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军统第一杀手，利用美人计获取情报，因玻璃反光杀错目标
1938年初，随着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大面积溃败，一时使很多国民党高官丧失抗战信心，很多人叛变投敌成为汉奸，为阻止这一趋势，蒋介石下令对一些影响大的汉奸进行惩罚活动，其中华北的大汉奸王克敏就是军统的刺杀目标。
蒋介石将这一指令下达给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戴笠将这一指令下达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那么王克敏是何许人也，蒋介石为何要决定除掉此人呢？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杭县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他于1873年出生在广东一个中小官僚家庭。所以从小就接受旧式教育。
1903年，王克敏考中举人，但此时他的家境已经败落，而大清王朝也日薄西山，王克敏虽然中了举人，但是要想搞个一官半职还需要给朝廷一笔钱。
王克敏在一个好友的资助下，才得了一个候补道。所谓候补道，就是纯粹以捐纳方式，所获文职最高级之职道员，捐纳得官后，赴吏部报到，等候吏部依法选用，称为候选。吏部再分发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候补道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后备干部，当位置空缺时就可以任职，没有位置时就等着。
很快王克敏就上任了，由清政府派到日本任留日学生副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专司监视中国留学生之责，当时的留学生很多从事革命活动，所以王克敏成为反清革命党人的死敌。
但是在日本的几年，令王克敏大开眼界，他认识到日本的强大远非中国可比，这种心理上的认知为他以后叛变投敌埋下伏笔。
1907年冬天，王克敏回国，因为监视留日革命活动有功，他先后在清廷度支部与外交部任职。
辛亥革命后，王克敏作为革命党人的死敌受到追责，王克敏为躲避追责远游法国，并结识了法国金融界人士，当时法国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在中国有代理人。
法国人便让王克敏回到中国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从此进入中国银行界。而由于法国人的保护，革命党人便不再追究王克敏的责任。
不仅如此，由于王克敏懂得金融，1917年，他更是担任了北洋政府最大的中国银行的总裁。1917年11月，王又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成为北洋系的大官僚。
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王克敏在北洋内部直皖两系的斗争中，他投靠直系首领冯国璋与曹锟，成为直系的心腹干将。
事实证明，这一次王克敏押对了宝，1923年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那么曹锟贿赂所用的大笔金钱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王克敏提供的。
可以说，曹锟能够当上大总统，王克敏立下了汗马功劳，曹锟当然不会亏待王克敏这个财神爷，他让王克敏任财政总长。
不过好景不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王克敏被通缉，他逃往日本，由于王克敏本身是北洋政府的高官，所以日本人对他很重视，他也从此与日本军政要人拉上了关系。
由于王克敏受到日本人的庇护，所以对日本人感恩戴德，这是他以后当汉奸的直接动因。
北伐胜利后，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把持财政，结党营私，接济逆军，延长祸乱”的罪名，开始通缉王克敏。王克敏无处藏身，于是便逃往日本人控制下的大连。
张学良看中王克敏的背景，所以不久之后，王克敏又转投到张学良的门下，并成为张学良的红人，也成为张学良和日本人联系的纽带，并成为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1931年12月，张学良筹组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委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授全权处理该会事务。1933年5月，日军侵犯长城各线，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王克敏为委员兼财务主任。
1935年年初，王克敏曾一度代理委员长。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王克敏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图谋策动成立华北伪政府。但是让谁来负责这个事呢？
日本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经过仔细考虑和分析，他把目光盯向了原北洋政府中在华北军政界势力与影响较大的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
应该说这四个人都不是好货，但是这四个人在民族大义上却毫不含糊，他们以种种理由推托，或明示不愿出山。
