天晚还睡在一个被子里，还摸遍我全身的老瞎子忽然因为“死”变得让我害怕起来，连那个刚刚被我擦干净的拐杖都像是要跳起来打我。
我第一次近距离亲眼目睹的死人居然是老瞎子。
虽然我很害怕，但是我仍然好奇地要看。
一名管教带来一个白大褂的医生，医生撩开老瞎子的被子，奇怪的是，他死的姿势与头一晚睡觉时的姿势一样，向着我这侧。
白大褂扒开老瞎子的眼皮看了看，摇了摇头。
“昨天半夜就死了。”白大褂说完，背着他的带十字的箱子就走了。
这就是说，头一天晚上他和我说话之后不久，他摸遍我全身之后几个小时，他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我，居然有不少于六个小时是与一具死尸在一个被子里睡觉。
想到这，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管教和玩蚂蚁的人一人抓起褥子的一头，把老瞎子卷在里边，很轻松地就抬走了，死去的老瞎子短了一大截，更瘦了，佝偻着像个大虾。
（英国画家David Wilkie的油画）
他们直接把老瞎子送到我和小通化玩的那个有马草料的房子，还让我拎着拐杖跟着他们。我看见他们把老瞎子平放在草垛上，那样子看起来老瞎子睡得更舒服，拐杖被管教放在老瞎子身旁。
“以后你不用领他了。”管教还多嘴了一句。
老瞎子什么时候被拉走的，我没有看见。小通化要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去那间房子里看了看，草垛上还有老瞎子躺着压下去的凹陷。
“一会儿我就回通化了，小通辽，有时间我会去找你的。我跟我妈要钱，咱俩去找小黑山”小通化说。
我记得我把我家的地址，还有附近有个大水坑等环境标志什么的都告诉小通化了。
小通化从锦州到四平，与我朝夕相处，我已经把他当成兄弟亲人，他一走，四平收容所感觉无依无靠，空落落的，有时会听见他从走廊喊我的声音。
我回到家之后好长时间，时不时就想起小通化，有时看见远处走来一个穿着整齐、干干净净的陌生小男孩，就以为是小通化来看我了。
我从什么时候把小通化彻底存在记忆的黑角落里的，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老瞎子那晚上对我说了很多话，由于我从小被父亲逼着死记硬背，好些年我还记得其中的许多。老瞎子说话半文半白的话，那些话大多数我当时都不懂。
后来很多事情的发生让我经常回忆起老瞎子的红楼梦体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瞎，或者说他比有眼睛的人心里还亮堂。
（英国画家 Andrew Salgado 人物刮刀肖像画）
那些话我和谁也不说，但有一句话我曾经和丫蛋儿说起过，她更不懂。那时丫蛋儿的姐姐英子正和大胜搞对象，我和丫蛋儿一起问过英子。
英子听完，脸腾地一下红了，接着打了我的头一下。
“你这么小，咋学得这么坏呢？是不是收容所的小流氓教你的？”
这越发让我好奇，死缠硬磨让她解读那句话的意思。
“说你媳妇儿多，孩子多，这是流氓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听见没？”
我记得我当时还看了丫蛋儿一眼，可能是我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儿。
“呸！臭流氓，以后不和你玩了。”丫蛋儿说。
她还当真了。
到四平收容所第十一天头上，管教通知我和另外三四个通辽籍的盲流准备出发，送我们回家。奇怪的是，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兴奋。我还似乎对四平收容所有些留恋，但转身看去，除了木板墙、草料屋、食堂的咸菜等等，我熟悉的老瞎子、小通化，还有那个会来事儿的小阎都走了，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我第一次有一种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感觉。
这次押送我们的才有两个管教，而且也不怎么看着我们，我也没想过要逃跑。
（英国画家george hemming mason作品）
年长的那个管教已经不太像管教了，他不仅一脸慈祥，像邻居的叔叔那样和我说话，还在火车开出四平之后不久给了我半个酸面包。
“到了通辽，就等于到家了。他们还得通知你家人去领你，你才能走，可别胡思乱想啊！”老管教语重心长，他可能是知道这列火车要路过我的家乡天木站，在那里还要停3分钟。
