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隐性病”:巩固脱贫有隐患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重点工作转变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半月谈记者在多个脱贫地区采访了解到,各地压紧压实责任,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但也有少数地区的干部群众反映,当地存在基础设施虚有其表、产业项目虎头蛇尾等“隐性病”,为巩固脱贫成果埋下了隐患,亟待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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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隐性病”
一是部分基础设施虚有其表。各地道路、电力、通讯建设比较扎实,反映问题集中在厕所。在华北地区一个易地扶贫安置点,多名贫困户曾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刚搬进新房不久就发现,下水道堵塞严重,导致厕所无法使用,这家的污水会从另外一家翻涌出来。在滴水成冰的天气,多数村民不得不到村口公厕方便,一些老人和小孩因此受冻感冒。还有群众说,家里的洗碗水都要端到公厕去倒。
二是部分饮水工程成摆设。群众反映,或因为缺乏水源,或因只建不管,水龙头成了摆设。半月谈记者此前在中部某省一个贫困村采访时,多户群众反映自来水通了后不到半年,便进入断断续续来水状态,后来则干脆长时间停水。村民找到乡干部,乡里反馈称这些村民家地势高,自来水无法到达,可以到村部后院挑水。但是村部后院有时候锁门,村民要么到邻居家借水,要么到3公里之外的山泉拖水,或者自己花上万元打井取水。
三是部分产业项目虎头蛇尾。中部某省一个贫困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发展了蔬菜产业,还与当地一家大型零售企业签了长期供销协议,基本解决了销售问题,部分贫困户因此享有土地流转费、务工费、产业分红等,一度成为当地的“明星项目”。但是,在完成脱贫后,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利润偏低,这300多亩蔬菜基地“关门”了,分红也没了。类似情形不是个案。
四是部分扶贫岗位难以为继。多名群众反映,一些产业扶贫项目发展不好,相应的就业岗位也难以保障。在西部某省的一个扶贫车间,车间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地处山村,交通物流成本高,人工成本也不低,企业效益并不好。他说:“当初政府引进项目时,承诺的房租等减免事项在脱贫后取消,政府协助销售到今年6月也将取消,到时候20多个脱贫户的就业可能会成为问题。”
五是部分金融扶贫项目只有短期效应。一些群众反映,有的金融扶贫项目没有真正与群众联系起来,被用成了应付脱贫的救急手段,短期效果立竿见影,长期来看却没有帮助贫困群众挖掉穷根。东北一牧业公司利用针对贫困妇女的小额贷款政策,为20多户贫困户贷到100多万元,贷款期限为两年。这笔信贷资金以入股方式投入企业,贫困户年最低分红比例不低于入股资金的10%。多位群众反映,贫困户确实得到了两年分红,但贷款还上后,脱贫户既没有学到技术,也没有发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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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实不细
广西行政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凌经球认为,脱贫攻坚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不过,少数地方确实有一些隐患,值得警惕。多位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这五种“隐性病”将对巩固脱贫成效带来直接影响,问题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凌经球说,主观原因是一些地方在脱贫时工作不够扎实,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视不够。云南大学教授金子强认为,这些问题暴露出部分地区工作不细不实,少数干部在脱贫工作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脱贫结束,相关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忽视民生工程建设,忽视产业接续发展。
金子强说,客观来讲,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能力素养存在短板,难以支撑部分扶贫项目的维持和发展。上述曾拥有蔬菜产业这一“明星项目”的中部某脱贫村村支书说:“蔬菜基地其实已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但由于缺乏人才,留守村民对管理和市场不太懂,渐渐就经营不下去了。”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认为,一些问题源头在上级,不能一味将板子打到基层干部身上。以安全饮水为例,不少山区居住非常分散,有的西部农村水源稀缺,饮水工程建设成本高,维护成本更高,如果上级只提要求,却不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基层是难以管护到位的,必然会出问题。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说,有的上级部门对基层的考核评估主要以呈报数据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有的部门和干部对上负责多、对下负责少,不深入基层和实际,工作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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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对症下药
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群众认为,这些“隐性病”虽然还较为零星,但须及早重视,对症下药。
首先,思想上不能松懈。凌经球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当下脱贫地区,尤其是处在一线的县、乡党委政府,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只要扎扎实实按照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把工作做实做细,就不会发生大面积返贫的问题。
其次,在巩固脱贫成果过程中,不降低标准,从严从实谋划衔接工作。金子强建议,要聚焦重点领域的关键项目,持续抓好产业发展,让群众有持续增收的产业项目,对包括饮水安全在内的基础设施需要持续管护,不能重建轻管。上级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反馈机制,将常态化监督和随机监督相结合。
第三,在工作措施上,要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凌经球说,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广西贺州市平桂区自2019年开展扶贫监测工作以来,解除返贫风险754户3355人。这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来源:《半月谈》2021年第9期
半月谈记者: 周楠 王建 杨静 | 编辑:徐希才
责编:郭艳慧
校对:秦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