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西部最富庶安逸的城市，宋以后为何陷入长久的衰落
文/音翻海浪
成都自从有了都江堰，就一直是天府之国，虽然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骚乱，但是一旦进入唐代，成都就迅速恢复，有了“扬一益二”的美誉。
隋唐：扬一益二，三教大昌
隋唐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宗教也达到鼎盛，有扬一益二之说。隋文帝派他的儿子杨秀做蜀王，在成都大兴土木，重筑规模比秦代太城还大的少城，在将军衙门一带取土，形成了一个大塘，唐朝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著名风景区摩诃池。
成都平原的农业得到了大发展。手工业、商业也十分发达，人口密布，商贾云集，市贸繁荣。旧唐书记载：“蜀为西南之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安史之乱，玄宗逃蜀，亦因“岁首稔民安，储供无缺”，成都因此升为“南京”。黄巢攻陷潼关，爱玩的唐僖宗逃奔兴元，因“储待不丰”，遂到成都，“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唐末时，成都为当时设府的十个城市之一，成都府的称谓也从此开始。87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鉴于成都面临南诏的威胁，召集民工在外围修筑了一道长25里砖城，称为罗城。城上修有房屋，城门外修了磁城。他还将郫江从北门绕过城东，在城南与锦江汇合，现在叫府河。此后，南诏不敢再犯。
韩愈：“自古诗人皆入蜀”。成都的繁华使大诗人们流连忘返，留下足迹的同时，也留下华丽的诗篇。据大数据，唐朝的近200位诗人为成都写了近1000首诗歌。
初唐四杰先后入川，或为宦游，或为美景所吸引。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风烟望五津”指的是岷江上的五个渡口，在《入蜀纪行》里，王勃感慨，“悠游之天府，宇宙之绝观”，“山川之感召多矣”。岑参、刘禹锡、李商隐等先后到访过成都，但最知名的还是诗坛双峰：李白与杜甫。
李白幼年在江油读书，十五岁开始习武练剑，曾跟随著名道士东严子学习道家学说并修炼，入山隐居数年。在成都游历期间，登散花楼，观司马相如琴台，瞻仰扬雄故居。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入蜀，他写下《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杜甫一家因生活困苦不堪到了成都，借住在浣花溪边的一座庙里。在四川做刺史的故友高适知道后，从彭州写诗问候杜甫，还送了些钱粮过来。在朋友和邻居的资助下，杜甫修起了“草堂”。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寓居成都的日子，可以说是杜甫一生中的美好时光，虽谈不上富贵，但闲适而安逸。他与旧友高适、严武有不少往来，与邻居也相处融洽。
邻居们时常邀请杜甫做客，送给他一些自家土产：“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有时他到邻居家串门，看见“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天气好心情也好，“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时还会乘船去武侯祠游览凭吊：“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有时则在浣花溪边观赏风景、洗药、钓鱼。严武去世后，没有了经济来源的杜甫便携家人乘船东去，离开成都。
才女薛涛也是蜀中风景。八岁那年，她父亲薛郧在梧桐树下忽有所悟，“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随口续上，“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可惜一语成谶，薛郧不久病逝，16岁那年，失去依靠的薛涛成了一名营妓，凭“容姿丽、通音律、善辩慧、工诗赋，能扫眉涂粉”，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所赏识。
一次酒宴中，韦皋让薛涛即席赋诗，薛涛笔援笔而就，色艺双绝的薛涛声名鹊起，很快成了节度使身边的红人。被誉为再世诸葛的韦皋让她参与案牍工作，而薛涛写起公文富于文采，细致认真。一天韦皋突发奇想，拟奏请唐德宗授薛涛为“校书郎”，因旧制未能成功。
