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梁漱溟：为人要堂堂正正 “不贪”是根本
祖父梁漱溟：为人要堂堂正正 “不贪”是根本
■口述梁钦宁（梁漱溟孙子）整理本报记者龚丹韵
梁钦宁是儒学大家梁漱溟的孙子，爷孙俩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了解的梁漱溟，不只是隔着书本的那位大儒家，更是亲切的祖父。梁钦宁在上海图书馆发表演讲时，饱含深情地聊起祖父。
他说，梁家的家风是“宽放”，全然信任孩子，尊重孩子，让孩子去走自己的路。
人物小传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家书
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意宜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为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
解读
祖父一直对我们讲人不能贪。
“不贪”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比如我堂哥钦东通宵夜读，按理说读书是好事，但祖父说，这也是不可取的，也是“贪”。祖父自己吃得非常清淡，每餐七分饱。有一次，祖父一个人带4个孩子出去玩，当时我最小，只有4岁，最长的11岁，下馆子吃饭，祖父给我们4个孩子总共就要了2两米饭。他认为，小孩得病都是吃饱了撑的。七分饱，吃得慢，有节制才好，美食同样“不贪”。这点上，我自己的修为也不够，好吃的总忍不住多吃两口，可祖父能做到，他不管好吃不好吃，吃几筷子就停下。
——梁钦宁
枕着梁启超丛书睡觉
在孙辈之中，祖父给我的题字最多。有录自诸葛亮的，有取自《易经》的，有出自《孟子》的，可我最喜爱的是这样一句话：“我愿你成为有思想且又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这句话出自祖父自己的著作 《中国文化要义》，这句话也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祖父梁漱溟本名梁焕鼎，1893年重阳节那天出生。我们梁家是元朝宗室忽必烈汗第五子的后裔。明朝时朱元璋打来，我们迁徙到河南汝阳，古称梁地，所以以梁为姓，后来又迁徙到广西桂林。我们家有蒙古血统，而我爷爷的母亲是大理白族，我们家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大家庭。
祖父梁漱溟幼时受他父亲梁济影响很深。此外还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彭翼仲，他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报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彭翼仲因为办报得罪了清朝政府，被发配新疆，当时有上千人送他，还有人愿意陪他一起去新疆。七八年后，彭翼仲又回来办了《启蒙画报》，那是一张彩色画报，对祖父的影响很大。
另一位影响祖父的人是梁启超先生。彼时梁启超已经流亡日本，但他的丛书合订本从海外流入，祖父非常喜欢读，买了有五六百万字之巨，爱不释手到每晚都枕着梁启超的丛书睡觉。
现在大家认为梁漱溟是国学大师，然而祖父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与国学没有太大关系。曾祖父没有让祖父去私塾，而是找了一位老师来家里，一开始也就读 《弟子规》《千字文》。清朝末年，祖父上的是北京第一家西式小学堂，学的是英文字母abc，后来因为义和团来了，学业中断，他小学一共上了四家。
祖父的中学是在顺天中学堂读的，那所学校也有洋讲师。可以说，20岁之前，祖父没有接触过四书五经。但祖父说，从十四五岁起，他就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后来他一直研习佛学可能与此有关；另一个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贯穿了祖父的一生。
替孔子说个明白
社会上经常传言，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考大学失败，结果却受邀来北大教书。这不是真实情况。
在顺天中学堂求学时，祖父同班来了一位革命党人，长他几岁，他们之间会有思想交流和碰撞，可能受此人影响，祖父加入了京津同盟会，接头地点是一所小卖部，他们甚至准备了手枪炸弹。但还没动手，辛亥革命成功了，这件事不了了之。
中学毕业后，祖父到《民国报》出任记者编辑，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当时总编辑叫孙炳文，后来经周恩来总理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于1927年在上海龙华牺牲。正是孙炳文给我祖父取了笔名“漱溟”。从此，祖父以“漱溟”行世。
《民国报》改组后，祖父不去上班，每天在家钻研佛经，从那时候起，他产生了出家的想法，但是父母在，不同意，事情没有成行。有一次，祖父送妹妹去西安，顺便去白马寺拜访，一位和尚告诉祖父，有人借了佛经不还，祖父十分气愤，就找到当时的名记者兼律师的黄远生请他出主意，从此俩人有了交往。此后，祖父写出了《究元决疑论》这篇长文，刊登在《东方杂志》上，轰动一时。
长文发表后，蔡元培先生看到了，便邀请祖父来北京大学教书。1917年1月4日，祖父拜访了蔡元培，此后他就成为印度哲学讲师。所以说，祖父确实凭着中学学历登上了北大讲台。但他并没有考过大学，也无失败一说。
当时的北大，已是一片批孔之声，祖父并不认可，他对蔡元培言明：“我来北大，就是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然而因循守旧，祖父也觉得不行。中国文化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祖父思索得很痛苦。祖父欣赏新派，只是不赞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通盘否定，但他也不认同旧派，结果他只能自成一派。
