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人生四件事，做到就会成功
曾国藩一生功名显赫，却始终不忘克己自省，这源于其高尚的道德修养与一生坚持不懈的修身养性。曾国藩始终将“修身”二字作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首要原则，他曾在家书中多次提及“日课四条”，即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可谓其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
“日课四条”最早出现在曾国藩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所写的日记里，最初为“细思古人修身工夫，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这天他已经处理完天津教案，离开两江总督的职位，将在第二天觐见皇帝后南下金陵。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身体状况每日愈下，自己知道不久将离开人世，回想这一生波澜壮阔的经历，曾国藩将其修身的内容总结为“慎独、主敬、求仁、思诚”这八个字，用来督促自己。
后来，为了用其修身思想来教育子孙后代，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书信中再一次提到了“日课四条”，即“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与日记中相比，第一条中的“安”改为“泰”，第四条中的“思诚”改为“神钦”，虽然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是意思基本一样。因此，曾国藩修身思想最终以“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定型。“慎独”是曾国藩修身思想的首要内容，尤为注重养心，而“主敬、求仁、习劳”则是更加注重养身的重要性。
慎 独 则 心 安
慎独则心安，就是说个人在独处时谨慎小心，在任何时候都会心安。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注重养心（即精神、思想）的重要性，认为人之所以身体多病，是因为心里的疾病所致，所以治病要先治心。“一切由心所生”是佛教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内容，固不可取。但是，佛教中的病由心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治病要先治心，更为注重精神与思想的重要性。作为以传统思想文化为理论基础形成其修身思想的曾国藩首先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慎独则心安，守身之先务”。因此曾国藩认为，慎独是个人修身的首要任务。
慎独作为传统儒家思想养心的内容之一，对个人的自觉具有很高的要求。《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古君子慎其独也。”又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古君子慎其独也。”《中庸》中提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与《中庸》将“慎独”作为道德修养的一种境界，用来强调君子在独处时，也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从而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曾子、孟子都曾提到过慎独的重要性，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思想家们更是将慎独作为修身思想的内容之一，尤为重视个人独处时的行为举止。
曾国藩融合传统各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提出“慎独则心安”，意思是说个人在独处时也要谨言慎行，行为光明磊落，以提高自身修养，求得心里安稳踏实。曾国藩认为养心是个人修身之道中最难的内容，既然心里知道有善恶之分，却不能竭尽全力去扬善去恶，则是一种自欺的表现，一个人有没有自欺，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他人是无从知道的。能够慎独的人，敢于心无愧疚地进行自我反省，不会有因为行为端正却心存愧疚而退缩的时候，对于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天地鬼神相对质。人如果没有事情可以让自己愧疚，那么面对天地与鬼神的时候都是神色坦然，心情愉快的。因此，曾国藩把慎独作为人生的“第一自强之道，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
自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 1842 年）拜理学大师唐镜海先生为师，请教读书修身的方法并开始学习理学知识起，曾国藩就开始注重慎独的修养工夫。曾国藩体质较差，而他经过多次思考将得病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心，认为心是引起一切疾病的根源。因此，曾国藩慎独的修养工夫以养心为重，其养心主要从静、省、欲这几个方面来实现的。
首先，静即静心。曾国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都要静坐一会，以体验静极生阳来恢复自己的仁人之心。曾国藩认为静坐养心可以治愈身体的疾病，因此他在日记和家书中多次提及静坐。为了更好地实现静坐，曾国藩曾经多次迁居，为节省路途劳累，他计划搬入城内，可是发现城内由于应酬太多而无法静心，又将家人留在城内而自己搬到城外寺庙。在寺庙里，曾国藩以一个闭关修行的和尚来要求自己，并不断读圣贤之书，以净化身心，祛除疾病。曾国藩认为“若不静，省身也小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在静坐的过程中，曾国藩不仅治愈了疾病，而且达到了静心的效果，使其“静”的工夫上升到了道德修养的境界。