后来薛涛脱去了乐籍，一度被小她11岁的“色艺双绝”的元稹所吸引。前后3个月，两个人流连在锦江岸，蜀山边。但幸福随着元稹赴洛阳任职戛然而止。虽然薛涛为元稹写了很多情诗，制作了桃红色的“薛涛笺”，但元稹终究辜负了她。失望的她在《春望词》说：“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从此，她脱下红裙，换上道袍，直到去世。
隋唐时代，成都的宗教也大为发展，佛教、道教、景教都盛极一时。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支，传入中国后建的寺庙叫“大秦寺”。《蜀都故事》记载，成都西门建成的大秦寺极为富丽堂皇，“共门楼十间，皆以珍珠碧贯为之链”。景教衰败后，大多改成佛教寺庙。
佛教寺院以大圣慈寺规模最大，时誉“震旦第一丛林”，寺内有近百个庭院，楼、阁、殿、塔、厅、堂、房、廊共八千多间。
玄宗和僖宗入蜀时，大量名画家一起到了成都，大多住进大慈寺，寺庙墙壁上的各种佛、神、经变等画像一千多幅，被苏轼赞叹为“皆一时绝艺”，“精妙冠世”。宋代李之纯在《大圣慈寺画记》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大慈寺的面积约为当时成都的十三分之一，寺院之间“商贾列次，市肆杂呈，四时之间则有蚕市、扇市、药市、夜市……等”麋集于斯，亦是工艺作品展示的地方，对活跃经济，改变生活方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他如文殊院（当时叫信相院）、昭觉寺等都是大型寺院，小的寺庙就更多了，除大慈寺外，大多在唐武宗灭佛时被毁。
道教的青羊宫也不落人后。据说青羊宫始建于周，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后，“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此后，青羊宫便成为老子传道的圣地。
唐僖宗进蜀避难，住在青羊宫内。一天，有人忽见红光如球入地，挖掘获得一块玉砖，上刻古篆文“太上平中和灾”。僖宗认为这象征着天降吉祥，是太上老君的恩典。回长安后，他下诏赐钱二百万建设殿堂，建成后的青羊宫规模宏大，气象宏伟，名字从“观”为“宫”。《西川青羊宫碑记》载：“冈阜崔嵬，楼台显敞，齐东溟圆峤之殿；抗西极化人之宫，牵剑阁之灵威，尽归行在；簇峨眉之秀气，半入都城。烟粘碧坛，风行清磬。”这样一来，青羊宫便成为西南最有影响的道教圣地之一。
川西第一观青羊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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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当时的音乐与戏剧同样很兴盛。杜甫到成都后直抒，“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韦皋又引入南诏的音乐，和本地的“蜀国弦”互相影响，又产生新的内容。至于流行歌曲则有蜀声高亢急促的说法。
音乐人才有理论家段安节，制琴名手雷威，演唱的人就更多了，薛涛是最著名的一个。当时已经有公开的戏剧演出，据说南诏曾在成都俘虏了两名男演员，猴戏、木偶戏等都大行其是。
成都的夜生活也很丰富。卢照龄《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记载了当时盛况。大街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慈寺的水灯，加上民众的狮灯、龙灯、车灯等等，更是绚丽多姿。
至于花市，最早是与蚕市、药市一起，古蜀就有了，属于农业相关的集市。秦汉时，药市与蚕市分开，至唐代，花市单独出现了，渐渐就形成了花会。肖遘在《成都》的诗中写道：“月晓已闻花市合，平江偏见竹筏多”。
农历2月15日是太上老君的生日，道教要举办庙会，而传说中百花仙子的生日也在这天，要举办盛大“花朝”。到花市赏花的人到青羊宫中拜祭老子，进香祈福，而到青羊宫参加法事的善男信女也游览花市，“庙会”与“花会”逐渐合一，为成都每年春天的盛会。
隋唐五代时期，成都的经济作物“蜀麻”以质量冠绝全国。中唐开始，丘陵地区的龙泉驿也大量种茶，大规模经营并转卖汉地及藏羌等少数民族地区。
