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港督说：香港最大的业主是华人
本文选自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简明香港史》
主编：刘蜀永
作者：刘蜀永，香港史专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香港通志》副主编、岭南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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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史前至1997年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领域
十九世纪下半叶，香港商业贸易获得长足发展。但由于受世界经济形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制约，经济时有波动。
1860年代，英国由于割占九龙半岛南端，完全控制了港九间的维多利亚海港，进一步确立了转口港的地理优势；同时，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署后，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增开了十多个通商口岸，为香港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因此，香港对内陆的贸易呈不断增长之势。
进入187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交通和电讯事业的发展，贸易周期缩短，资金周转加快，香港作为远东的海上交通枢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益见重要，转口贸易获得明显的进展。但1873—1875年间香港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萧条，诺顿公司、琼记洋行等老洋行宣告破产，1874年汇丰银行甚至宣布付不出红利。
1880—1890年代，除1880年代少数几年因汇率涨落不定，投机盛行，经济一度不振外，其余年份发展趋势平稳。
以香港对华转口贸易为例，1880年中国内陆进口货值的37.1％和出口货值的21.3％由香港转运。1885年，上述比重分别上升为39.5％和24.4％；1890年，分别为56％和37.8％。香港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1898年，在香港结关的外贸船舶共1.1万艘，总吨位计1,325.2万吨，比1860年分别增长3.8倍与8.5倍。英国在香港转口贸易中仍占优势，但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它表明香港转口贸易对英国的依赖性已经减少，其服务对象趋向国际化。
1899年的维多利亚港（图片来自于Wikimedia Commons）
这一时期的转口贸易，照习惯分为远洋、中国沿海、内河（珠江）及帆船贸易四类。进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中国农副产品（如丝、茶、大豆、植物油、烟草、皮革、羊毛等）、特产（如瓷器）及中国需要的工业品（如棉纺织品、石油、水泥、铅、铁等）。大部分进口货物用于转口。
鸦片仍是进出口货物的大宗，但工业制品所占的比重已增大，本地也有部分工业品如纸张、蔗糖、水泥、缆绳出口，这是与1840—1850年代的商品结构不同之处。
中国内陆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由于贸易不平衡，香港对内陆年年巨额出超。香港可供出口的本地产品甚少，因此，这种出超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出超。但香港处于居间地位，从中获益匪浅。
华人经济迅速增长，到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在商业、转口贸易和房地产业方面已拥有不容忽视的实力，这是本期香港经济的重要特点。
据统计，1876年香港缴纳房地捐（俗称差饷）最多的20人中，西商占12人，华人仅8人；1881年年纳房地捐最多的20人中，华人增至17人，西商仅怡和洋行等3家。
1880年港督轩尼诗报告说：香港最大的业主是华人，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港府税收的90％由华人负担。
港督轩尼诗（图片来自baike.com）
著名学者王韬也说，“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足见华商在香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
面对激烈的竞争，从1870年代起一些号称“商业大王”的大洋行不得不考虑调整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向，开拓新的领域，把业务重点从产品交易逐渐转向航运、金融、工业以及服务性行业。到1880年代末，西商的投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生产性投资及借贷资本的输出有较大增长，昔日的“商业大王”已转变成新的财阀。
这是十九世纪后期西商的一大特点。香港较大的企业，如造船、电力、煤气、水泥、制糖等，都掌握在为数不足一打的大洋行手中。
以怡和洋行为例，到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与它有资本关系的企业已增到二十余家，其活动范围不仅包括流通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涉及不动产与制造业。此外，怡和洋行还积极从事对华政府贷款。1884年中法战争前中国的一些大型借款，几乎都是由它与汇丰银行等贷放的。
为加强对华铁路实业货款，1898年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合组了中英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