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04：明清时期人口激增，社会繁荣是普洱茶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章节《云南普洱茶》讲的主要是普洱茶历史的发展期，是普洱茶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即将辉煌的阶段。

普洱茶之所以能在明清得到迅速发展，这是和历史进程有极大关系的。

在上一文《好书共读03：普洱茶的历史之萌芽时期》中，可以发现云南茶叶从地区自用到对外贸易的萌芽，以及食用方法由单一粗犷到精致富有内涵的变化，这些都是事物发展的初期表现。

时间不断推进，能量持续积累，到了一定时间就会爆发，产生质变，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终于，在明清时期，普洱茶发展得到了一次飞跃。

看完这一章节，小约在想几个问题：

1、茶叶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什么？产量？需求？经济刺激？

2、为什么普洱茶在明清时期飞速发展？历史赋予其力量，但是具体是那些因素导致的？

细想来，普洱茶从小范围自饮，到对内陆及出口贸易，这是一个产品到商品的转换过程。

既是贸易，其市场的供需关系应该是最大的发展动力，要不怎么现在总在提倡“扩大内需”呢？

回看历史，当时的供需关系和人口的激增的社会发展有关。历史研究表明，明清社会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这对普洱茶在该时期的发展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人多了，经济繁荣了，茶叶这种非刚需的商品才有更大的被需要的可能。

而人口激增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玉米传入我国，万历年间番薯传入我国。这两大高产的农作物，养育了更多的人，这是国家发展的底层基础，也是经济繁荣的根基。

人口增多，国家相对安定，其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加之明清时期我国疆域辽阔，西藏地区一直也是与内陆紧密相连，西藏的需求和内陆的供给，天然搭配，也就衍生了“茶马古道”。

其推导顺序是：

社会动乱结束>>玉米和番薯传入>>人口激增（社会繁荣、经济增长）>>茶叶需求激增（茶马古道产生）>>茶叶发展加速

不禁感慨，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莫名的有种历经世事，看尽兴衰的沧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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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

悠久神秘的茶马古道是普洱茶运输贸易的重要途径，也是普洱茶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茶马互市”的国际贸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

云南茶马古道主要分布在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涉及21个县（市、区）。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西部最著名的国际贸易，深刻影响着内陆和西藏等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关于茶马古道，暂且了解一下，有空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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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发酵茶？

本章节说到“马背上的普洱茶”这个细节，还是挺值得思考的，毕竟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很难对茶马古道时期的贸易生活有所了解，若非书本记录难以想象其难。

这里说的两个细节梳理一下：

细节1：水分（用来发酵）

晒青毛茶本就含有水分，加上为了防止齑碎而洒水潮软，为便于运输而用含水的笋叶包装。

细节2：时间（用来发酵）

人背马驼走山路运茶到总茶店，时间约6~12天；茶马古道的运输大致需要100天。这100多天足够完成普洱茶的轻发酵了。

可以说，马帮出发前和出发后的茶不是同一种了，这就是最初的普洱茶的冷发酵了。

原文这里说到：

“基本完成一个初步的冷发酵过程，由生茶（未发酵）变为发酵较轻的熟茶。”

这说的有些武断了吧，100多天的轻微冷发酵就算是熟茶了？？？

在这100多天里因为水分和时间产生了冷发酵，这个说法值得信服，但是说这就变成了轻微的熟茶，就太牵强了。感觉更应该是现在常说的“转化”才对，而不是变成了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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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杰《云南普洱茶》原文：

(一）普洱茶的发展时期

云南茶叶的发展时期是明代，当时最有名的茶为昆明太华茶、大理感通寺茶和湾甸（今昌宁县内）茶。大路茶有永宁（今宁蒗县）“剪刀粗茶”，车里（今普洱县以西、西双版纳）“普茶”和乌蒙（今昭通地区）的“乌蒙茶”（乌蒙当时归四川管辖）。当时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数“普茶”。据万历《云南通志》：“车里之普耳（明代“普耳”之“耳”无三点水），此处产茶，有车里头目居之。”谢肇涮《滇略》中也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是两条关于普洱茶的最早的记载，对解读普洱茶名称的由来和产地之争有重要的意义。当时普洱茶内销量在天启年间(1621～1627)已达到四百担左右。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政府同意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洲（今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茶引相当于后来的税单+准运证）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云南共发茶引三千引，以税收记，则茶叶入藏数仅为允许出关数的三分之一。吐蕃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老两四十九两。每年注册销量为3000担，约相当于现今150吨左右。

普洱茶经过此后100多年的发展，到1825年前后已是“普洱茶名遍天下。”这句评语是清人阮福《普洱茶记》的起首语，关于普洱茶的一些最流行的说法——对的或错的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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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记》

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极边地，历代未经内附。檀萃《滇海虞衡志》云：尝疑普洱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范成大言，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

李石《续博物志》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李石亦南宋人。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判伏诛，遍历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设分防。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