通过文章，祖父结识到很多大家，梁启超、林宰平、蒋百里等。有一次，祖父写文指名道姓对熊十力的观点予以痛斥。没想到之后，祖父接到熊十力寄来的明信片，上书：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错。夏天我要来北京，可否一叙？
1919年夏天他们真的在北京见面了，从此结交，成为一生的朋友。熊十力为人狂放，与祖父性格迥异。熊先生一定要吃肉，每天不少于半斤，祖父却喜爱吃素，两人能成为一生的好友，十分不易。
祖父在北大的另一位好友是李大钊，他去李大钊办公室从来不提前打招呼。李大钊遇害后，祖父发现棺材破乱，于是邀李先生的好友一起集资买了一副好棺材。上世纪30年代，祖父会同李大钊的友人又集资购买了万安公墓。祖父一直认为，自己是得到北大培养的人。
这个世界会好的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终于让祖父放弃出家念头。那就是我的曾祖父梁济1918年投水自尽。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恶劣，军阀争权夺利，不关心国家命运，曾祖父对国事非常关切，决定用自己的死影响世人。曾祖父的人生理念，也影响了祖父梁漱溟。
曾祖父准备死准备了很长时间。他留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1918年11月，快要过60岁生日的曾祖父问祖父：“这个世界会好吗？”祖父脱口而出：“会好的，我相信世界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曾祖父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他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这就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后的回答。
从此，祖父放弃了出家念头，回到世间。他翻阅《论语》，发现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而“乐”出现好多次。儒家的这些思想深深吸引了他。
有一次，诗人泰戈尔受邀来中国，徐志摩是翻译。徐志摩对泰戈尔推荐，想了解中国的孔孟之道，一定要听听梁漱溟的说法。于是徐志摩陪同祖父去见了泰戈尔。泰戈尔一开始认为，儒家思想让人唯唯诺诺、四平八稳，不可取。祖父说不对，《论语》里提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儒家欣赏的是敢作敢为的真性情。
“主动让孩子瞎撞”
祖父梁漱溟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想可以用两个字：宽放。他从不会强加干涉子女后人的决定，而是让我们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
我从小和祖父在一起生活。祖父一直吃素，所以口味非常清淡，而我老是嫌味道太淡，往菜里面倒酱油。祖父当时看着我，没说什么。直到有一天，他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上海一家出版社的书，书还折了角。只见祖父打开折角的地方，翻开给我看，还用红铅笔将题目勾勒出来。书里的标题我至今都记得：《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
他不仅对我如此，对父亲也是如此。据说我父亲在读小学时，考过人生唯一的一次不及格。成绩单寄到家里后，祖父看了看，一个字都没说，就把成绩单交还给父亲。我父亲就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之后，父亲好好复习补考，考了很高的分数，而那一门后来成为父亲学得最好的一门。父亲也从此再没有考过不及格。
我们家家风一直比较宽放。“主动瞎撞”这是祖父描述曾祖父放任他的原话，提倡让人在试错中成长。对我、我父亲、我叔叔，祖父从来不强求，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父亲考了好几所大学，不想上了就换一所，祖父也没说过什么。
我1988年大学毕业，当时是分配工作。父亲已经为我找好工作，去一家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当时要去珠海出差三个月，让我在家先休息三个月待命，而我当时喜欢上了摇滚乐，去找崔健玩儿了，迷恋摇滚乐迷到了不想上班。音乐和我学的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家里没有人指责我。母亲只是提醒我一句：“要不你先考个律师证吧。”再多的干涉也没有了。
我们全家对孩子的教育都是宽放，尊重个性，尊重个体生命，他的路让他自己去走。
“你喜欢就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迪斯科舞传到中国，它强烈的节奏、自由奔放的舞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也不例外。花了10元钱报了一个学习班。当时10元是很贵的，几乎是花了我的血本。记得一个夏日午后，我来到祖父家。祖父午休过后，正在客厅里踱步，我放下书包，来到祖父面前，给他演练我新学的迪斯科舞。我伸臂蹬腿，左摇右摆，臀部剧烈扭动。
舞毕，我便问祖父：“爷爷，喜欢吗？”其实我内心知道，祖父对我们这些小孩的玩意不会感兴趣，但我还是想从他口中知道他对我们年轻人行为的看法。那个场景我至今记得清楚，祖父戴着瓜皮帽，架着一副眼镜，他用左手扶了一下眼镜，对我莞尔一笑：“你喜欢就好！”随后踱步而去。
祖父的回答令我很意外。因为在那个时代，与我父辈、祖辈年纪相近的大人们，对我们年轻人喜欢这种舞蹈颇多非议，无法接受甚至厌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而当时，祖父已经93岁了，却依然很开明。他懂得，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的喜好，即使不理解、看不懂，也要互相尊重。
