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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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法国巴黎仍然是西方时尚文化不断翻新的文化中心，存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不断翻新。1968年的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直接导致了西方传统教育模式以及理念的瓦解，是西方文化思潮变迁的分水岭，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结构主义也作为当代哲学。而发端于西方的当代艺术，也是在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以及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杜尚的《泉》开启了当代艺术的起点。在这个领域以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为代表人物。被称作“20世纪法兰西尼采”的福柯，在当代法国思想发展中，更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在福柯去世之后，其思想影响方兴未艾，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深远。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宣布：这个世纪将被称作“福柯时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大师哈贝马斯说：“在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尤其是福柯在艺术创作中所主张的无序性，解构性，消名性观念在西方当代艺术领域被普遍接受与推崇。无序性在德国艺术家里希特的艺术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他的艺术观念是对结构主义现代美学的全面反动，也是对现代艺术观念风格图式化,艺术价值一劳永逸倾向(艺术的经典思维)的否决。因此，美国概念艺术家科索斯对里希特的判断是：里希特不是一个好画家，但却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1984年6月25日，58岁的福柯因艾滋病死于法国硝石库医院。在福柯去世后的三十年间,关于他思想的研究一直在继续。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影响。主要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这个人自杀、吸毒、同性恋、尝试SM、有许多风流韵事、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他的哲学里充斥着思想史上的边缘问题：监狱、疯癫、刑法、性欲;这个人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知识考古学、谱系学、话语—权力;这个人的思想辐射力遍及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政治、艺术、法律……他的相貌甚至也与老成持重的思想家们不一样：满脸邪气、眼里放出精光。在有关福柯的记录中，詹姆斯·米勒的《福柯的生死爱欲》是比较出色的，属于“为纪念米歇尔·福柯而记述的一种哲学的生活”。关于福柯的戏剧性人生，伴随着他的著述和个人生活。

1958年，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计。福柯从很早时候起就是同性恋，对此他倒不加掩饰，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位老兄显然够得上“风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该书中文版名《疯癫与文明》)。

勃鲁盖尔《杜尔·格里特》局部

“在勃鲁盖尔(Bruesnel)的画上，在卡尔瓦里，人群围在基督身边，而麻疯病人与他仍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永远是在爬向卡尔瓦里。他们是罪恶的神圣证明。他们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并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透过一种与善行和祈祷相反的、奇异的厄运的作用，麻疯病人被没有伸过来的手所拯救。将麻疯病人遗弃在门外的罪人却给他打开了通向天国之路。”这是中文版《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对老彼得-勃鲁盖尔作品的分析。福柯在书中不仅对勃鲁盖尔作品有论述，也对博斯、戈雅、丢勒等等在西方绘画史上的其他大师作品进行了分析。即便在他关于艺术不多的论述中，福柯集中论述绘画的文字主要在三篇作品中，张中博士认为：第一篇是对《宫娥》的细腻、神秘而繁复的评述(1966);第二篇是对马格利特《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分析(见其同名文章，1968);第三篇是对马奈(Edouard Manet, 1832—1883)绘画的一个讲座稿：即，《马奈的绘画》(1971)。其中第一篇曾单独发表，后收入《词与物》;而后两篇也都曾以单行本印行。作为福柯对绘画的主要著述，这三篇文章表达了他的艺术哲学理念。可以说，福柯正是通过这三篇文章传达了他的艺术哲学思想;同时也使其与自己的哲学和美学互为表里、相互参证。如果说前两篇福柯谈论的是词与物(或语言与意象)的断裂之问题;那么，关于马奈的评述则显示了福柯试图构想一种“自由空间”的努力。然而究其实，它们谈论的是福柯一直迷恋的和渴望的一种体验：“看”与“说”、“可见”与“可述”的秘密。

丢勒1498年作《启示录》插图15幅，木刻版画

福柯对艺术的影响是潜在的影响，当代艺术家并不是直接把福柯的思想应用于作品的创作。毕竟哲学或者社会学与艺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因此他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隐形存在。他的思想渗透和影响的其他思想家和学者，进而影响着当代艺术的策展人和批评家，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艺术家因而间接地与福柯产生关联。

中国批评家谈及哲学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趋势认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介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艺术行为和社会行为结合到一起，这是趋势。所以艺术特别需要观念，需要人文学科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在艺术界开始复兴的原因。”虽然在福柯著作的整体体量中提及绘画的部分并不多，但福柯的著作行文用词华丽极富文学色彩，并且情绪饱满，他的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和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没有哪位哲学家的著作会像福柯的《词与物》那样一经发行便成为畅销书，即便人们不见得能看懂他所表达的哲学思想。福柯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著作首先是被艺术家和作家阅读，并且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反响，如作家布朗肖以及巴特等都对他的哲学兴趣甚浓。

