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篆刻｜文彭、何震的承启之功 / 开普饭

篆刻●文彭、何震的承启之功

　　明清篆刻在篆刻史上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艺术创造。早在战国及秦汉时代，玺印已经盛行，魏晋六朝的印章，还保持着汉印的风格，从流传后世的实物以及所钤拓的印谱来看，我国古代的玺印，确实是丰富多彩的一大宗艺术遗产。但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当时，却主要在于实用，还没有文献足以证明其艺术价值在当时就受到了注意。

　　自隋唐至宋，虽然书法和绘画艺术，达到了绚烂之境，而印章艺术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由于佩印习惯的消失，私印很不发达。官印由于钤盖方式已不同于秦汉时的封泥，无须受“检”的限制，印面较前为大。为了填塞印面的空白，印文篆写得屈曲盘旋，篆文时有谬误，艺术性也较差。在这段时期里，有一种鉴赏印章，是前所没有的，例如“贞观”、“宣和”、“绍兴”等年号印，盖在法书名画上，作为皇帝鉴赏过的记号。还有少数文人或书画家，也有一些名号斋馆印，如唐李沁的“端居室”，宋米芾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但并不很多。当时的书画作品，作者很少有盖印章的。似乎可以说，从隋唐到宋代后期约七百年间，印章艺术是式微的。

　　到了元代，吾丘衍对篆刻作了研究，且有专门者述，书中还提到当时“多有依款识字（按指金文）作印”等等，他的弟子吴睿及再传弟子朱圭，也都善于刻印。可惜吾丘衍等人的作品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赵孟頫对古印曾作过谱录，书名《印史》，传说他的自用印是本人所作，其朱文圆润秀雅，为后人所称道和师法，人们还把他和吾丘衍合称为“吾赵”。元末的王冕，文献中称他开始用花乳石刻印，然未见实物，传世仅见盖在他画幅上的印章，如“文王子孙”、“王元章”、“竹斋图书”等，未能辨认用的是什么印材。

文彭像

　　直到明代正德、嘉靖间，苏州出了位文彭，承其父文徵明的家学，不唯能书善画，还把篆刻从实用的范围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它的艺术价值。关于他的刻印，清初的周亮工记有一则故事：“余闻国博（指文彭）在南监（南京国子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日：'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良久，日:'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以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族。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从这段记载看，在此以前，人们似乎还没有专用石材治印的习惯，像“灯光冻”那样的佳石，也只用来“为妇人饰”，而“不知为印章”。所以早于文彭近二百年的王冕用花乳石作印，可能只是个别事例，并没有推广开来。

　　文彭的这批冻石，被他的友人是谼中（即汪道昆）要了“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挽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何主臣即何震，要源人，曾居白下，与文彭切磋印章艺术，谊在师友之间。他一生创作既富，传授又广，于是堂院益见扩大，流派日渐繁衍。篆刻再也不限于印信之用，也不止附庸于书画，是独立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了。

周亮工说:“文国博为印，名字居多，斋堂馆阁间有之，至何氏则以《世说》入印矣，至梁千秋则无语不可入矣。吾未见秦汉之章有此累累也。”由于石印易于奏刀，不像铜或牙角等材料难于措手，文彭在得到那批冻石以前，所作印章，篆写虽出己手，但镌刻则需假手于人。石质印材广泛使用后，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人，都自己动手刻印，这样就大大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所以，说文何两人之于集刻，有承先启后之功，绝非夸大其词。

　　文氏的自用印“文彭之印”、“寿承氏”（白文）都不离汉印规矩，而“琴罢倚松玩鹤”、“七十二峰深处”等朱文印，挺秀娟雅，绝似赵孟頫风格，其与前人之间的源流关系，于此可见。

　　何震的印章，在风格上曾受过文彭的影响，但并不以此自限。他目睹过顾从德、项元汴等收藏的大量秦汉玺印，广博的见闻，促使他不仅不满于明代前期的平庸陋俗之风，而且要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前提下，力图创新。加上他用力勤，变化多，气魄大，所作如“笑谈间气吐霓虹”、“云中白鹤”等印，已经不是秦汉和文彭家法所能羁縻住的，李流芳说他“各体无所不备，而各有所本，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称卓然矣”，这一评价是并无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