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与清代宫廷书画鉴藏关系

如何判断作品是否真的经过《石渠宝笈》著录

1、殿座印是表明曾经《石渠宝笈》著录的关键

按一般规律讲，《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应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

常会看到市场上一些作品，尤其是清代宫廷绘画，幅面上有许多内府印记，但是都缺少殿座章，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纂《秘殿珠林初编》之前就由乾隆帝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如果画幅上没有标示这些宫殿的殿座章，也就意味着此物从未经《石渠宝笈》著录，否则，皇帝要看时去哪里找？所以，判断是否确经《石渠宝笈》著录，殿座章是不可或缺的。

有关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现象，如前年拍卖的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当然，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在没有确凿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臆断缺少殿座章的作品就是失群之物，那是不负责任的。

2、清内府鉴藏印的钤盖有严格的格式

内府印章的钤盖不是随意来的，它们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

一般来讲，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嘉庆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

根据内府印的钤盖方式鉴定宫廷书画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北京某季拍卖的清·钱维城款《九如图轴》，首先是其画与钱维城的真迹南辕北辙，在笔墨上不符合钱的风格；其次，画心上的乾隆御题既非亲笔也非同时代词臣代笔，气息很新；再次，画上的内府印章，完全不符合乾隆内府印的钤盖方式，将一些本应盖在画心内部的上方或两侧的印当作裱边的骑缝印来用，仅此一点，就可知作伪者根本不了解《石渠宝笈》著录和内府印钤盖规律。

3、《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都有清内府标准的装裱

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

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多作二色式。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

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

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的菊石等样式。

就作品的完整性而言，原装原裱是十分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在价格方面，因此，如果一件书画确经《石渠宝笈》著录但失去了原装裱，价格肯定会受到损失。如明·杨慎《行书禹碑考》长卷，书法学文征明一路，自然流畅，潇洒恣肆，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名人诗文和学术研究手稿，曾经卞永誉、乾隆内府的收藏，并入《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但此物是《佚目》中物，20世纪30年代被溥仪带到了东北，后来又被撕裂。导致手卷的前三分之一来的流传中失去了乾隆内府的原装裱。故其在北京瀚海拍卖时，价位很低，大概也就三、四十万元，以致于一些不太了解杨慎书法风貌的人竟对此卷的真伪也产生了怀疑。从价格因素考虑，文人书画失去清宫原装裱的价值损失并不像清宫廷绘画或帝后书画那么大，这主要是由宫廷作品的时代性和艺术完整性决定的。从这一点看，失去原装裱绝对是不可估量的损缺。

清内府印章和宫廷书画真伪辨

在当代博物馆展览增多、出版印刷业昌盛的年代，可以对比的依据日渐增多，辨别“后门倒”已非难事。但毕竟宫廷书画在民间留存少，一般大众不够了解，所以，还是有人被一些貌似宫廷书画的伪作所蒙骗。这中间有民国间的“老假”，也有最近几年的“新假”。但无论假的新旧，毕竟清代距今比宋元要近得多，可以参考、依据的史料留存也多，因此，只要掌握了帝后书画和清代宫廷书画的主要特点，还是很容易区分真伪的。

前文所讲在北京曾经拍过的乾隆帝款《行书小春说卷》，无论是质地还是书法笔墨都与真迹相差甚远。其所用材质描金色笺，时代不够乾隆，要晚到嘉、道之后；书法水平只学到乾隆的外形，但行笔软弱做作，根本不是乾隆皇帝风格，更不是词臣代笔。这是利用旧纸造假的个例。但有的东西是作伪者搞不了的，那就是清宫原装裱。所以，是否为原装裱是决定此类作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的一种现象是临摹宫廷书画中的知名作品。北京故宫藏郎世宁《平安春信图轴》是郎世宁真迹，此作原藏于乾隆时期兴建的盘山“静寄山庄”的“缋山容”，是嘉庆年以后被揭下装裱成轴的，并非是稿本或习作，细细观察、分析画心下部的墨线痕迹，也并非是原作者底稿所遗留下的，而是后人添加。此作故宫藏有大小尺寸不同的两件，一是大众经常在宫廷画展览中见到的这件，一是保存在原状陈列中的稍小的那件。作品不仅说明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画风受到了康雍乾三朝皇帝的青睐，又因此画中表现了青年、老年的乾隆皇帝的形象，并寓意吉祥，一向受到研究者和宫廷书画爱好者的重视。但最近市场上又冒出来一件《平安春信图》，其构图布局、人物面貌和形态、乾隆御笔题跋等皆与故宫所藏二件如出一辙。惟纸张气息较新，人物开脸虽极为近似，但神态呆滞，人物的手部又被人为地涂黑，假做“返铅”。事实上，宫廷旧藏的所有描绘皇帝形象的绘画，从没有出现过皮肤“返铅”现象，因为首先是皇帝至尊无上，绝不允许此事出现；其次，宫廷画中所绘人物肤色，用的是纯净的蛤粉，并无铅的成份。这种伪作的不经之处还在于，所用乾隆印章质地和钤盖方式、方位与原作差别较大：原印为碧玉材质，质地坚密，打出印文饱满，线条、轮廓清晰；而此作所用印材从打出的效果分析，应是质地稀疏，分量也较轻的石质或木质，所以才会在钤盖的时候让印材吸去了许多印油，致使画心上印文浅淡，有的地方只剩边缘线。再者，此作印章的钤盖位置不符合清宫旧藏帝后书画的规制，将“古稀天子”圆印盖在了画幅的中间偏下；另外，画心骑缝处的三方大印，因为原印是玉制，重量大，所以在钤盖时是用印油往印章上拓匀再盖于画上，而非像此图用印去蘸印油再盖。当然，除了这些，关键的还是画本身，对比郎世宁真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背景中竹子、梅树、石头的画法以及衣纹线条都太过幼稚呆板，了无生趣，与郎世宁的差距何啻天壤！而且，临仿者虽有不错的西洋画功底，但与郎世宁的众多真迹相比，不仅功力多逊，晕染傅色浅薄，也缺少时代所赋予的静穆高雅的皇家气派。还有就是乾隆的御笔题诗，也与贯常所见乾隆这一时期的真迹差别很大，虽然乍看去也有几分形似，但仔细观察运笔，感觉绵软无力，许多笔划在书写过程中并不十分肯定、自然，结构也嫌松散，有明显的临仿特征。这种御笔题字还不够我们常说的民国间假造乾隆御笔中的所谓“蚯蚓体”，一是因为“蚯蚓体”多是独件的书法作品，二是“蚯蚓体”的造假者因临仿得多，故行笔流畅，只是笔力软弱如蚯蚓、如糟面条，且所用书法材质多是老纸、旧绢，时代却比这种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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