有一回，祖父买了一本小册子。他把书皮包好，封面写上书名：《青春期卫生》，拿来给我哥哥、堂哥读。祖父很细心，特地在书里写了一张小纸条：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的注意上选择，也不必挨次序读。随着遍数增加，慢慢就通畅了。祖父还注明，先给我哥读，堂哥后读，特别嘱咐了一下。这就是他教育的体贴之处。
我哥后来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有时候也用到我祖父的理念，那就是“相信孩子，全然地相信”。他的女儿、我的侄女，从小到大一个补习班都没上过，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
当时有一位朋友向我哥咨询，说儿子5岁，要做牙科手术，医生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孩子捆着不动，还有一种是要打麻药，但可能对身体有伤害。这位朋友就来问我哥：“梁老师你说怎么选？”我哥就回答：“你可以去问问你儿子，看他自己怎么选。”结果出乎意料，他儿子的选择是：“我不动，也不要打麻药。”
手术做完后，这个小男孩一下手术台，就对他父亲说：“告诉梁老师，我没有动。”这就是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这样的孩子等长大后，也能学会自己做决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一生很少生气
祖父是在我24岁时去世的，在我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我从未见过他生气或发脾气。有人问我梁漱溟活到高龄，有什么长寿秘诀，我觉得和祖父自身的修养有关，其中不生气是很重要的。
比如“文革”时，家里梁启超、蔡元培的信，齐白石的画等，或被充公，或被付之一炬，祖父从不动怒。他当时是什么心态呢？我曾充满好奇地当面问祖父：“爷爷，当时您生气吗？”祖父回答：“不生气。”如此简单，只有三个字，简直难以置信。我立刻追问：“为什么？”祖父略带笑意答道：“他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呀。”寥寥数语，反映了祖父在面对人生坎坷时，态度是如此平和宽容。他把所学的道理真的融化在自己的生命里，不迁怒、不贰过，宽恕这些孩子。他讲：“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这就是他的理念。
我唯一一次见到祖父不快，是这样一件事。
祖父常用毛笔写书信，虽未研习书法，但日积月累自然也写得一手好字。因他是文化名人，上门慕名求字者众多。家人怕他劳累，常劝他少写一些。可他总是尽量满足来客的请求。
一日下午祖父午休，家里来了几个外地客人登门拜访，我把他们让到客厅等候。稍许我祖父从卧室出来，与客人打招呼。寒暄过后，客人道明来意，请梁老赐墨宝，同时说了许多恭维的话，什么“梁老是当代的伟大书法家”等等，此时祖父正在取纸笔，闻听此言，十分不快，用手轻拍书案，“啪”的一声，厉声呵斥道：“轻看我！”客人和我都被祖父严厉的态度震慑住了，呆若木鸡，室内静得出奇。但最后，祖父还是给他写了。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8年5月，祖父临终前一个月，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对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我是亲眼目送祖父走完了他人生路的最后一程。1988年6月22日夜，我独自守候在北京协和医院祖父的病床边。祖父的病情还算平稳，我打水给祖父擦拭身体，他很安详地睡去，这一夜很平静。可是第二天清晨，就在我即将离开准备去学校时，祖父突然病情危重。我急忙喊来医生护士进行抢救。医生诊断后，立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马上通知了父母和家人。
最先赶来的是我堂哥钦东。这时祖父的病情加剧，开始吐血，进入昏迷状态。抢救室内只有我和钦东两个亲人，祖父忽然从昏迷中清醒，挥手要小便，钦东急忙把小便器拿过去，为祖父接尿。祖父微微睁开双眼吃力地说：“我很累，我要休息。”
祖父把生死看得很明白，去世前几天曾亲口和我父亲说道：“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他认为自己寿数已尽，别无所求，愿意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我很累，我要休息。”这句话成了祖父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6月23日11时许，祖父平静而安详地走了。
我父亲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把祖父自述自传类的文章整合起来，做了文录。祖父晚年对我说，自己是一个拼命干的人。他不是一个甘于坐而论道的人，他需要行动。他谈到：“不要称我是思想家、哲学家，你就说我是一个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就好了。”祖父后来放弃北大教职，就是为了改造中国教育。他最终落脚到山东做乡村建设，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基层的东西还在乡村，需要靠乡村的改造来实现社会的改造。
祖父一直是位实践者，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这些后辈。
“家书”，讲述你的记忆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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