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王铎大字行草书，解读作品中"以势为主"
分析王铎大字行草书，解读作品中"以势为主"
以王铎传世书画图录为依据，可知其行草书法风格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王铎四十三四岁之前：予书独宗羲献
王铎四十三四岁时，居京，曾跋《圣教序》曰：
《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今入都，观今础所有与余所得者，予册更胜也。将历三十年，如天宫星缠，起止次舍，时晷益闻，殆杖而后，行转以自枳。可见逸少之书与淳化帖玄微浑化，信学书者之潭奥矣。其珍摹灵林，勿亵此宝。昔人云："仙芝烦弱，既匪足双，虫虎琐碎，又安能匹？"时取而味之终身焉。以测天者，步此册可也。
由此跋可知，王铎志学之年，"钻精"集王《圣教序》，其所言不虚。以王铎 岁《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可以印证，同年又有《临兰亭序并律诗帖》存世，亦可印证他于"吾家逸少"用功之勤、之深。并以为"逸少之书与《淳化帖》玄微浑化"，应当时时取用，"味之终身"。跋中所说今础为王铎好友，王氏曾于甲戌年（1634）夏五月为其作《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是王铎参合《圣教》等碑刻所作，而此前一年《赠袁枢诗册》款云：
癸酉（1633）九月夜，用《圣教》、《兴福》、《夫子碑》为环中老亲戚。
孟津王氏富于收藏，《圣教》、《兴福》、《夫子碑》皆为集王所成。此册与《赠今础扇面》
，可窥董氏崇祯七年（1634）致仕前后，王铎个人风格已初具规模。
四十六七岁前后：恨古人不见我
崇祯十年（1637）王铎四十六岁，因首辅张至发举荐而答谢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作为壮盛之年的王铎，已经无意于官场，只希望他的书作可以传世。我们在考察王铎这段时期的书作，发现他有大量以《阁帖》为主要范本的临作，如其四十六岁时《琼蕊庐帖》，其后跋云：
余于书、于诗、于文、于字，沉心驱智，割情绝欲，直思跂彼奥室。恨古人不见我，故饮是梦寐以之。今再審观，亦觉有所证。臸不知于堂奥如何梗！归之二弟仲和，则余三十年于书、于诗、于文、于字其敝精凝神，亦可概见矣。
此跋写于王铎 46 岁时，他的自信与抱负在此跋中一览无余。他一门心思"跂彼奥室"，"亦觉有所证"，而他自信学书三十年的"敝精凝神"处，在此册"亦可概见"。他自信自己已经登堂入室，然"恨古人不见我"之数行好书也。其欲刻帖传世的举措，还可见于"辛巳正月"自题《琅华馆帖》的题签上。
王铎此期广采博收，已不再囿于羲献，而古人笔法与结构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如《为芳老先生临王羲之帖卷》、《为心翁书诗轴》、《忆过中条语轴》、《京北玄真庙诗轴》等。然毋庸置疑，王铎此期大字行草书亦有《临怀素草书轴》、《临王羲之不審、清和帖轴》、《为仲玉书诗轴》等较为紧结、拘促之作，正如他以诗文喻之书，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音"，四十六七岁前后的王铎，似乎正处于"自律"阶段，虽有"恨古人不见我"的感叹，而实则却未进入真正的自由。
翻检王铎存世书画图录，可知其四十七八岁时所作卷、轴，仍然以王字及《阁帖》为参照，即便是改变原作章法，或意临、或仿作，大抵不出所临法帖的大模样。而为王铎大开方便之门，使其"五十自化"并卓然于书林者，正是他宗法米芾所致。
五十自化：经崇峰顿俯于下
王铎珍视自己的临作，崇祯十四年（1641）五十岁的王铎再跋《琼蕊庐帖》：
辛巳初一日，披览史册，忽已四载。苦庐无佳况，墨事都废，偶披览辄觉稍快。然此予四十六岁笔，五十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譬之登山，所跻愈进，愈峻以旷，已经崇峰，顿俯于下。凡画以自足，皆为河伯一流。
此跋可以说是王铎为其"五十自化"而吹响的号角。短短四年，王铎已不能安于现状了，他
认为"凡画以自足"，都是目光短浅、盲目自满的河伯之辈。他似乎已有愈进愈旷，快要登
顶的感觉，这种"顿伏于下"、傲视古今的愿望，需要莫大的雄心与气魄。
王铎"苦学"自不必多言，但自古艺文一事，"苦学"者未必能有所成就，此非全与个人材器相关，也与个人的机缘巧合相关。王铎的机缘，一是从米芾大字中悟得"以势为主"的"刷字"方法，二是有机会进内府观摩书画真迹，使其得以贯通古今，登峰造极。
王铎认为米芾"书本羲献"，这与他高标"独宗羲献"的观点相合，所以他关注老米并心摹手追，由米芾解锁晋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辛巳（1641）元旦，王铎以米芾用笔、结字作《柏香帖·思松涧书舍柬友诗四首》；辛巳正月作《琅华馆帖》临老米书；辛巳冬作《临王涣之等阁帖》，全是以米芾体式仿作。可见王铎五十岁这一年尤其醉心米书，同年亦有《望白雁潭作》大字行草书，可以说王铎已将米字的特征融入自己的书作中去了。
而我们认为王铎此后一两年的"机缘"更为难得，即其五十二岁时跋米芾《吴江舟中诗》："米芾书……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如果说，米书"八面出锋"、"臣书刷字"在其大字行草书中有充分的展示，可以使王铎直接取法的话，那么米芾"不规规摹拟"羲献的观念，则使王铎彻底认识到"摹拟"与"反摹拟"的关系：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闻其不学耳。
这与董其昌"拆骨还父、拆肉还母"的思想有所不同，王铎主张"不离古，不泥古"。如五十一岁作《赠张抱一诗卷》、《商丘道中诗轴》，五十二岁作《赠郑公度草书册》、《临王献之、王羲之帖》等。
以《赠张抱一行书诗卷》为例，观察可以发现，多处用笔颇有米芾"刷字"的意味，将笔锋铺开，顺势而下，如"路"、"舟中"、"悠然"、"似古人"以及一些较重的笔画（王与米对比）。飞白的大量运用，表现出运笔的迅捷，而像"公祖教之"一笔书的出现，则充分的表明他对于笔锋的运用是十分娴熟的，点画顺势而成，毫不迟疑，笔画间的引带也是随笔势自成，连绵不绝。再加上方折和圆转对比，都使得笔画的变化更为丰富，而这些笔法的灵活运用都表达了老米"刷字"、"都无刻意做作"的观点，这都是王铎从米字中悟得，进而将其浑化入自己的大字行草书作中。
经过明亡十几年的颠沛流离，王铎五十四岁入清，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大字行草书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但不管是长卷还是立轴，大模样基本还是五十一二岁时的格局。而使王铎真正得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机缘，是其约五十七八岁时得以入内府观摩书画，此事在他《阅内府唐宋元明画六万八千轴，最奇者仅三十，为作长歌》的七言古风中，较为详细地描绘了经眼内府藏品的过程，对唐人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宋人苏轼、米芾的印象尤其深刻。或许这一非比寻常的经历，正是王铎衰年变法而臻化境的又一契机。
以其六十岁所作《行书评米书帖轴》为例，通篇用笔率意自然，尽得老米"刷"笔之势，结字因势成行，纵横跌宕，给人以满目狼烟、气势慑人之态。如果说"以势为主"于董其昌还是具体创作方法的话，对于晚年的王铎，则已上升为一种审美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