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素有茶山六处，日倚邦、日架布、日昭崆、日蛮砖、曰革登、日易武，与《通志》所载之名互异。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思茅志稿》云：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当采茶时，先具酒醴礼祭于此；又云茶产六山，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毒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种茶之家，芟锄备至，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或与他物同器，则染其气而不堪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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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篇文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给普洱茶下个定义，到底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最原始的解释就是普洱地方产的茶。这个定义通行于明代，到清代，由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前后普洱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大军过后，兵祸无情，普洱当地茶产量几乎降为零，普洱茶以地名命名的时代也宣告结束。第二个定义指用滇西、滇西南生长的大叶种茶制成的晒青毛茶和紧压茶（通常被称为生茶），这类茶经过长时间的存放有可能变成自然后发酵茶。第三个定义是指晒青毛茶经过后发酵加工形成的散茶和紧压茶（通常称为熟茶）。它的销量比重大，传播最广。其茶叶采摘之后，杀青，手揉，在阳光下晒干，制成晒青毛茶，再经过一种后发酵工艺制成熟茶。这种茶具有醇和、耐泡、陈香的特点。有了阮福前文和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结合它们，将清代以后的普洱茶史解构为神秘的、考据的、香艳的、富贵的等不同侧面，展示其丰富性与厚重的文化积淀。

神秘的普洱茶

普洱茶的历史是迷蒙的，它的起源没有文字佐证，它的产地有着争议，它的工艺随时代而变化，它的运输又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从云南种茶史看，清中期以前，茶叶主要产在滇西南的思茅、西双版纳地区。但直到清顺治十六年前，这一地区都归金齿或车里土司管理，文字记载缺乏，使我们只能从南糯山800多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树推断这里种茶已超过800年，但产量、销售地却很难考证。明朝中期出现“普茶”这一说法，但很多人却忽略了当时普耳山产茶这一重要事实。那时，普耳是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一个仅有贡品往来的土邦）的边境城市，进入车里的路径是从景东经镇沅到普耳。《滇海虞衡志》和《普洱茶记》都以清代普洱不产茶，而普洱既是府制，管理着西双版纳，又是贸易重镇，交易普洱茶的重要市场推断，普洱茶是以集散地命名，这种武断的看法被后世所普遍接受。笔者无意介入思茅和西双版纳之间的普洱茶原产地之争，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倾向于认为普洱茶最初是以产地命名，而普洱茶的声名远扬则得益于作为府制和贡茶与边销紧茶加工地这一优越的条件。

清初由于六大茶山产茶量的增加大批茶商直接在茶山低价收购茶叶，再贩到普洱。商人的重利令官府眼红，商人的盘剥又令茶农愤怒。于是，清政府于雍正七年( 1729)在思茅设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并将新旧商民全部驱逐。赶走了一群狼，官府的盘剥更猛于虎。他们“清戥重称”，“多买短价，扰累夷方”，导致了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的大暴动。清政府为了缓解民怨，不得不于雍正十二年二次下檄，要求茶店官役“按照时价，公开采买。如有不法官役，借名多买，短价压送，扰累夷民……官则立即参详，役则立毙杖下。”“普思诸山，当兵燹之后，地方疲敞，”“十室九空”、“身任地方，应加意抚绥……”。在此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清廷的抚绥政策，茶叶生产有了极大的增长。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属六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由此可对普洱茶采摘和运输时的盛况，见之一斑。

清初，普茶的初制主要是由茶农完成。首先他们将春天最好的茶加工成芽茶、蕊茶、宫廷团茶贡给皇上。随后采摘的茶杀青后在阳光下曝晒，先制成晒青毛茶；再经蒸压成型，制成圆形紧茶。这里有两个工艺细节关系到普洱茶最终的形成必须在这里提及。晒青毛茶工艺决定，是绿茶中含水分最多的。同时在运出产地时要装入竹筐，为防止茶叶齑碎，须在包装前8小时左右喷洒少许清水，翻拌均匀，将茶潮软，这更加大了其含水量。将这种晒青毛茶从产地运出，用人背大约12天，马驮大约6天到当时的茶叶集散地（总茶店），此时，这批茶叶已基本完成一个初步的冷发酵过程，由生茶（未发酵）变为发酵较轻的熟茶。在普洱或思茅总茶店，一部分散茶经挑拣后内销；一部分蒸压成饼茶，每7圆为一筒，外包笋叶，这时为使笋叶柔软也要将其浸湿，随后销往西藏。从思茅经传统的茶马古道普洱---景谷---景东---南涧---祥云---丽江---滇藏线到达拉萨。这条路全程需要100余天，尽管路途遥远、空气干燥、气温较低，但茶叶本身和笋叶中包含的水分仍使这些饼茶缓慢的冷发酵，形成云南特有的大叶种后发酵普洱茶，其独特的陈香和浓醇的汤色尤受藏胞的喜爱。普洱茶的形成，最初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特定的地理、气候原因和特定的运输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当初，这些工艺很难为外人知道，造成了普洱茶的神秘感。有人说它是错误的产物，但这种错误是美丽和功德无量的。

分析《普洱茶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进贡给皇帝的蕊茶、芽茶由于采制精细、包装完善、运输途中又倍加小心，因此是不会形成自然陈化的，仍是绿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洱茶。而贡茶中那些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则随着时光的积聚，其历史的味道将越来越重，以至最先存于北京故宫，后来转到中国茶叶博物馆的150年的金瓜贡茶被众多普洱茶爱好者尊为是“普洱茶太上皇”。当然，太上皇是只能贡拜，不能亵玩的象征物了。清代，藏销茶主要经丽江由阿墩子（今德钦）进西藏或经永宁、木里进入西康。在茶引制度下，销量一直不大。最少时是19世纪70年代，杜文秀起义后年销量不足10吨。这相对于西藏的年需求量6500～7000吨相差甚远。清末，滇茶除省内和藏销外，一部分上品茶销往四川，一部分通过江城经老挝销往越南、泰国和南洋。光绪十五年（1889年）设立蒙自关，沿红河经越南销往各国。其销量最多时有150余吨，考虑走私因素，与同期华茶出口年约5000吨相比出口量所占比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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