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书丨看古籍修复师如何妙手回春
编者按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文物古籍保护”，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和文化节目将目光聚焦于古籍保护行业，古籍修复者师这一“神秘”的职业渐渐为人所知。古籍修复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运用精湛的技艺使残破的古籍重新焕发生命力？
本文由中华手工授权转载，作者刘海军，图片由重庆图书馆提供，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壹
一群“半路出家”的重庆修书人
“什么味道？真好闻！”刚出电梯，一股淡淡的中药味扑鼻而来。
“是芸香草，我们早已闻不出这种味道了。”“80后”修书人崔月婷虽然健谈，但此刻一脸淡定，与想象中古板的修书匠不太一样。“芸香草可以防虫，如果在馆里闻到谁身上有这种味道，那一定是我们传习所的。”
古籍修复师——一群躲在故纸堆里的修书人
在很多人看来，古籍修复师都是一些隐藏在都市森林里的身怀绝技的“隐士”。在重庆，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隐藏在重庆图书馆一个鲜为人知的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重庆传习所。虽然人数不多——仅有8位，但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无论是被虫蛀的古籍，还是残缺的旧书，只要经过他们的回春妙手，都能焕然一新，重现光彩。
崔月婷是一位“80后”修复师，从事古籍修复3年——其实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接触这门技艺了。“刚开始以为自己是块璞玉，结果发现也是块石头。”按行规，修书一般3年出师，但当她真正从事这一职业后，才感觉离出师还差得远。
她的老师许彤是一位有着10多年修复经验的“60后”，也是2007年重庆第一批半路出家学习古籍修复的人。当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刚开始实施，全国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招生，许彤主动报名申请，争取到了重庆唯一一个名额，从此与古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许彤/崔月婷
非遗项目古籍修复重庆传习所修复师
中、青两代修书人在导师、老一代修书代表赵嘉福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师的带领下，逐渐成长起来。正是这些修书人的默默付出，才让重庆的不少珍贵古籍（据说藏量达53万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赵嘉福（中）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师
“在别人看来，把纸粘补上去就成了。哪有那么简单？”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认识，崔月婷特意演示了“补窟窿”环节，“这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干补、湿补、托补、衬纸等方法，而配什么纸、力度多大则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经验了。一本古籍的修复，不仅需要修书人具备高超的修复技术，还要集古籍版本知识、古籍保护知识、文史知识、艺术审美等于一身。
“我们每天常常要洗8次手，摸一次书就得洗一次，皮都磨薄了。”虽然说的是修书的苦，但崔月婷脸上却洋溢着笑。其实，这对于修书人压根不算什么，更令人担忧的是粉尘、霉菌等容易引发鼻炎、咽炎等职业病。对此，崔月婷就像一朵迎着太阳生长的花，笑对古籍和每一天，还有身边的人。“给我们'祸祸’的古籍都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看起来有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虽然这是一句夸张的玩笑话，但一个“祸”字能看出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对修书这门老行当发自内心的敬重。
古籍修复所使用的各种工具
贰
认真对待每一部古籍的“老汪头”
而在北京，在古籍修复领域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大人物——“大刀汪”第三代传人汪学军。他至今从事古籍修复已有近40年，也是目前古籍修复项目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一。
汪学军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大刀汪”第三代传人