其次，省即反省。荀子曾经说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明知而行无过矣”，意思是说博学的君子应该经常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检查并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保持明智清醒的头脑，行为也没有多大的过失。曾国藩在其一生之中，不断反省改过，自我检查，时时恪守着荀子的这句话。他在不断的反省改过中，改号“涤生”，涤，即洗涤，意思是洗涤过去沾染的污浊，生从前的所有事就如昨天已经死去，从今以后所有的就如今天新生的，这是曾国藩不断反省改过所得出的字号。在他以后的修身生涯中，曾国藩不断反省改过，克己自省，曾有一段时间将其日记命名为《过隙影》，作为自己人生的错题本用来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梁启超说曾国藩的成功并非天生就聪明，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反省自己。由此看来，曾国藩将自省作为自己人生的必修课，慎独的一项重要内容，贯穿于他的一生之中。
最后，欲即遏欲。曾国藩说：“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告诉世人要遏制自己的欲望，不能疏忽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只有这样不断坚持自省，才能够问心无愧，心胸泰然自若。他不仅静心休养、反省改过，还能够遏制自己的欲望，包括对名利、荣誉、钱财、地位等欲望的遏制。曾国藩认为，慎独是由心诚所积得来的，“君子独积诚为慎，小人独积妄生肆”，只有“意诚”，一心一意，去欲存理，克制欲望，保持本心，才能够得到高尚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修己达人的效果。
曾国藩提出慎独则心安为守身之先务，认为通过静心、反省改过、遏制欲望几个方面的行动能够达到慎独的效果，以达到自己心里安稳踏实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身心修养的结合，曾国藩以慎独来养心，同时以养心为基础，提出主敬、求仁、习劳相勉，追求身心结合的个人修养内容。
主 敬 则 身 强
敬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建设的范畴之一。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时期，敬的修养工夫一直居于个人修身的重要地位。孔子时期用敬来教育别人以礼待人，而宋明理学时期则将敬作为修身进德的宗旨予以阐释。为发扬理学思想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曾国藩在融合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主敬则身强”，就是说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时有恭敬而庄重的态度，身体自然会不断强健。与慎独注重内心修养的特征相比，主敬则更加注重内外兼修。
曾国藩主敬的修养工夫是从其学习理学思想开始的。在“修身十二条”中，曾国藩就将主敬作为首要内容，认为敬就是整齐严肃，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没有事的时候心里安稳踏实，有事的时候能够专心致志。后来，在用以自警的《五箴（居敬篇）》中，曾国藩将敬作为独立的内容专门予以论述，在其日记中更加简明地阐述了“敬”的主张，即“存心则缉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则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内外交养，敬义夹持，何患无上达？”
曾国藩将“敬”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贯穿于其一生之中。到了晚年，曾国藩总结其一生主敬的修养历程，在“日课四条”中提出了“主敬则身强”。在遵照儒家内圣外王修身道路的基础上，曾国藩将“主敬则身强”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是敬的工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因此，根据曾国藩的思路，可将其主敬思路总结为三个层面：
首先，“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是敬的修养工夫。“敬”则静，曾国藩认为，“内而专静纯一”就是要保持内心真正安静的状态，才能抵御外界的诱惑。因此，曾国藩主张个人要不断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就要以慎独之心保持自己的本心，不断做到内心具有仁义礼智，忠恕之道。只有内心的修养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才能够做到“外而整齐严肃”，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够兢兢业业，井井有条，以礼的规范来待人。
其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表现。曾国藩主张的只有内心达到一种专静纯一的虚静状态，才能够做到外而整齐严肃，如何做到外而整齐严肃呢？曾国藩认为用一种“礼”的规范来实现，即出门就像看见贵宾一样，而待百姓就跟大祭司一样，这是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其“主敬”的认识就来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因此“礼”是曾国藩实现“主敬”思想的主要渠道。在曾国藩看来，“礼”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注重礼仪规范，对人对事能够以礼相待，使一切事物都在有礼有序的气氛中进行；二是应恪守以礼为重的封建等级制度与纲常名教，尤其是以先秦儒家为基础的三纲五常的封建论理道德秩序。曾国藩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就是在主张以“礼”为基础，遵守伦理秩序，才能够达到外而整齐严肃，从而修己安人，赢得天下人的心。
