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气候正回归隋唐的温暖时代？另一个角度看明朝王府城墙倒塌

倒塌的西安秦王府城墙

8月8日，西安市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情——明代秦王府城墙部分墙体发生坍塌，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包砖外墙在大白天整片倒下，给视频观看者以极深刻的印象。

据了解，这段包砖外墙是当代新建的，用于保护内部原有的明代夯土城墙，倒塌的原因是由于近期连续大雨。为此，一些媒体和网友对城墙保护工程的施工质量提出了质疑，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何新修砖墙先于古代土城墙损坏”？

秦王府城墙内部为古代夯土墙体

倒塌原因：明代夯土城墙吸收了过多的雨水

笔者并不是工程专家，不善于解读工程质量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和专家做出的解释却非常合理——西安近期连续大雨导致雨水下渗，将墙内黄土泡软后产生侧压力将墙挤向外侧引发相关墙体坍塌。

明代的这些城墙，一般采用夯土包砖的建筑形式。外层原有的砖头在几百年里散失殆尽，为保护仅存的夯土内层，文物保护部门特意重新加上了外层包砖。

湖南七星墩遗址的五千年前夯土城墙

夯土，即将泥土压实紧密作为建筑材料，又称干打垒，是中国特有的古老建筑方式，在五六千年前就诞生了。例如在湖南的七星墩，就发现了五千年前的夯土城墙。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也大量使用了夯土工艺。使用夯土建筑大型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以上。所以，上古时代的大型夯土建筑，也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有力证据。

到了夏、商、周、秦、汉时代以后，中国古代各种宫殿、城墙、住宅、墓葬都大量使用夯土，包括万里长城、秦始皇陵、唐大明宫、元大都城墙、明清紫禁城都缺不了夯土。西安的明代秦王府以夯土为外墙主体，可说是古代建筑业的传统。

但是，同样使用夯土，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却有很大区别。南方潮湿，北方干燥，因此在保障夯土结构强度的方法上有不同做法。

西安的明朝秦王府城墙

西安的明朝秦王府外墙包砖倒塌，恰恰证明了这段夯土城墙是根据六百年前北方干燥气候来建造的。在这种前提下，明朝城墙的黄土内层很难适应连日暴雨产生的浸水量。否则，这些城墙的倾斜度、包砖方法和排水措施，本可以参考南方的夯土城墙进行建筑施工。

但是，不管是明代还是现代，建筑和修缮城墙的人可能都没想到，西安在短时间里会出现了接近南方的降水量！有报道称，西安近日曾出现了24小时降水量超过50毫米（数据来源：西安气象台8月12日警报）。相比之下，1971-2000年的8月份平均月降水量才只有70.8毫米。（数据来源：中国天气网）

华夏气候变迁：干旱的明清，湿润的隋唐和商周

熟悉历史气候学的人应该知道，中国近万年来发生过多次冷暖交替的气候变化。竺可桢院士为此做出过大量研究，并因此成为了我国古气候学的奠基人。

总体来说，我国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曾处于一个非常温暖的阶段，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此后，我国的年平均温度多次发生2-3℃的摆动。在商末周初、三国、南宋、明末清初等时期，均出现过寒冷阶段，汉朝、唐朝和北宋则处于比较温暖的阶段。在历史领域经常谈论的“明末小冰河期”，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虽然“明末小冰河期”只发生在明末清初，但实际上的整个明朝和清朝都处于一个较长的“寒冷期”内，比隋唐时期要冷一些，更比不上殷商时期。在这种“寒冷期”内，温度较低只是一个方面，北方降水量要比隋唐时期少得多，所以明清时代的中国北方普遍干燥少雨。

举例来说，由于气候干燥变冷，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在明清时期开始逐渐落后于南方，而且植被大量减少，沙漠化也越来越严重。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在明代不断扩张，沙漠边缘已经冲到了长城外侧，沙丘几乎与城墙等高。明朝政府被迫每年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来清除这些沙丘，确保长城防御体系的安全。

当代的毛乌素沙漠

另外，关中平原的历史变迁也体现了气候因素的作用。从西周到秦汉时期，关中平原由于温暖潮湿，一直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中心，曾承载了大量人口。陕西的很多山区，当时还都是原始森林，生活着大量野生动物。据《逸周书》记载，周武王在灭商后的一次狩猎活动中，捕获到“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糜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这些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之多，足以反映当时气候的温暖湿润。

但是唐朝以后，关中平原由于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元朝和明朝都一度试图重点开发陕西，但由于降水量的减少，再加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一直都没能恢复往日的盛况。

不过，近年来伴随着植树造林运动，陕西不少干旱地区出现了降雨增加的现象。比如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陕北榆林市，在大家的印象中一直是严重干旱的，但在2016、2017这两年的降雨量竟然达到了700毫米上下，甚至超过了西安市！