在《词与物》的第一章福柯分析了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兹的代表作《宫娥》。福柯在解读这幅画时提出了其“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即：可见与可述之关系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民安教授说：“他写好这本书之前已经把那篇文章写完了，后来听从编辑的意见把《词与物》中《宫娥》那一章放到书的前面。也因为这本书第一章是谈《宫娥》这幅画，以至于福柯这个书热销，实际上这个书热销跟这个画的解读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出来几千册一下就完了一年印了十几次销量非常大，对于法国人福柯的书都变成时髦物了，海滩渡假都拿这本书，没人看得懂，后来有人分析因为第一章是讲画，讲画的哲学书很少，他讲艺术相对文学而言是讲得少的，他讲文学讲得多。”

那么，福柯何时开始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福柯著述的译者如何看福柯?

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的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北成回忆自己最早听到关于福柯的介绍，是1989年杜任之先生在北大讲后现代主义。从刘北成教授的介绍中得知，杜任之是一位老共产党员，1928年受党的委派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和兵暴”工作;杜任之1929年到德国留学4年。1933年回到上海后，即被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到山西策动抗日工作;原来可能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做过阎锡山的地下工作。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这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前人的功绩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在文革以后担任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会长。可能是社科院最早带研究生的。

委拉斯贵兹(Velazquez)的古典名画《宫娥》

刘北成教授认为早期国内对福柯的研究，并没有作为一个很突出的任务，只有在介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些流派时会提到福柯。刘北成教授在1986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带回了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后，开始着手翻译。1989年后社科类的书，尤其是引进西方的书，几乎就没有市场。所以刘北成教授翻译的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由于台大社会学系叶启政先生受北大邀请，每年夏天到北大来讲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刘北成教授得以认识了叶启政先生后，叶启政先生就介绍台湾桂冠图书公司的老板到北京来，因为桂冠当时是要出版一套当代思潮丛书。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刘北成教授说：“199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的老板听到，我有一部福柯《癫狂与文明》的中文手稿，惊喜若狂。他说他们正在找译者，然后拿出一个100多本各学科的庞大书单，说只要是福柯的我们都要。我说《规训与惩罚》我也愿意翻译，他说太好了。《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这两本书就在1992年的时候同时在台湾桂冠出版了。”

福柯著作《不正常的人》的译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钱翰博士，在翻译的过程中接触到福柯特殊的观念，感到很兴奋：“我觉得福柯恰巧既不属于完全是搞科学的那种静态的那样一种研究，他又不是这种先锋的艺术家，但是他又对现实的影响，我觉得他对现实的考察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福柯思想到现在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他的革命性，他不是一种简单的靠直觉的，凭感情，靠同情心来一种革命思想对这个社会进行一种批判，他又不是说融入到所谓的纯客观的科学考察这个方面陷入到的问题。这个是福柯思想的一个魅力之所在。”目前，钱翰博士正在与其他人合作翻译《安全、领土与人口》及《说实话的勇气》。

人之死

在整个六十年代，福柯研究临床医学是如何诞生的，研究知识话语的考古学，在《词与物》中，发掘历史的间断性和可能性，提出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展开是无先验主体的，是匿名的，是无身份的，从而提出了“人之死”即“主体之死”的理念，与尼采的“上帝之死”遥相呼应。正是这一系列知识上的贡献，奠定了福柯在西方思想学界的地位。刘北成教授认为福柯的《词与物》中“人之死”这句语录似的话，讲的是17、18世纪西方所建立起来的人的概念失效了，人既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又作为一个认识的客体的这样一个概念已经失效了。由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还有结构主义等等发展之后，阐述人并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潜意识控制了人。那个结构性的系统控制着人，所以后来他还讲过一个名言：“不是人说话，是话说人。”人被整个语言系统控制，语言结构已经决定了人说什么样的话。

在《词与物》开篇，福柯分析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兹(Velazquez)的古典名画《宫娥》。福柯在60年代写了一段重要的评论，是关于《宫娥》的。写了这段评论之后，美术史基本上都要参考福柯的看法，福柯这篇文章是单独写的，1966年出版《词与物》的时候，把这一章放在书的前面， 福柯为什么把《宫娥》放在第一章呢?汪民安教授说：“这一章就是讲17世纪欧洲认识论，欧洲的知识论和欧洲的知识型，它的特征在现，他认为这张画可以体现欧洲的人文科学，和欧洲的所有当时的人文学科共同分享同一个知识型，在现在那个时候生物学经济学都是再现。”