裁齐也称裁边，是“大刀汪”最得意的一门手上功夫。汪学军是“大刀汪”第三代传人，汪家三代人手上都有着一身令人叫绝的裁边手艺。一把超过3.5kg的纯铁大刀，拿起刀，一刀下去，干净利落，而且是几本一起切，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因为活儿干得漂亮，大家都到汪家去裁书。于是江湖上渐渐有了“大刀汪”这么个名号。
“大刀汪”使用过的大刀（翻拍自《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 汪学军》一书）
“裁边的时候要注意手的力度，用力太大会破坏书页，用力太小又容易裁得不齐，还要注意用刀的角度，刀口要稍稍往外偏一点，然后直切下去，裁出的书才会齐整。”提起裁边手艺，汪学军一身自信。
碑帖修复前后的对比
尽管现在“大刀汪”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对于一些珍贵的古籍，他还是坚持手工裁切。“机械化裁刀不能切古书，因为古书的纸张已经焦脆了，纸张可能会被机器砸裂，毕竟机械化裁刀的冲击力度是无法跟手刀的触感、柔韧度比较的。”
“金镶玉”是古籍修复中的5种基本技法（包括镶、溜、补、托、衬）之一，因为经历岁月洗礼的书页泛黄，而在新镶的白纸衬托下，黄白相间，如金似玉，因而得此雅称。
由于金镶玉能做到修旧如新，所以曾流行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人们的审美都是以新为准，觉得新的体面好看，为了迎合这种审美，大家也就喜欢什么都用新的。但后来随着人们审美和对古籍价值认识的提高，才将“修旧如旧”作为修复古籍的基本原则。
因为这，汪学军还曾差点跟朋友闹掰了。有一次朋友拿来一套清代五色套印古籍，破损得并不严重，只要稍作修补即可，可朋友一定要求做成金镶玉。“我觉得这套书做金镶玉不太合适，本来书的尺寸就比较大，每页再要衬上一张纸，周边再多出一些空白，就把书变得又大又厚，也许看起来够气派，但对于古籍本身的保存来说未必是好事。可不能让这套书毁在我的手上!”
经“金镶玉”技法修复前后的对比
对于“金镶玉”，汪学军有着独特的认识：“虽然很多人会提到修旧如旧，但在我看来，古籍修复的意义是保护，所以保护才是真。如何才能保护好呢？例如“金镶玉”可以把书页都完好地保护起来，既能显示旧，也能显示新；而按照修旧如旧的做法，修一回'蹭’一回，越打磨越少，到最后可能东西都'整’没了。所以，修书要根据破损情况，从实际出发。从出发点看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所以，究竟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这是古籍修复的两条路子，都是可以走的。”
叁
修复少数民族古籍的“面糊匠
古籍修复作为书画装裱的一个分支，在很多方面都跟书画装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点可以从派别上看出一些端倪。二者在派别划分上大体一致，分为沪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等，但传承到现在，几乎已消失殆尽。且现在更流行的一种说法“南派和北派”。其实在技法上，南北两派并没明显差异，而造成这种分化主要是因为南北气候差异大，从而对古籍造成不同损伤：例如北方干燥，书页会霜化；而南方雨水多、气候湿润，纸质易酸化、虫蛀、受潮生霉等。
待修复的傣文古籍
现在，尤其是国家提倡古籍修复以来，南北两方的传承人、导师与学生互通往来、相互融合，更是模糊了两派的分界线，将南北的较量转变为跟时间的赛跑。
虽然鼎盛时期我国曾出现过多个派别，但他们主要修复的都是汉文古籍，却极少提及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令人遗憾的是，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一直以来都是难题，让文字记录本就不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受到很大挑战。直到2017年，杨利群首次修复完成“纳格洞拉洞藏经”藏文古籍，才让这一局面有所好转。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古籍考察组在香格里拉县一处洞穴内发现了一批藏文经书，经抢救发掘出藏文经书12种、2009叶，包含了《丹珠尔》大藏经、民间僧人法事记录等，可为深入研究云南藏文化奠定基础。后来这批古籍以发掘地命名为“纳格洞拉洞藏经”。
藏文古籍修复前后对比
后来，在云南省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的积极争取下，以“按照原貌、不做装帧、整旧如旧，最小干预，修复材料可去除、过程可逆”原则进行尝试性修复，让这批藏文古籍得以妥善保存。之后，杨利群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对傣文、彝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进行探索，成为国内少有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师。
杨利群
云南省古籍修复专家
古籍修复云南传习所导师