火车的窗户外边映出的景色，是我熟悉不过的风景，甚至从车窗外飘进的气味都是久违了的。这已经是我离开这些杨树、柳树、电线杆子、麻雀还有燕子们和大小铁社、大小馆子、被服厂、茶馆、油脂厂、粮库、废品收购站、大高房子、土产日杂店们第十九天了，我甚至闻到一公里外副食品商店的卤虾酱味儿和腐乳的味道。
火车开始减速，一排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日式建筑从车窗前缓慢向后溜，但是在见过大城市之后，它们原来的气派没有了。
日式建筑的窗户都很小，但是建筑工艺特别的精良，看起来很雅致。这些建筑前年才被几台挖掘机拆掉，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带着我的摄像团队赶去，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他们太心急了。
（毕加索作品）
六七个人的遣送规模是不可能有专用车厢的，火车停在天木镇的时候，一个同村的哥哥恰好从我这节车厢上车。他看见我，就像我看见死了的老瞎子的表情，反倒是我非常平静。
“见到我妈，你告诉她一声，说我在通辽收容所，让他来接我。”我语调平淡得让那个哥哥嘴张了好一会儿。
“这孩子——”他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管教，估计他也分不清是警察和管教的区别。“你妈想死你了。”
我的表情一定很漠然。
通辽收容所与监狱一墙之隔，我被安排住在二楼，通过窗子能看见电网另一侧有穿着统一服装的犯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站队的时候总是背对着我。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背影很眼熟，像是我们村的另一个哥哥老K。
前年，老K哥接受了我的采访。
面对着摄像机，他向我讲述了他的“三进宫”经历。回忆到一进宫的时候，我俩核对了一下时间，我在收容所二楼见到的熟悉的背影就是他的。
那次，他只是一个盗窃犯。
在被身边一群小孩子拥戴成大哥的他，经常有些好吃的与大家分享，他还带着他们提前尝试成人的那些专利，比如抽烟、喝酒。但是渐渐地他银根紧张起来，为了不让小兄弟们失望，他对大铁社下手了。
很快他就落网，成了收容所的邻居。
那是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采访，对他的二进宫、三进宫以及进宫的感受，他进行了坦率的叙说。我光着膀子，理着光头，与他边喝酒边谈。他像一个绅士，大热天依然穿着整齐，而我却像一个土匪。回头看素材时，我很奇怪自己多年的书白读了，好不容易比淘金还慢地培养出的那一点点文气荡然无存。
尤其我的光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且非常新异的奇怪感觉。
但在通辽收容所的时候，我的头发已经像电视剧里的陈真的头发那样长了。
（我的长发时代，摄影：许飞雪）
这个头型我从1978年开始一直保持到四十多岁，在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才开始理成平头或者光头。在这三十多年的长发生涯里，除了毕业后我的第一位领导曾经严令我剃掉而未果之外，包括初、高中的校长都容忍我的凌乱之烦恼根，任其在风中飘扬。
我得感谢他们对我的宽容。
通辽收容所也很宽容，他们基本上不怎么管我，我要是逃跑就跟从家里出门一样容易，我还真的跑到收容所门外看了看，我没有认出这里是哪一条街。看来4月26日那天我满城买苹果时，并没有把县城逛完，至少这里我就没有来过。
到了通辽收容所的第三天上午，我的舅舅来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的手续，反正一个管教把我领出来，对着我的屁股轻轻踢了一下。
“回家吧，这下终于到家了。”他好像是想替我说心里话，可是这时候我一点喜悦之感都没有。
车站附近有一座水泥桥叫和平桥，其实那桥也就是两辆马车的长度，但是因为这里发生过激烈的对日作战，死了很多战士，所以很有名气。
现在这座桥也荡然无存了。
和平桥的东北方向路边有几家饭店，有红色幌子的也有蓝色幌子的。它们藏在已经鹅黄色的杨柳树后边，特别的鲜艳。
我还穿着棉衣棉裤，热的汗直往下流。
我的舅舅问我想吃什么时，我正在看一家蒙古馅饼店的招牌，我咽了口唾沫，舅舅领我进了馅饼店。
“要几张？”一个中年妇女上前问。
“十张！”我回答。
“嗯，两个人十张，够了。”中年妇女嘀咕一句。
