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基阁||我和她——写在金婚纪念日 / 开普饭

我和她

——写在金婚纪念日

石基阁

五十年前的今天，我们俩结婚了。那是个杏花盛开的季节。惠风和畅，阳历四月廿四，阴历三月十九。这是双方父母选定的日子。我和她是当天上午去公社登的记。没用照片，只带了户口本和介绍信，公社文书问女方来了吗？我用手指了指站在十几米以外的她，于是便领到了一张盖有公印的登记证。

那天，她一大早从家里骑自行车自愿来的，路程有三十里还要趟过一条没膝深的大河。后来才知道那个工作人员姓南，当时一点也没卡我们。我用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就算名正言顺了！

那时候，婚礼是没有什么仪式的。没有鲜花礼仪，没有锣鼓鞭炮，没有伴郎伴娘，更没有主持人。唯一的高音是大锅下拉风箱的呱哒声。

她家送亲的能有七八个人，乘坐的是生产队里的大马车，那可是权势的象征，那个档次真令村里的老人啧啧称赞。当然了，她爹是生产队的正队长，拥有大马车的出行权！

遗憾的是，她的父母一大早送别唯一的独生女儿，喜极而泣，并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那时的老规矩，女方父母是不能出席女儿的婚礼的。

我方也都是本家族的全体人员，还有几个近邻，十九中贫宣队的老许头也来了。当时的民风不时兴随份子，外来的人也不多。就算有几个随礼

的只拿2元线。可别小瞧这2元钱，那可是中小学生一年的学费啊！

婚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也不需要我和她站在一起，更不用讲半句话。大概是我父亲说，大家开始吃了，仪式就算正式开始了。

宴席是自家做的。照例是八大碗，所谓八大碗，就是用租来的白瓷碗装八样菜，其中必有的是油炸面丸八块，每人两块。凡是参加婚礼的被当地人说是去吃油丸。记得那天宴会最吸引人的是一碗炸青天蓝的小魚。那真叫美味！

邻居中的女人大都用手绢打包带回家。他们主要是喝羹汤。当有几个邻居老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婚宴就算结束了。

文革时期，村子里没有歌厅舞厅，也没有任何其它休闲娱乐之处，村里村外虽春意盎然却沉静肃然，一切都毫无声息，直到下午一点，才能隐约听到远处大队部的高音喇叭传来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熟悉歌声。

晚上自家人围坐吃完中午留下的八大碗之后。我和她的婚礼就算彻底结束了。

多么简朴干净利索又不落俗套的一场婚礼！

那个特殊年代，青年人恋爱结婚好象与革命与信仰相悖，尤其是婚礼，是万万不可大操大办，小心被革命了！

革命年代，革命是必须的。她的父母从没提过彩礼。婚前，准婆婆给了她100元作为聘金，她收下了。当时，她的嫁妆真够豪华的。有四铺四盖，即四床被四床褥子，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还有一块大上海手表，这兴许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嫁妆了。

我父母在对面东屋收拾了一间房，找木工打了个小矮柜和一个木躺箱，给我做了件卡其布的中山装，这些就是我为她准备的一切了。

她没有穿婚礼服，也没有置办象样的衣服，那天穿了件她妈妈结婚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大襟衣服，还算鲜艳可体。

那些年，一色蓝黑白黄红，哪里还有时尚？时尚是什么？没有人追求那玩艺儿！

我和她结婚时都是二十四岁。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快乐。她和婆婆家的七口人一起生活了八年，从未同婆家的任何人红过脸。在农村，她生了两个女儿。七八年进城后，他在一0一中学一直干到退休。其间曾获得大连市优秀教师，辽宁省优秀班主任称号并受到省市领导的接见。

我受聘进城后从事外语教研工作多年，后又从事政府及乡镇工作，多年在乡下，她自己带孩子，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現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亏欠她了。婚前没请她吃过一顿饭，没陪她看过一场电影。没陪她去过一次大连，更没有给她买过一样纪念品。也从来没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她说是我把她泡来的，我真不知道她当初是什么想法。

当年，连个照相的人都没有，整个婚礼没留下一张照片！我和她都知道，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隆重的时刻。但真的没办法，留下的只是单单的回忆。

她中专毕业，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当时嫁个大学生或者军官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她却嫁给了我。她可能当年是吃错了药，懵了吧，这大概就是缘份。她多年以后还提及此事，大有抱怨之意。我只能说可以现在补赠并解释说那时是文革时期，没有什么可买的。有时还向她吹嘘说，当时是我的战术，叫空手套白狼，是策略。

说实在话，那时是有心没有钱。我的工资是每月31.5元，每月交给父母30元，剩下1.5元我自己支配。真奇怪，也没觉得缺钱用。唉，日子就这样熬过来了！多年以后，我曾问过她，嫁给我，曾历经年轻时的艰难困苦，你后不后悔？她反问我说，你后悔了？晚了！她说，当年有人把她介绍给水前屯的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姓刘，她没看。她说她信命，随缘。

时光荏苒，五十年过去了，我和她都已步入老年。现在，两个女儿女婿也近五十了，他们都事业小成，家庭和谐幸福，两个外孙都考上了大学并选择了他们喜欢的专业。

岁月斑驳，感谢她为我与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我们一起风雨同舟走进了桑榆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