最后，“修己以安百姓，笃公而平天下”的是敬的效果。曾国藩的修身思想是以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为目标的，因而以礼为重的主敬思想其实是其实现内圣的途径，而修身养心的最终目的是为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而服务的。因此，曾国藩谨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认为主敬的最终效果是要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笃公而天下太平”，就是说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为百姓平安，而忠诚笃实则是为天下太平。
总之，曾国藩提出“主敬则身强”，认为人如果能够以一种恭敬庄重的态度待人接物，为人处事，自然就会使自己的身体日益强健，反之，不求上进，追求安逸，恣意放纵的人就会渐渐堕落，身体也会逐渐衰弱。这是曾国藩追求自强不息，修己安人修养工夫的表现。
求 仁 则 人 悦
“仁”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曾国藩修身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曾国藩在继承先秦儒家“仁”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传统之学中万物本源论与佛家众生平等思想的基本内容，提出了“求仁则人悦”，就是说对人有爱心的人能够使人身心愉快。
受传统万物本源论思想的影响，曾国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理气而来，所以人一生下来，就得到天地之理形成自己的心性，得到天地之气形成自己的形体。正如曾国藩所说“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就是说，我和民间所有的事物，都是同源的。因此，曾国藩主张，官员应该以一颗仁德之心来对待百姓以至于爱护万物，从而达到至善的效果。然而，如果人只知道爱自己却不知仁民爱物，就会和我与民物同出一源的道理相违背，同时也辜负了上天所赐予的宽厚仁德之心。
曾国藩谨遵孔子仁学思想，倡导用一种宽恕之心（即恕）来维护仁的道理。曾国藩认为，求仁之“仁”则为“恕”。“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是其对仁与恕关系的论述。就是说个人应该具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胸怀，以谅解他人的疾苦。人如果读古书学习知识，粗浅的知道了其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会产生一种后知后觉的责任感。可是，如果了解其大意而不知道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人来施以教养与恩惠的话，就会辜负上天赋予的宽厚仁德之心。因此，“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曾国藩对读书学习了解大意之人的要求。也就是说，有财富、身份与名望的人，是不愿意高高在上，以至于自立自达在所有人中间的，但如果将这种自立自达的道理推广到天地之间，做到推己及人，自立先立人，自达先达人，就能够得仁而人悦。
曾国藩以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为目标，提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的身心交养的修身思想，其中贯穿了敬、静、省、仁、礼、恕等内在修养的基本内容，但是该如何将其贯穿于一身，是其最终的思考，基于这一方面的思考，曾国藩提出了“习劳则神钦”。
习 劳 则 神 钦
习劳则神钦，就是说习劳苦的人能够得到鬼神的敬重。劳与勤相联系，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曾国藩修身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曾国藩对其理解研究的最多。曾国藩认为，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论是持家、做官、治军，还是求学，都要以勤为本。慎独能够使人心安，主敬能够使人身强，求仁能够得到人悦，但若不勤于实施，所有的主张将只是一纸空文，因此曾国藩主张在任何时候都要懂得习劳苦。
习劳则神钦，其意思是说习劳苦则鬼神敬重。正常的人，无论贫贱或者富贵，愚笨或者聪明，老年或者年轻，都具有好逸恶劳的缺点，从古至今无一例外。因此，曾国藩认为，人每天所做之事，所出之力必须与其所吃之饭，所穿之衣，所花之钱相匹配，就是自食其力的人，连鬼神也会赞同的，反之，如若富贵人家锦衣绣袍，高枕无忧，贪图享乐而不思勤劳，就连鬼神也是不赞同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求追的是一种万物平等的思想，而宋代诗人张俞所作的诗：“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则描述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曾国藩的习劳苦的思想正是在批判那种不平等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后人要将勤劳作为人生的必修课，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腰缠万贯还是身无分文，无论是位极人臣还是普通百姓，都该以身作则，将勤劳的思想发扬光大。
曾国藩说：“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因此，曾国藩认为勤劳可以使人延年益寿，神灵敬重，反之则不然。基于此，曾国藩在选用人上，也是择勤而用之。
综上所述，曾国藩修身思想以“内圣外王”为目标，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修身思想，最终以“日课四条”作为其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个人修养由内而外，由心而身的修养道路，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所独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