戈雅 《理性的沉睡》

“这段话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画里面他在盯着一个模特在画，这个画里面所有的宫中侍女，宫里的所有人都盯着这个模特，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模特不在画面上，看不到这个模特，但是正是因为不在画面上的模特，恰恰决定了所有画面里的人的姿态，因为这个模特是隐匿，不可见的，所以说是一个不可见的本体决定了一个可见的场景。那个模特是谁呢?历史资料模特就是当时的匈牙利的国王。它有两个根源，我们看到一个画面是一个隐匿的国王，国王实际上在镜子里面能看到，所以是通过国王和王后在画面中看不到，通过镜子方式又出现在画面当中来，所以是一个不可见国王和王后决定画面的可见性形态。同时右边，右边非常亮，右边有一个窗户，右边这些光，外面这些光照着画面上来了，正是因为外面这个光源使画面人物变得可见的。你看他把这些人物都撒上一层光辉。不可见的国王和王后决定画面人物的姿态和形象，但是外面的光源使黑暗的空间变亮了，这个画里面实际上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不可见的国王和王后，还有一个不可见的阳光，都被画面截断了，正是画面不可见的东西，隐匿的东西，正是决定了画面的可见性。”

“如果对康德哲学了解的话，康德有一个概念叫物质体，物质体就是隐匿不在，但是物质体一定决定这个现象。还有伯拉图的理念它也是不可在的。欧洲的哲学传统，一个本质理念永远是不可见的，它可见只是现象。但是理念只是现象，实际上它也体现这么一个传统，不可见的本质决定可见的现象。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福柯对于《宫娥》的看法。不可见性决定可见性，隐匿的东西决定显现的东西。”

同性恋

福柯是同性恋，钱翰博士认为福柯所有的学问都跟他自身的这样一种经历是有关系的，因为福柯为此很焦虑的，福柯为此曾经自杀过，然而自杀没有成功，那么也就是说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得焦虑的，当然后面他觉得他想通了，感觉都有不是问题了，完全按照同性恋生活，但是无论怎样，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对于他的学问都非常得重要，所以福柯在他的学问里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主要是以研究对所谓的“异于主流”的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的思想体系中就是身份问题的探讨。那么不管是对疯人也好，对排斥的人也好，对所谓不正常的人也好，包括他对病理学的研究，对医学的研究，因为医学研究的是所谓病人，病人是不符合常态的人，那么他关注也是这方面的知识，包括他对这样的知识提出反思、提出批判。那么也就是他在为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为自己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提出一种辩护，钱翰认为这样一种辩护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辩护了，他是整个把思想纳进来。“这种辩护是对福柯的影响是很大的，假设福柯不是一个同性恋，我相信他的学术的道路或者他的思想道路会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汪民安福柯的同性恋经验确实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这也是福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他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展开他的学术思考，这个是福柯非常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他之所以写《疯癫与文明》，包括他身上也有疯狂的气质，他早期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就拿着刀跟同学对抗，他有一些疯狂的气质，所以他的这些书在某种意义上都带点儿自传性质的，所以他为什么对罪犯，他讨论监狱的历史、讨论性的历史、讨论精神病人的历史都跟他自身身体的特殊的情况有关系的，他年轻的时候同性恋在法国一直受到排斥，而且是很压抑的，所以他试图在回答一个问题或者理解问题，为什么同性恋在文明社会当中会处在边缘状态，为什么人们对他采取一种特殊的偏见。他很大的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也意味着福柯对于理性的历史、对于欧洲文明史都有他一些特殊的理解，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类型的人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边缘人。所以他一定要追溯历史。

　

博斯《愚人船》

疯癫与文明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福柯

“这些素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有些船是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到比利时和吉尔。另一些船是沿莱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贝桑松。”“与这些孜孜于辩论的讨论，这些被不断重复、不断加工的论述，相呼应的是一个从博斯的《治疗疯癫》和《愚人船》到布鲁盖尔的《杜尔·格里特》(又名《疯女玛戈》)的肖像长廊。木刻和版画将戏剧、文学和艺术已经描述的东西，即愚人节和愚人舞的混合题材，刻画出来。无可置疑，自15世纪以来，疯癫的形象一直萦绕着西方人的想像。”“丢勒(Dürer)的作品很能说明这一点。在他的画上，启示录中上帝派来的骑兵并不是胜利与和解天使，也不是和平正义的使者，而是进行疯狂报复的、披头散发的武士。世界陷入普遍的怒火之中。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