蜀锦也风光依旧，前蜀灭亡时，库存的丝织品多达五十万匹。蜀锦之外还有蜀罗，这是一种轻软的丝织品，唐中宗的安乐公主出嫁时，成都上供一条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若发丝，鸟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见之”，可称极品。有记载吐谷浑和柔然商人到成都进行丝绸贸易，而西域胡商因长期经营蜀地丝绸而在成都形成聚居地。
丝麻之外，造纸业也发达，黄白麻纸是唐官方用纸，其中“广都纸”很出名，流行于官府民间，前后蜀出产的“霞光笺”和“十样蛮笺”都名声显著，为士大夫所追捧。酿酒业也发达起来，除了普通白酒和烧酒，“生春酒”还被列为贡品。陶瓷业虽然以青瓷为主，但出现了秘色青瓷，又有经过高温也不脱色的绿釉，黄色及褐色的瓷器也开始出现，釉下彩的技术日渐成熟，为青花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五代：花间筵宴，蓉城初现
907年，朱温通过禅让的形式灭亡唐朝，史称“后梁”。在成都的王建遂自立为帝，史称“前蜀”。六十岁才当上皇帝的王建一生戎马，急于立太子。他宠爱的妃子徐氏深交朝臣，鼓动群臣上表称自己的儿子王宗衍“才器英武，实堪社稷之托”，遂达到目的。但王建一次见到王宗衍参与斗鸡、击球，叹息说：“我百战而立此基业，此辈难道能守之乎”！
王宗衍即位时年仅十七，改名叫王衍，将大事委托宦官。太后、权臣们公开按官职高低卖官鬻爵。王衍喜欢以“灌口二郎神”的衣着到各地巡游，每次历时数月，沿途彩旗飘飘，鼓乐齐鸣。
后唐通过外交假意与前蜀修好，王衍信以为真，将军队从边防撤回。这一次，王衍率数万军队北上游玩，一路上吟诗唱和，兴致勃勃。当走到利州，王衍才相信后唐军队打进来了，于是仓促迎敌，被打得大败而逃。王衍回成都后，身绑荆棘投降，出川后即被满门抄斩，前蜀遂亡。
后唐大将郭崇韬受到李存勖的猜忌，被遣使处死，蜀中大乱。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急驰入蜀稳定人心。恰巧洛阳兵变，李存勖被杀，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孟知祥于是抓紧时间整顿军备，处死了后唐的监军使，又拒绝向朝廷送礼钱的要求，又与东川节度使董璋联合对抗后唐，取得胜利后，顺手消灭了董璋，得到了东川。
后唐只得先后封孟知祥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蜀王。934年，后唐明宗病死，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病故，幼子孟昶继位。其时，大臣多为其父故人，骄横不法且视幼帝如无物。孟昶经过激烈斗争，铲除旧臣开始亲政。
后蜀没有夺取中原的雄心，政局相对安定。后晋晋昌节度使赵匡赞及后汉关中的大将李守贞、赵思绾叛乱都曾请求归降，但因后蜀反应迟钝而挫败。965年，北宋大军仅用六十六天时间就兵临成都，孟昶率众投降。
相对安定的生活，让成都产生了温庭钧、韦庄为首的花间词派，对后世的词人皆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韦庄作为前蜀宰相，带着朝圣的精神寻找到了“柱砥犹存”的杜甫草堂，便以“重结茅屋”来表达对杜甫的仰慕之情，这也是重修草堂的第一人。
花间派的硕果
后蜀皇帝孟昶则对芙蓉花别有偏爱，命百姓在成都遍植芙蓉树，每到花开时节，市内“四十里为锦秀”，故成都有蓉城的雅称。
北宋灭蜀后，进入成都的军队曾大肆屠杀抢掠，而且剥削加剧的现状及日进纲之类的徭役激起了四川人的多次起义，花了很多时间才稳定下来。
两宋：文豪西至，茶道东传
宋朝因政治中心东移，成都因管辖距离过远，且地处边疆，给予成都知府“便宜行事”的特权，“奉诏条之外，事有大可革者，奏后始行；其有从权而合议者，先行后奏”。四川科举考试采取由地方州府主持类似礼部的省试，用特殊待遇笼络当地读书人。南宋更是以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来坐镇，权力空前。
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时，为成都街巷整修街道。《砌街记》说:“以丈计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一百余万，为钱二千万羸”。这次修通街道，“费出于官，而不以及民”。整修的街道达到了十四条。效果很好，“雨不乘橇，骑不旋泞。徐行疾趋，俱从坦夷”。百姓的口碑也好，“周道如砥”。
成都府路的人口数都占了川峡四路的40%到50%，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且与江南并列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成都茶业、纺织业、印刷业、造纸业、农业、手工业均名列前茅，商业的发达使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在成都。
