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婚:探访“二奶村”
支出不增加，“花法”换了
涂俏签名送给我一本在2004年11月中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苦婚———60天隐性采访实录》。内容可简洁地概括为“女记者隐性采访深圳二奶村”。
坐在海湾村的小花园，隔着水泥围墙，就看得见深港两地的出入口岸。几乎可以说，香港的货柜车出了口岸，来道上拐个弯，就进入到海湾村，几分钟的事。港人货柜车司机们来到海湾村，吃饭食宿成为他们最近便的需求。在海湾村这一带，普通宾馆或招待所，100元到150元睡一夜。司机们两头拉货，一般两三天进出一次口岸，一个星期来两三次。一星期的宿费是300至500元，一个月将近1200元到2000元人民币。“货柜车司机还要吃喝，费用就要翻上一倍多。”
香港货柜车司机出车到深圳，属出差，除去工资，是有出勤补助的，大致也就是四五千元钱。货有轻重，路有长短，辛劳的货柜车司机的职业需求，就是吃好睡好，保证第二天的正常出车。“然而，招待所不是为一个人开的。”
“于是，有些司机发现，自己每个月在路途上必定要花费出去的四五千元人民币，除去交给食堂和招待所，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花法：租间房，'租’个内陆的年轻女人，这个空间、这个女人，从锅到床，从碗到性，就归我这个出资者到来时使用，而且，服务质量还高。”海湾村中二奶的男人们，80%是货柜车司机，百分之百的港人。
从二奶们的话中，记者涂俏得出港人司机对于二奶的“总体要求”是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涂俏的表述中，没有“姿色漂亮、曲线动人”这样形容女性的常用语。
港人货柜车司机的月收入大致在2万元人民币，甚至还有高一些的。这样的薪水收入标准，远高于内陆司机的工资，何况，还有补助。薪水交香港大婆，补助“包二奶”，“香港大婆过去能拿到多少养家钱，现在还照样拿多少，一文不少；男人在外边的支出也没有增加，只是，这些大婆的男人用自己的出差补助，在低收入区域换了一种'花法’”。
“买卖就要讲个价”
这个海湾村，原来的渔民、农民，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致富，有钱就盖房。一盖就是七、八层楼。海湾村里盖了140多栋楼房，现在有200来户是原住户，其他1000多户，都是住满了的。“村子里的年轻靓妹，多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等。这些妹子，即是让她们换上深圳女孩子的衣服，站到街头上去找工作，她们也很难找着。为什么？最根本的，是没有文化。还有，就是从事简单的密集性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又太低，600元、800元，她们有谁愿意干？”
这些外来妹有的当过餐厅的“企客”，也就是门童，试工时从下午站到下半夜的2点，先站10天再说是否要人。也有做企业的“大烫”，服装厂的烫工手提2.5公斤重的熨斗，一拿10个多小时。更有做桑拿女和发廊妹的。再有就是收入太低。有人受欺侮了，有人来表示救助，有人开出价位，于是就有人“卖”了。从一天一卖，到几个月一卖，比较好的是几年只卖给一个人。“最好的是将来'转正’。”
于是，处女补膜术诞生了，二奶介绍业也半公开了，人贩子应运活跃……
一香港老头见阿妹年轻，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到商店把货品送到房内，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
……香港老头督促阿妹冲凉。阿妹强作欢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了眼睛。……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到哪里去？身上的钱连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跟她过日子的，他为她置办了这么多的家当。
阿妹与香港男人的见面时间在下午，到交易达成，住房家具全部办妥，直至下半夜两点，男人让女人冲凉，也就花了8至10个小时。男人出的价位明确而简单，花去50多张百元大钞。房租另付。此类房租一般价位在1500元至2000元。如此界定，购置一位内陆年轻女子阶段性“陪伺”的首期费用，大概为7000元人民币左右。
海湾村里有个小花园。一处大理石凳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大体感觉是男长女幼。涂俏说道，又是一对在谈判，人家出钱多呀。我的感觉复杂，现在我脑子出现的几个字是：“买卖就要讲个价”。
变革的悖论和呼喊
中国有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话从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强烈的“职场”气息。婚姻之中应有的一切内涵，在这句话当中影踪全无，剩下的只是作为生命生理需求的供给者和受惠人的关系。中国农耕岁月，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二奶现象的出现，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
从打工到二奶，年轻的女孩子们走过血和泪的长途。无穷尽的等候，间隔型的会面“睡觉”，定期发给房屋租金和包养躯体“肉金”。
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很多二奶们将“当二奶”作为一种“不错”的职业。
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不是被男人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病。我们永远是弱者。
在这个村里，二奶有不少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有兄弟姊妹多人。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你去卖血卖身也得搞点钱回家，养活他们，甚至供他们上学、盖房、讨老婆！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毕业。外出打工经历相同：孤立无援，吃尽苦头，因而常常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我不是表示做二奶就是这一类女人的惟一出路，但至少对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说，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光拿钱不做事，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5岁造花名册，就是国家干部，就有了国家工资。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
涂俏遇上一个叫阿婷的二奶，她认为自己遇上了好人。她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这5000元，就是阿婷的“红利”。逢年过节，“老公”还给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一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坠入贫困。阿婷认为：“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家乡）全家人一年到头，从春累到秋，田地里收下的苞米、稻谷、红薯，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元钱！”阿婷父亲还这么说：“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累，一月拿5000元钱，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要知足！”
对这类特殊女子来说，她们是生活在深圳特区，但她们心中却依旧生活在自己家乡早被确定的行为支持或束缚“系统”中。这个“系统”的成员，就是同乡与亲友。二奶们的大多数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尤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的广泛宽容。
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支持系统”笑贫不笑娼，认为当二奶不再是一个“火坑”？答案是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因为支持系统的贫穷，因为血源关系的责任；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因为面对未来的向往。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人潮开始流动，心愿开始更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到处充满着呼喊和悖论，悖论和呼喊。
男人女人们，警惕啊
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香港受到影响。“包二奶”现象开始出现变化。
转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粤语：跳水）。暴跌相对于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是五六年的“盛况”，如今已经风光不在。多数二奶身价大跌，自然村租住的二奶人数大幅减少，租客比往年减少了至少两成以上。去年春节返乡之后，很多二奶竟没有回来。
转型之二：“终身制”改为“分段制”。一位被港人先后包过四次的二奶告诉记者，如今港人包养二奶已经没有“良心”，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不再考虑二奶的“终身制”，只顾眼前快乐，改为“月租制”或“半月制”。港人已打破包养二奶的基本程序，不再租房，不再买电器和家具，只身上门，每月扔下一二千元。
转型之三：“金屋藏娇”变成“打边炉”。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娇”的港人几乎已绝迹，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选择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或者干脆合租一室一厅，这样一来，每月可节省一大笔开支。他们每人每月交房租只需花费400元左右，加上给二奶的生活费用，绝不会超过1500元。
转型之四：陪吃陪睡双料保姆浮出水面。部分港人在深圳购置房产，雇佣双料保姆，保姆不仅要为主人煮饭、洗衣，还要提供按摩、陪吃、陪睡之类服务，一个月来四次，费用约600元。
深港两地，由大婆与二奶构成的纠纷或“重婚罪”官司，此起彼伏。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透露，2002年全年审结因包二奶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多达42000件，有47人因涉及包二奶行为构成重婚罪被处罚。
丑恶的纳妾陋俗，几十年之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所幸的是，泛起的沉渣没有拥塞现实的婚姻主流航道，复燃的几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势。只是，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旦无视甚至放纵纳妾现象，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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