日本人一看这四个人不好搞定，只得退而求其次，便找到了王克敏，要他出来“挂帅”。此时的王克敏自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见日本人如此器重自己，便当即答应了日本人。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成立，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彻底沦为汉奸。
王克敏作为国民党的高官竟然公开沦落为汉奸，蒋介石的面子上肯定挂不住，为防止形成投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蒋介石决定严惩王克敏。
1938年2月，军统局戴笠给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下达了对王克敏及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相机予以制裁”的命令。
这时的军统力量规模已相当大，军统局下属的北平区，管辖有几个情报站，在北平市有两个站。在张家口还有一个察绥站，机构庞大，下设许多组与直属员。
但是军统在北平市区却无行动单位，因此戴笠决定将制裁王克敏的任务就交由天津站行动组来执行。
陈恭澍对北平非常熟悉，他接到戴笠的命令后，立即化装成非常富有的钱庄老板从天津赶到北平部署行动。
当时的军统北平区书记是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是齐庆斌，他们也接到了刺杀王克敏的命令，并被要求全力支持陈恭澍完成这一任务。
陈恭澍找到了毛万里和齐庆斌，三个人秘密商议暗杀王克敏的计划，齐庆斌告诉陈恭澍：
王克敏老奸巨猾，行动诡秘，防范措施极严。要暗杀他，必须选择合适地点，确实掌握王行动的时间
与规律。这就非有内线策应不可，否则很难达到目的。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王克敏也知道自己当了汉奸后，必然会有人刺杀自己，其中最大的威胁就是国民党军统。
王克敏有一个警卫队保护，而且还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王克敏的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如果不知道他的行动轨迹，就无法实施刺杀行动。
陈恭澍被称为军统第一杀手，其特工天赋连戴笠也非常欣赏，陈恭澍从王克敏的经历分析，他认为王克敏必然和东北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陈恭澍有一个好友正是东北军出来的。
这个人便是张作兴，曾任鸡泽县警察局长。说起张作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张作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哥哥张作相。
张作相，字辅忱，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班吉塔镇杂木林子村人。1881年出生。他少年时家道贫寒，当过泥瓦匠，张作相有一个族兄被土匪所杀。
1901年，张作相将杀死族兄的仇人打死后投入绿林为匪。后率二三十人的队伍投奔当时在北镇一带活动的张作霖匪伙。在作战中，张作相曾于枪林弹雨中只身救张作霖冲出重围。因此两人结下患难之情，形同手足。
背靠大树好乘凉，随着张作霖的崛起，张作相也水涨船高，成为张作霖最得力的干将，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作相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
当时很多人让张作相取代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但是张作相坚持让张学良成为东北军的首领，并大力支持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以张氏声望素著，具有号召军民力量，派人去天津，饵以高官厚禄，张作相坚拒不就，张作相在东北的财产悉被伪政权没收。
从张作相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而张作兴作为张作相的弟弟，他知道很多事。而且兄弟俩都爱国。张作兴向陈恭澍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张作兴说自己有一个邻居，姓武，已有五十多岁，是东北军的退职军官，曾经当过旅长，颇有爱国思想，当时闲居北平，家中只有位年轻的太太，无子女。
有时这武姓军官会约张到家中喝两盅。三杯酒下肚，武最爱说的，就是回顾他以前的从军历史，声称这个人跟他当过营长，那个人跟他当过团长。武说到有一个姓华的曾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的人，现在给王克敏当警卫队长。
陈恭澍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高兴，他觉得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陈恭澍要求张作兴再作进一步了解，主要搞清两个问题：
一个搞清武旅长与那个华姓警卫队长的关系如何。
二是这个华姓警卫队长有什么爱好。
这个张作兴的办事效率也确实高，他很快搞清楚了情况，那个武旅长与华姓警卫队长的关系很好。这个华姓警卫队长虽然身为警卫队长，但是却有名无实。
华姓警卫队长手下只有几个人，他们只是吃粮当差，为王克敏看家护院而已，并不是真心保护王克敏，当然也不能经常跟随王克敏本人活动。
王克敏另有贴身警卫二人，跟进跟出。为此，这位警卫队长曾对王克敏表示过不满。
关于华姓警卫队长的爱好，张作兴说，这个人爱财爱色，如果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肯定没有问题。
其实爱财爱色是每个男人的通病，陈恭澍一想，当时经费也不充裕，花太多钱不值得，爱色比较好办，当时军统北平站有好几个颇有姿色的女特务，让女特务出面用美人计就可以搞定，还不用特别花钱。