宋代的成都人游乐之风盛行。苏轼《次韵刘景文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诗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最早，宋太宗时的知府张咏顺从民意，组织参与游宴，“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江……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
游玩之中，既有单纯的玩，也有农业交易。仁宗时，宋祁更首倡官员三个月的春假制度，除值班人员外，所有人都可以外出游玩三个月，但一不准扰民，二必须用自己的俸禄。
宋祁本是爱玩之人，他趁着每逢蚕市、踏青节百姓全城出动时机，观察特产与风景，并和群众打成一片。宋祁著有《益部方物略记》，是第一部详细介绍益州地区的各种奇妙特产和烹饪技巧的书籍。
成都的清水河上，曾有一座叫苏坡的石拱桥。当年苏轼赶考就在河边的客栈住下，温习一下功课之余，也出门观赏风景，写诗作赋。待他进京赶考中了榜眼后，想起清水河附近百姓没有桥的不便，就自己出资修建了这座三墩四洞的青石拱桥。人们把这座桥叫做“苏坡桥”。苏轼曾住过的客栈，就在桥旁，后来被改做亭子，称之为“东坡亭”，是老成都十大风景之一。
苏轼20岁与苏辙同游大慈寺，与僧人惟简的关系甚密。惟简俗姓苏，也是眉山人，被东坡认作宗门兄长。他们以各种方式的交往约40余年，可以说苏轼在佛法上的提高与惟简密不可分。惟简大师去世后，苏轼作《宝月大师塔铭》纪念，“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
苏轼曾经买得唐明皇所建的藏经龛门四板，上面有吴道子的画，其阳为菩萨，阴为天王，献给老父苏洵，堪称至宝。苏洵去世归葬眉山，苏轼办完丧事，专程到大慈寺拜望惟简，在大师劝说下苏轼将四菩萨像捐出。惟简许诺“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并耗钱百万造阁珍藏，绘苏洵像于其上，名为“四菩萨阁”，苏轼助钱二十分之一。
与苏轼渊源匪浅的大慈寺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而能豁达度世，与他对佛道两家的信仰及修行分不开。对妻子和成都的感情深厚。当客居钱塘的苏轼见到妻弟王缄时，离他妻子去世正好“十载”，他写下《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1172年，陆游被任为成都府小官，因为是闲职，他可以悠然的造访当地的风景名胜，感受风俗文化，萌发“终焉于斯”的念头。1175年，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举陆游为锦城参议，二人以文会友，成莫逆之交。
主和派攻击陆游“不拘礼法”、“燕饮颓放”，因而被免职。陆游就在杜甫草堂旁的浣花溪畔开辟菜园耕读度日，自号“放翁”。陆游入蜀因为太闲，于是放浪形骸，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饮酒游玩上，写成都行，“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又有：“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亦有“我游西川醉千场，万花成围柳着行”、“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等等。后来，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于是出川任职。
自唐朝以来，禅宗大盛，而四川更是出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圭峰宗密等影响当时及后世的大宗师。至宋朝，圆悟克勤禅师横空出世，荟萃各宗禅法，成为一代承上启下的中兴之祖。
他家世代以儒学为业。一日，克勤偶游妙寂寺，见到佛书，读了又读，有怅然若失之感，告诉同伴：“我过去是出家人吧”。后来皈依佛门学经，但一次濒临死亡的重病让他认识到，文字并不能使其证道。于是，投真觉胜禅师处。一天，胜禅师手臂出血，指着告诉克勤：“此曹溪一滴也”。他一听有省：“道固如是乎”？
他出蜀先后礼谒了玉泉皓、黄龙心、东林总等禅门高僧，最后投五祖法演座下。因博通经教，克勤有很重的豪辩习气。为消除他的恶习，凡克勤自认为的成就，法演统统不予承认。