“我十二三岁就在家从装裱字画开始学起，长大后顺利进入云南省图书馆当了一名'面糊匠’。”在圈子里，古籍修复师还有一个俗称——面糊匠，因修书时常常需要用浆糊将破损的地方修补、粘贴起来。而且为了追求效果，修书人多是自己调制浆糊，一方面避免市场上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一方面自己调制的浆糊使用起来心中有数，因为不同的纸张、环节使用的浆糊浓稠度不一样。“可以说，打浆糊是一个修书人的基本功。”
贝叶经修复
“藏文跟汉文古籍修复最大的不同在于纸张和装订方式。”提起古籍修复，杨利群有说不完的话，“藏文古籍采用梵夹装，修复用的是狼毒草纸浆修复，东巴经则是荛树皮，傣文、彝文和壮文用的则是各种特色的构皮纸……”配纸是杨利群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少数民族古籍修复难度最大的当属藏文古籍，传统用于抄写经文的藏纸多加入天然植物原料，韧性强、防虫蛀，可这一传统造纸技艺如今几乎是找不到了。”后来经过反复搜寻、对比研究，杨利群以安徽定制的颜色接近的构皮纸作为基本用纸，再将狼毒草根部捣碎，取其汁液加入补书所用的纸浆中，终于将这种合适的配纸研制出来。
经修复完成的彝文古籍
而修补纳格洞拉洞藏经时，杨利群还独创了人工纸浆补法——将混合纸浆均匀地浇在纸张的缺损处，不断用镊子调整纸浆的厚度、平整度，再经按压、晾晒完成。“人工纸浆法其实已经超越了修复本身，因为它是将造纸法的'抄纸’技艺用到修复上，从而让补纸与原纸充分结合，让古籍更强韧，确保修复质量。”
肆
“科技可用，但要慎用”
其实，杨利群刚开始并未觉得古籍修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职业，也未刻意去学，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古籍修复顺其自然地就传到了他的手上，他自然而然地就操持起了这门传统技艺。杨利群出自古籍修复世家，父亲曾是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鉴定和修复专家，母亲退休前一直从事古籍修复。家族传承让杨利群从小对古籍修复耳濡目染，心底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修书情节。所以一干就是近50年。
近50年来，杨利群看到旧人离去新人来，看到古籍修复一步步展现在大众面前，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也看到一些传统修复方式被高科技取代，例如老化机看纸张的变化、显微镜分析纸张结构、白度仪测定纸张白色程度等。通过高科技仪器，确实比人工要来得更准、更便捷，如纸张脱酸机可以为纸张脱酸，以便更好地保护古籍，纸浆补书机能协助修复师又快又好地修复古籍。“不过不管科技如何先进，手工修复的许多细节仍是无法取代的。”在杨利群看来，有当代科技辅助可以让修复变得更便捷，但有些需要坚持传统的地方还得坚持，比如藏文古籍的纸浆制作，就需要经过传统手艺水煮和敲打出来的纸浆才能用，这是现代搅拌机无法做到的。
压平机是古籍修复中常用的现代器械之一
对此，汪学军也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汪家的大刀也改成现在灵活自如的小刀了，能用得着的地方越来越少。不过这也是好事，小刀更方便、轻快。以前磨刀、裁边都是体力活，还伤腰，是真的很累！”看着搁在展示架上的大刀，汪学军有时候也会感慨一下。“与时俱进，这当然是好事。比如现在的喷水壶就比以前的好用，传统的喷水壶都是靠嘴吹的，有根长长的吸管，一吹，把水壶里的水吹成雾状，噗噗噗，一会儿就把人给吹晕啦！你想那一页一页吹过去，有时候一个工序下来，嘴巴麻了，把人的脑袋都给吹大了。现在好了，手轻轻按压几下，就会喷出均匀的小水珠，省心省力还高效。”
传统的喷水壶被现代喷水壶取代，使用时省心又省力
“科技当然可以用，但得慎用科技。”汪学军说，对此他讲了一次亲身经历：一次，有推销员拿着据说是使用传统方式制造的太史纸（又称粉连纸、连史纸，色白，耐久性强）给他看，他一眼就看出这压根儿不是真正的太史纸，而是把黄色的竹纸加工染白了，就当成所谓的“太史连纸”了。“所以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能太依靠科技，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古籍修复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专业，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行会、保护神的行业，只有自己挺直腰杆子保佑自己。”汪学军接着又感慨到：“不过现在好了，国家和各地文化部门重视，不仅职业教育开设了专业，连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都开设了这个专业。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何愁古籍保护不好，何愁文化不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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