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唐诗解读——杜甫之《后出塞五首》（其一）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注：

旧丘：家乡。

蓟门：在今北京一带，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

闾里：里巷中的邻居。

道周：道旁，路边。

斑白：指头发花白的老人。

庶羞：指很多的美味菜肴。

吴钩：春秋时吴国以冶炼兵器著称，善铸钩，后世遂以吴钩比喻利剑。

解读：

这组诗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叛唐时所作。

安禄山在渔阳以边功邀宠，唐玄宗曲意徇之，对其优渥有加，遂志益骄而生反唐之意，遂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于天宝十四载起兵，朝廷在东部如集兵丁，前往蓟门平定安禄山的叛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杜甫创作了《后出塞五首》，明白这首诗的前因时，再联系之前介绍的《前出塞九首》，我们不难发现，《前》诗更多是着力批判揭露唐王朝穷兵黩武，用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话来说，就是：“《前出塞》出于迫于官遣，其情蹙，故就苦一边形容。此志在立功，其气豪，故转借乐一边翻出，境界迥然不同。”

毕竟战争考验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战士们的勇气，同时也激发着人们的入世热情，陶冶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宗白华先生说：“那士兵们既已出塞，看着那黄沙蔽日，塞外的无限荒凉，展开在眼前。当着月儿高高地照在长城之上，飒飒的凉风扑面吹来，此时立在军门之前，横吹一曲短笛，高歌一曲胡笳，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弱者，也会兴奋起来，身上燃烧着英雄的热血，想着所谓'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了！”

杜甫的这组诗实则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求，这是盛唐时期文人对人生的共同期待，在国家危急关头，正是男儿表现、实现人生期许的好机会，清代学者浦其龙在《读杜心解》中这组诗文本字里行间流露出情思，做过这样一番揣摩：“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这是完全合乎诗人主人公心境的。

全诗一开篇——“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这样的豪言壮语，是盛唐时代全社会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氛围的体现，也是整个国家空前强盛的国力和时代社会心理的体现，而这正是令后世一直追慕、向往的治世之音、大唐雄风、盛唐气象。

接下来的四句——“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诗人着意摹状主人公内心的激越之情，既然已经应征入伍，要前去蓟门征战，只要军队一出，我们即可出发，不能有片刻的耽搁与停留，所以要趁着军队尚未出发的间隙，抓紧做好一切准备，于是就有了“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的忙乱，这里实则是诗人化用了北朝民歌《木兰辞》中的诗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正是通过一连串的行为来表现主人公希望出塞立功的强烈渴求。

就在奔赴前线的前夕，左邻右舍前来相送，亲戚家人拥道相别，家里的长者坐在上头，给我进酒献食，为我壮行，更为我祈祷祝福，希望我能在战事结束后平安归来。这种场景极具生产化气息，也完全是自然的人之常情，所谓“物情小可念，人意老多慈”。然而就在诗中那位年轻人却对此并不挂怀，最让他激动不是什么美酒佳肴，也不是家人的叮咛嘱咐，而是主人公少年好友的赠别之物，这些年轻后生们在好友离别之时送去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对着即将出现的人，心有契会地“含笑看吴钩”，这一看一笑之间，道出了征夫的心声，也照应了全诗的开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使得全诗前后响应，充盈着一股强烈的英雄之气。正如浦起龙认为末二句是“结语肉飞眉舞，恰与'及壮封侯’对照”。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