书评人艾佳慧在福柯同性恋的身份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中看到：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缘故，福柯努力为不正常和非理性寻求生存的空间，尽量把被压制、被排斥的声音带到社会中来，而他的这种努力却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找到了认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正是从这个角度，福柯的反叛和颠覆培养了我们对这一切“理所应当”的不自信，对一切“宏大叙事”当然的怀疑。福柯的思想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在种种知识、权力话语压制下的可怜的天性，看到在理性文明统治下哀嚎的“不正常的人”的灵魂和肉体。

不断在变化的人

刘北成教授看来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前言里讲就'你不要问我是谁’，就是在告诉人们我是一个变化的人，所以他的思想一直都在变，所以他每一步著作都让人意外，他不会因为你看了他的一本著作，而大体上就了解他的思路，下一本大概会是怎样的，大概也是得出来一个类似的结论或者说总的是要得出一样的结论。但是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他总是要打破一些你原来以为你已经打破了的东西，在刘北成教授眼中的福柯有创新强迫症：“在《词与物》前言里先用博尔赫斯的故事，讲中国的百科全书的故事，就是不同的分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分类，我们看着很奇怪，看别人的很奇怪，其实他提出来一个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知识前提，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站在一个正确的、坚固的知识立场上来审视别人，这个思想对于我来讲很有启发的。”

刘北成审视自己翻译的两本书中福柯的变化时认为，福柯整个方法论或者思路都是很大的变化，《癫狂与文明》他是讲一个文明怎么确立，通过划分出一个边界，然后把一部分人麻风病人给画到圈外，分出我们和他们，最后反而说划出疯人的办法来证明我们是一种理性文明。但是《规训与惩罚》其实思路已经变了，因为《癫狂与文明》有一种身处那个文明之中的一种骄傲，你不是圈外的，但是《规训与惩罚》是呈现权力网络，“后来李林给《读书》写了一个书评，他用了一个词我觉得太好了，他叫'无所逃死'，你逃不出去，连一点骄傲自豪，你也不可能有了，所以你说这个意义上确实他那个《规训与惩罚》确实让人毛骨悚然，让人感觉你完全是被权力欲望给罩在里边的。”

王功新《我的太阳》

无处不在的权力

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主要阐述了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比如监狱制度、性问题等。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王功新最近的作品中，以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代表作《画室》，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摄影作品《读书的雷锋》，以及王式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作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代表作品《血衣》。无处不在的一代人的记忆，所带有的时代印记则更加深刻—不仅仅是形象与场景留在王功新们的脑中，而且还有拍摄某一主题时下意识使用的构图方式。原作中雷锋读书的经典形象被王功新借用到不同种族、年龄和身份的人群身上，并伴随作品播放时间的推移，在某一时间同步显现不同人物的喜怒哀乐。

艺术家王功新说：“我们这代人在拍摄读书题材的时候，自然就会找到这个被训练过的角度，因为这样可以最好地突出主题：书、表情、脸都是亮的。而现在年轻人都习惯斜上方四十五度自拍，同意也会留下一个影像的规则，如果你们看到一个从底下照的照片肯定觉得很别扭。”这就是他作为艺术家有责任去提醒的，被训练出来的摄影角度和方法其实也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强化和控制。“其实挺瘆人的，我拍什么都永远有雷锋的影子在。视觉艺术家应该发现这样的问题。”

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旭：“福柯的治理术，这种治理术，这种权力，这种微观的权力，它并不是国家机器也不是专制政府，甚至并不像规训权力是附属于某一个机构的，比如说监狱或者是医院这样一些规训机构，但是这些权力恰恰是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日常生活，比如对家用电器的消费，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到这个消费里面，除非你像那些隐者，你必须进入到现代生活里，就是你得不不接受现代经济生活或者是我们这种消费社会提供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是对我们这种生活幸福的保证。”

福柯在20世纪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他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学科，汪民安教授认为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福柯相提并论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哲学家，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批评家，甚至也可以说是社会理论家，他甚至对法学、对医学、对精神分析学，对于史学、政治学、哲学、文学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福柯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地方，比如海德格尔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海德格尔的影响主要限于哲学，可能还有点儿文学和艺术，德里达也主要是哲学、文学和艺术，像福柯他是在法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政治学领域影响都非常大，正是因为他把人文学科整个面貌都改变了，后面的人也都从福柯那里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