一次，克勤入室请益，几句后就与老师争辩起来。法演道：“可以敌生死乎？他日涅盘堂孤灯独照时（指死亡来临时）自验看”！克勤忿然而去，不久便染上伤寒，用尽平日所学都不得力。法演重新见到他，即令入住侍者寮。半月之后，有人礼谒，他旁听而悟道，向老师报告所得，“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祇许佳人独自知”。法演一听，知他已彻悟，说：“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
圆悟克勤长期在成都昭觉寺驻锡传授禅法，门下最著名的有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皆为一代宗师，通过传承，深刻的影响了日本禅宗及茶道。
日本茶道之祖圆悟克勤
据说，圆悟克勤书写的“茶禅一味”，被日本禅僧荣西带回日本，后经过一休宗纯、村田珠光等禅师的发扬光大，渐渐发展成日本茶道。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松源崇岳→运庵普岩→虚堂智愚→南浦昭明→宗峰妙超→彻翁义亨→言外宗忠→华叟宗昙→一休宗纯→村田珠光的法脉，既是日本传承禅宗的路径，也是日本茶道发展的源流。
克勤的著作《碧岩录》、《圆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茶禅一味》被日本茶道界奉为至宝。据说，每年都有日韩的僧人和信徒前来朝拜圆悟克勤墓。
元明清：屡遭大难，历劫重生
宋末，蒙古攻陷成都，曾经进行十分惨烈的屠城。元朝灭宋后，在成都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省首次出现在历史上，但成都的元气一直没有恢复，以致于元末明玉珍割据四川时，竟然要以重庆为都。
明朝成立后，朱元璋封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蓝玉以土筑城，后来都指挥使赵清用砖石重修城墙。1644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称帝，史称“大西”，成都称“西京”，蜀王府成为张献忠的皇宫。没几年，清军共进成都与大西军激战，全城因此焚毁于战火之中，曾经繁华似锦的名都会就此断绝人烟，几乎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为此，清朝多年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设府办公。从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进入四川（俗称湖广填四川），经济开始回升，成都也随之逐渐恢复生气。
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新的成都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省会又迁回成都。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川菜”、“川酒”、“川戏”等，都与这次移民运动有关。
1714年，年羹尧重建成都大城。1718年，又在大城西南另建小城，只让八旗兵丁及其家眷居住，称为满城，亦称少城，周围五道城门，四座城楼，城内有胡同三十三条，现在还存有小北街、东门街、东城根街、小南街等当时少城内的街道。
民国诞生后，只准满族居住的少城引起了大众的不满，1913年拆除了少城，将胡同改为了街、巷，1918年为纪念四川靖国之役的胜利，又在少城东城基础上建“靖国路”，就是现在的东城根街。
从元灭宋，到明灭大夏，至清灭大西、南明，成都多次在改朝换代之时，因战争和屠杀而人口大减，虽然多次有国家层面的人口迁入政策，但工商业的繁荣程度明显弱于宋朝乃至以前，百业再也无法和江南地区相提并论，辉煌的蜀学因学术精英的死亡或逃散也黯淡了不少，而迁入的人口基本为贫民，家学底子较差，且文化的兴盛比工商业更难，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更多时间。
传说中的张献忠七杀碑
位于广汉市雒城公园
20世纪40年代，成都新南门出土了一块元代八思巴文的碑。经专家翻译，元朝皇帝对佛教徒和尚，基督教徒也里可温，道教徒先生，伊斯兰教徒达失蛮等不同宗教一律保护，使成都的宗教与文化具备了多元性。
1334年，蒙古人吉当普出任四川肃政廉访司事，他听说都江堰年年修年年毁的情况，认为应花大力气维修。他召见灌州判官张弘做试验，结果“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而后召开各级官员、军队、乡绅等参加座谈会“各陈利害，咸以为便”。
