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死谏”
“文死谏,武死战。”素来被奉为帝制时代的典范。与战死沙场为荣的“武死战”略有不同,“文死谏”说的是敢于在天子脚下冒死阐述自己的不同政见和观点,并因此而丢了性命。历史上有关“文死谏”的文人忠臣可谓多矣,譬如比干、屈原、海瑞、魏征等忠臣,他们从大局出发,为江山社稷着想,但落得个“因言获罪”,最后以“不得好死”的人生悲剧草草收场。
古代谏官制度源于春秋时期。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雏型之始。战国末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此直谏楚王,联齐拒秦,保家卫国的屈原。后汉设光禄大夫、议郎等官职,掌议论,侍天子,解疑惑等日常事务。后隋改侍中为纳言,唐承隋制,继续设谏议机构,基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政治舆论环境,形成久负盛名的“贞观之治”。几经波折,至辽以后,谏官制度名存实亡。
纵观中国历朝政治传统,从秦时期的“焚书坑儒”到汉王朝的“腹诽罪”,再到明清两朝的“文字狱”,言论管制都尤为突出,稍有不慎便有“祸从口出”的生命危险。钳制异质思维,限制人身自由,在“一家言”的帝制模式下,为官者为明哲保身,要么唯唯诺诺,要么谗言漫天;为蔗者为保小命,要么躲躲藏藏,要么吾皇万岁。据《论语·宪问》记载:“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说的是“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作为展现儒家思想的另一面,在言语与行为之间,孔门子弟更重视言行带来的后果,同样,这也体现了“中庸思想”的一个理论逻辑层面。后来,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泛政治口号,经过历朝的微调,最终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参考文本。
《史记·商君列传》曾云“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邦有道”时,思想言论“兼容并包”;“邦无道”时,“貌言”,“苦言”都以“莫言”收场。诗人屈原直谏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崩,顷襄王听信小人谗言,屈原被流放。流放期间,屈原仍冥顽不灵,依旧尽忠献言,招致龙颜大怒,遂将屈原驱逐出境。徘徊于无奈与绝望间,屈原最终选择投河自尽。在昏君当道,奸臣得势的“邦无道”时代,屈原与大多数人一样,最终成为悲剧的“缔造者”。鸦片战争期间,军机大臣王鼎主战,然道光帝昏庸无能,一味退让,王鼎愤懑至极,最后上吊自杀。王鼎的“尸谏”,企图以死感动道光帝,纠正其错误的对外方针。结果割地赔款,民不聊生。道光帝得过且过,而王鼎却死不瞑目。
关于“文死谏”的示例多如牛毛,而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非嘉靖时的“大议礼”莫属了。据明史记载,当时一百多官员直言进谏,反对嘉靖帝朱厚熜将去世的生父,抬升到与先帝同等的地位,遭到朱的“庭杖”,当然最后看到的是多出了一百多具尸体。再有就是后来嘉靖时的大清官海瑞,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惧强权,不畏奸佞,不怕打压,终其一生,成为那个时代,这个年代的政治素材。
回到直谏本意,“孔子认为“邦无道”时,正直的人可以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未必就要犯颜直谏,自取其戮。子思编著《中庸》一书将其阐述为“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无论“邦有无道”,“危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主流价值体系之上。“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也就是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需考虑到社会整体环境,执政者的施政方针和执政理念,各类派系的政治倾向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模式,作为阐述思想观点的一种传播途径,古代谏官制度的演进,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范本。倘若没有“贞观之治”那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没有“文景之治”那样兼容并包的舆论氛围,提倡“文死谏”便成了难以逾越的道德绑架,而前仆后继式的死谏,亦就成了帝制时代的陪葬品。
(2012.09.19于贵州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