“他一个人吃，我不吃。”舅舅说。
“一个小孩？十张馅饼？”中年妇女好像听见天书里最离奇的情节，但是我估计我身上已经染上了“小捋”、“痞子”、“起子”的气息，她对我的沉默有点害怕了。
“好！蒙古馅饼薄，十张也没多少。”
（毕加索作品）
我记得我舅舅一直是站在我身边，他看着我把十张馅饼一张接一张不间断地吃光，满眼的怜悯。
“饱了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其实再有两张，我也不间断干掉它。
我的失踪成了天木镇最大的新闻，我的被找回来，是这个新闻最高潮的顶点。尽管我舅舅在火车上已经提醒过我，说可能人会很多，我还是对车站前和一路上的围观人群之众有点小小吃惊。
这像以前组织庆祝游行的人数，甚至还多。自那以后，我变成了人来疯，就不怕人多，人多反而好像是一个人在森林里。
那天人多到什么样呢？从车站到我家一公里的路边两侧没断了人，身后还一直跟着人群，越积越多。
回到家以后，明显看到墙变矮了，院子里的柴火烧光了，一个装玉米芯的柳条囤子空空如也。鸡窝上长了几根草，房墙的泥皮脱落了不少。
跟在身后的积累的人群包围住我家，南窗北窗都是人头，让屋子里变得很暗。一切亲戚和友好的邻居三三俩俩进来，每个人都要我讲一下这二十二天的事情。
我发现我特别不想说，但碍于他们的辈分，我只简略说一下时间点。
而且我很困，我想躺在炕上睡觉，我想梦见起子、大铁岭、朝阳叔、小通化、老瞎子他们。
我心里惦记着小黑山是不是找到了师傅，还有，我很想再见到窗户下摘菠菜的小丽。
那一次，小丽影响了我一生的对女性审美倾向。
人们散去之后，我家的鸡窝已经被踩踏。
1978年是我个人的“灾年”，丧父、饿晕、讨饭都发生在那一年。
那一年秋天，大喇叭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高考宣传反复播放，常常令我心中忧郁。
那时，我父亲的遗产里还有一顶特殊的“帽子”。
1978年，也是我为父平凡、设法摘掉那顶帽子的元年。
我去找当时的县委书记、后来的土地局局长王先进时，他把我交给一个叫信访办的部门，一位李姓妇女和一个男的几年中一直坐在对桌，接待我也敷衍我。
十多年前一个机缘，我再次见到王书记时他已经退休，但是他记得我和我的故事。当然，我也记得他当年穿着水鞋，拎着锹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打井队一起打井的形象。
那些机井现在还在我们的地头工作，只是加盖了红顶的砖房，可能挖深了井深。
（完）
（我的朋友杨佴旻的作品）
《多说几句》
本来这几天与封仪兄约好要去锦州故地重游一下，不巧的是他微恙住院，只好等下次了。
在这几篇的连载过程中，好多网友颇具同情心，觉得这是一个苦难的故事。的确，故事在开始的几天，的确是有些苦难，可是说实话，当我到达四平收容所以后，我就平静下来了。现在回写这些事情，仿佛重新走过一遍，是去看另一个少年的故事。
可惜的是，我的自我约束，使我不能写出故事的全貌，只能把可以写出来的部分尽量写细一些。
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假借一个“他人”来写出全貌，但是我能写出全貌吗？
我想现在还是不能。
我的心理学博士朋友、漂亮的王芳小丫头曾经对我说过，你得写下去，你不写你可能会出问题。她所说的问题指得是抑郁、狂躁或者二合一版的躁郁症。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从很小的时候起，那些被我眼睛捕捉的画面就开始相片一般、录像一般存储在我的大脑里，我想删除他们，可是我的系统里缺少删除软件。
他们越积越多，撑破了我的房子，满院子都堆着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而把他们写出来，似乎是镜像了一份，又像是进行了一次磁盘碎片整理。这两个多月，加上马上补写的《我的宠物们——故乡纪事049》，我已经造句50个序号60篇文字，接近40万字了。
我不认为他们是好文章，我想这只是我比较系统、集中地进行一次自我整理。一开始我决心很大，想完全展露，可是写着写着就胆小起来，大约有一半的东西没敢写出来，主要是担心那些内容会引起不适感。
感谢互联网，它提供了只需要电费的传播。
我也期望互联网再神奇一些，让我的那些在收容所里的小通化、小黑山、大铁岭、起子们看见，与我联系，我们一同回顾一下，揭开更多的真相。
（摄影：翟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