陈恭澍和毛万里商量后，决定派一个乌姓女特务前去，这个乌姓女特工不仅长相清丽，而且说一口好听的东北话，和华姓连长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乌姓女特务很快就和华姓警卫队长见面了，军统女特务都受过专门的色诱训练，搞定这个华姓警卫队长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是华姓警卫队长告诉乌姓女特务，他无法亲自下手，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钟，王克敏一定会去煤渣胡同20号，与日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见面商谈机密。
这正是陈恭澍所需要的情报，因为知道了王克敏的行动规律就可以下手了。陈恭澍带人很快对王克敏去煤渣胡同20号的行进路线进行了仔细地查看，发现王克敏的防卫确实严密。
王克敏去煤渣胡同时，总是有两辆车，其中王克敏坐在前面的车上，上面除了司机，另有两名贴身警卫，都带有手枪。
王克敏总是坐在后排座位上。另外还有一部警卫车随后，车上有手枪、冲锋枪的武装警卫三四人。当车子快进煤渣胡同时，王克敏的座车就减速慢行，后头那辆警卫车加速超前，警卫们先下来布岗，侍候王克敏下车进门。
但是胡同口附近不远处有日本兵，只要暗杀不能在两分钟内完成并撤离，就会有日军增援。
而就在此时，戴笠连连来电催促，陈恭澍决定冒险尽快暗杀王克敏，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陈恭澍顾不了那么多了，戴笠的命令他是不敢违背和犹豫的，他决定组织武装特务采取“硬拼”的办法，强行狙击行刺。
陈恭澍和手下商量后决定，在王克敏座车转进煤渣胡同减速慢行，后面车超过前面车时采取狙击行动。但是这个空档很短，也就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陈恭澍招来天津站负责暗杀的行动组长王文，要他挑选七至十名年轻力壮的特务，携带枪支，秘密来到北平，成立了暗杀王克敏的行动队，并组织队员按照行动计划进行了几次演习。
经过几次演习后，陈恭澍感到差不多了，可以行动了。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北平的天气还是有点冷，陈恭澍命令所有人员进行准备，擦拭枪支，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亲自率领部下出发，于1时40分到达东四牌楼南大街金鱼胡同东口的光陆电影院门口集合。陈恭澍进行了分工：
王文率第一组蓝子春等三人先到煤渣胡同口，准备集中火力射击王克敏座车。
王文璧的第二组共三人，负责猛烈压制警卫车，阻止对方反击。掩护第一组袭击王的座车。
陈恭澍则在大街对面人行道的一个小吃摊上，边吃东西边观看全局，统一指挥这次刺杀行动。当陈恭澍认为可以动手时，就站起来，这代表行动准备，当戴上帽子时，代表行动开始。
而第一组组长王文，就站在煤渣胡同旁边一家裱糊店门口，当看到陈恭澍站立、戴帽子的指示信号后，便实施刺杀行动，如果情况有变，陈恭澍就会离开小吃摊，代表整个行动计划取消。
当一切布置就绪后，就等王克敏入局了。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王克敏的福特小汽车从南边驶来。发现目标后，陈恭澍“陡然立起”，王文一见这信号立即指挥全部行动人员做好准备。
很快当警卫车转弯加速驶入煤渣胡同东口，王克敏座车正打转方向盘驶入胡同之际，陈恭澍戴上了帽子，这是行动的暗号。
一时之间，行动队的特务们同时开火，子弹密集地射向王克敏座车和警卫车，火力尤其射向王克敏的车后座。他们事先得知王克敏的车改装过，有防弹功能，所以有一个特务还使用了冲锋枪。
密集的枪声持续了大约二十多秒，只见那福特小轿车的后面玻璃早已被打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血肉模糊地爬在座位上。
众特务一看大功告成，便按照计划撤退。
应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刺杀计划，然而出乎所有行动人员以及陈恭澍的意料，在枪击中，王克敏仅仅是受了轻伤。
特务们明明看见后座上那个人已经死了呀，事后特务们才知道，在汽车后座上那个被打死的五十岁上下、留八字胡的人，是与王克敏同车的日军顾问山本荣治大佐。
原来，陈恭澍得到的情报是：平时王克敏汽车到煤渣胡同时，总是王克敏一人坐在后排座位上。
因此，陈恭澍布置特务们，到时一齐向汽车后座射击，只要将后座上的人击毙即完成任务。
然而，也是王克敏命不该绝，这一天中午，日本浪人出身的山本荣治大佐在王克敏家吃午饭，吃完饭后王克敏邀请他陪自己一起到煤渣胡同去，两人一同坐在后排位置上。
当天天气良好，而汽车后边玻璃反光，特务们根本看不清里面是坐了两个人，当枪声响起时，日本浪人出身的山本荣治本能地跃起，结果被打成了筛子，中弹而倒的山本一下将王克敏压在身下。
在外面的特务看不到山本下面竟然还压着一个大活人，他们都认为死的是王克敏。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山本荣治当了替死鬼，怎么也没有想到因玻璃反光杀错目标，使王克敏因此逃过一劫。
虽然军统特务很快撤退，但是日本宪兵也赶来了，在乱枪之中，第一组的蓝子春腿部亦中一弹。后来他在骑自行车逃离现场时，一路上的点滴血迹，留下了线索。
当晚，日本宪兵追循血迹，来到蓝子春藏身的山货店，他们逮捕了蓝子春与另一名特务徐自富，后来此两人被日军杀害。
王克敏虽然死里逃生，但经此一吓，魂飞魄散。
陈恭澍没有完成刺杀王克敏的任务，被戴笠严厉斥责，戴笠将有关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却加以表扬，因为虽然没有杀死王克敏，但是杀死了一个日军大佐，这也是非常鼓舞士气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狱中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