开工仪式在二王庙举行，官员们在李冰父子的塑像前行礼上香，抽签占卜得到吉兆，这是在征得李冰的同意。工程分段进行，吉当普认为内外二江的分水鱼嘴在河中顶冲激流，最容易破坏，为了坚作鱼嘴，他用了16000斤铁浇铸成一只巨大的铁龟作鱼嘴，并在鱼嘴前埋铁桩，以减轻损坏。
历时五个月的工程完成后，都江堰连续正常使用40多年。今天，吉当普的塑像在离堆公园中，接受游客的敬意。
明朝成立后，很多丧心病狂的政策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一部分有儒学信仰的官员为消除弊政做出不懈努力。
出身成都地区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明武宗死后，册立嘉靖帝朱厚熜。在皇帝继位之前的空窗期，杨廷和利用三十七日的时间进行了遣返边兵、各地进献的美女、供皇帝娱乐的番僧和乐人，释放无罪的囚犯，减免农业税，裁掉凭关系的官员等一系列措施。
杨廷和提前将德才兼备的人员提拔起来，放在合适的位置，以推行新政。嘉靖初年“天下翕然称治”，朝野上下都人心大快。但最终因大礼议之争限制皇权失败，告老还乡。他儿子杨慎因率领众大臣哭争“大礼议”，也遭杖责贬往云南永不录用。杨廷和争取相权的失败，让明朝皇权的恶性发展难以扭转，直到明亡。
新都区桂湖升庵祠
清代中叶，刘沅创立了槐轩学派，被推崇为“川西夫子”。他在选为贡生的第二年，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就在家乡开私塾养家。46岁那年，他搬到成都淳化街开门授徒，门前有株百年大槐树。他就给宅院取名槐轩，这就是槐轩学派名字的由来。
刘沅对学生来者不拒，报酬不计多寡，实在是一贫如洗没钱也可以听。除了教授经史子集，还教授大学实功（静养）。40余年的教学，他教授了弟子上千人，其中进士举人上百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成为川西最负盛名的私塾。教书之余，他著作有槐轩全书有经学、史学、理学计二十八种一百七十八卷。
其后，他的后人刘咸荥位列成都的五老七贤，刘咸炘被称为天才学者，先后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著有煌煌大著《推十书》系列书籍，被蒙文通、梁漱溟等学者盛赞，可惜36岁早逝。
成都自秦朝后归属中原，古蜀人因多次起兵抗争而被杀戮，后秦朝从中原各地迁入大量人口，其中秦人“移秦民万家实之”，而著名富豪卓王孙家的祖先等也从山东被迁移过来，真正的古蜀人剩下的应该不多。
三国时，战乱导致益州人口锐减。两晋隋唐前后蜀期间，北方的文化人、有农工商技术的人和流民大量流入四川，使当时的成都文化经济大为提升。
两宋时期，除了最初的三十年四川动乱起义不断，人口减少之外，金军占领中原，引发大量北方人口进入四川，加上自身人口的持续恢复，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暴增至约1153万人，经济文化也达到顶峰。
蒙古军攻打川渝，惨烈的屠杀使成都乃至四川人口大减。明朝灭亡大夏时，也使成都乃至四川人口大减。清朝灭亡大西时，双方更使成都的人烟灭绝。今天四川地区的人可以基本确认是为原来的外地移民。
从成都兴衰的曲线，可以看出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兴盛与发展，与人口的数量及素质无法分开。
成都人自古都有包容、开放、进取、创新等特质。从古蜀文化可以看出，已经挖掘出的这么多辉煌璀璨的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等，不是一个坐井观天的族群就能干出来的，而是从外引进、消化后，与自身的审美及技术相结合出来的工艺品。
成都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外探索有成，买卖商品早在汉朝就形成了规模。谁说蜀人只是贪图享乐，不愿吃苦耐劳，不信你也走一走“蜀身毒道”，卖出特产后，将印度、阿富汗的货物买回来。
成都的标志——熊猫翻墙
至于说蜀人懦弱，应该是指男人对待老婆吧，耙耳朵是这边的特点。君可见，历史上成都平原多少次人口的剧烈洗牌，或是反抗暴政，或是抵御外辱。抗日战争有多少四川人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死沙场。那不是懦弱，而是没到那个份上。
愿天佑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