当代的榆林城

全球变暖，导致降水量线逐渐北移？

根据统计，2016年、2017年榆林市年降水量分别为725毫米和694毫米，同期的西安市则为456毫米和649毫米。虽然2018年、2019年榆林市年降水量明显下降，但是榆林市近10年来的平均年降水量大大高于往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此外，陕西省其他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也都有整体上升的趋势。

在今年的世界气象日里，全球变暖成为重要话题。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显示，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1摄氏度，2015年至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2010年至2019年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

遭遇暴雨的西安市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曾专门指出，气候变化正改变着全球和中国的水资源。他还表示，西北干旱区正在变湿变暖，局部呈现暖湿化趋势，虽然这些地区仍属于干旱和半干旱的气候带，但是降水量在增加。

我们从大历史角度也可以看出，地球气温升高往往意味着降水总量的增加。由于南北极和高山冰川的融化，大量水分加入到大气水循环中，不仅可能促使海平面上升，也增加了陆地的降雨量。在一万多年里，由于降雨量的变化和海平面的升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类发展史也都曾受到过很大影响。

大禹治水

例如，近万年前的山东半岛曾经被大海包围，该地区实际上是“山东群岛”。随着气温变冷，地球大量水分重新冻结为冰川，海平面下降再加上黄河的泥沙淤积，最终在“山东群岛”和太行山脉之间形成了华北冲积平原，进而成为中国北方的文明发源地。

同样，在四千多年前由于气温上升，大量海水入侵内陆，内陆也出现严重的暴雨和洪灾，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洪水传说”。中国的良渚文明和不少上古文化就是在这场灾难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大禹治水”却成就了华北地区的文明崛起。

在商朝灭亡后，中国的气候总体上是逐步变冷变干燥的，虽然在春秋、秦汉、隋唐、北宋分别出现过温暖湿润期，但也出现过西周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南宋时期以及明末清初的“小冰河时代”。

商代象尊

随着气候的冷暖变化，中国内陆的降水量线也发生着移动变化。我们可以拿野生大象为例，古代的河南曾经被认为生活有大量野象，其实在殷商时期，连黄河北岸也有大象分布。但是到了西周时期，由于气候变冷，中国大象的活动区域全面退缩到了长江一线。但是在汉朝、唐朝甚至宋朝，都一度出现过“大象现身河南”的例子，这也是降雨量线一度在这几个时期向北回归的迹象。到了明清时期，气候进一步变冷干燥，降雨量线也向南转移，大象也最终退到了珠江流域。到了现代，野生大象仅在云南还有残存。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冒出一个想法：随着气候变暖，降雨量线再次向北转移，中国的气候环境可能会恢复到隋唐时期，甚至是商周时期。如果西安和关中平原的气候，都恢复到古代的温暖盛世，这应该是大好事吧？

唐朝长安城

气候回归隋唐时期甚至商周时期，一定是好事吗？

客观来说，中国的气温和降水量出现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回复到古时候某阶段的气候状态。但即使恢复到隋唐甚至商周时的气候，对人类社会却未必都是好现象。

最关键的理由就是，人类社会对气候的适应是一个动态平衡。气候骤然变化，必然冲击某个历史时期已经稳定的动态平衡，并且带来各种灾难。

降水量显著增加，也许对西北干旱地区是好事，但对于南方多雨地区来说，就意味着洪涝灾害更加严重。另外，气候波动也可能加剧水循环分配的不平衡，让干旱的地方更旱，让多雨的地方更涝。

遭遇暴雨的塔里木地区

另外，就算等温线、降雨量线能够较平稳的转移，各地的自然环境变化也可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比如秦汉时期的中国南方，长期是热带、亚热带疾病多发的区域，一度被中原移民视为畏途。隋唐时代以后，随着气候变冷，南方地区反而变得越来越宜居，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如果未来将这个气候变化过程倒过来，那么很多影响都是无法预知的。

不过，现代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而且世界更热的赤道地区也都已经人烟稠密。所以，我们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

西安的秦王府城墙外皮倒塌，可以说是地球气候变化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所代表的未来气候预期，我们不能单纯地看成“大好事”，也不必过分地担忧。

当代的黄土高原

不管温度变化，还是降水量变化，对我们来说更多的应该是挑战，同时也有机遇。未来不管发生好事还是发生灾害，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应对。

我们还是拿植树造林为例：如果没有几十年的绿化工作，那么当黄土高原突然出现大量降雨时，那么出现的将是更多的水土流失，导致大量泥沙淤积黄河，从而促成更大的洪灾。反过来，正因为绿化工作的存在，我们才能将降水量转化为青山绿水的生命力，并且减少洪灾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