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在援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全球化问题研究时，往往停留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或“世界市场”的现象性描述，而未能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理论原理上来看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意义。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理解上的欠缺和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解。而卢森堡及柄谷行人则在对马克思的批评中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新理解，前者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提出了世界市场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意义，后者则为卢森堡的这一阐释提供了哲学方法论上的支持。马克思所强调的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全球化则意味着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面完成，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国家地区间差别性优势的逐步减弱。一旦由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不再有能力通过国家地区间的差别性优势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则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时代就要无可避免地到来。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其终局。
关键词：剩余价值 全球化 资本主义 卢森堡
近几十年来，对全球化最新进程的描述分析已经进行得相当广泛而深入，但全球化究其实质而言，并非一种新近的突生现象，而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在相关的，因而有必要从一种更为宏观的眼界对其做一种大历史尺度的把握。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援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去说明全球化进程时，却往往停留于马克思早年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描述上，而并未深入到其关键的剩余价值理论。即便是有些论著试图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理解全球化，但也未能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理论原理上来看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这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还有足够的理论潜能去说明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笔者以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无疑具有这样的理论潜能，但由于人们通常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理解的严重缺陷，从而致使这一潜能未能实现。这种理论缺陷包括两个层面：在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把马克思在一种比较抽象的条件下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描述，当成了对现实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说明，即人们忘记了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已完成的只是其中基础性的部分，而如果把它当作一部完整的著作来看待，则是把一种对具体阶段的抽象论述当作是对具体现实的描述；在更为深层的哲学方法论层面上，则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法，而往往忘记了马克思多次声明的其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如果按照人们对马克思的这种惯常理解，对于全球化的说明只是停留在“世界历史”或“世界市场”之类的现象性描述上，无疑就错失了一种最深刻理解全球化的可能性。要能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当中特别涉及对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理解；而要能够深入把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重新理解他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传统的阐释未能深入到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而卢森堡以及后来的柄谷行人则在对马克思的批评中提出了极其富有意义的新理解。首先是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提出了世界市场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意义，而后柄谷行人则为卢森堡的这一阐释提供了哲学方法论上的支持。这就使得我们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解释全球化问题时，不能不首先考虑他们提出的问题。据此，本文所设定的理论目标便是通过对此二人对于马克思批评的综合改造，重构一种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据此对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作一概要性探讨。 如果不是过于拘泥于全球化这一术语，而是将全球化的本质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卢森堡在其极富原创性的著作中就已经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视角对之做过尝试性阐释，而且是极富意义的尝试。卢森堡的尝试是通过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批评来进行的。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要旨如下：所谓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此对资本积累的考察也就是对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用“I”表示，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用“Ⅱ”表示。同时，每一部类的资本又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和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为补偿预付可变资本的部分(V)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M)。由此，社会总生产可表示为：ⅠC V M和ⅡC V M。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即在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情况下，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是：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 M价值额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可用公式表示为：Ⅰ(V M)=ⅡC。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则是：第Ⅰ部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除了维持两大部类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有一个余额，用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即Ⅰ(V M)＞ⅡC；其次，第Ⅱ部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除了满足两大部类进行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以外，还必须有一个余额，用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求，即Ⅱ(C M-M/X)＞Ⅰ(V M/X)(其中M/X表示资本家作为收入花掉的部分)。可用公式表示为：Ⅰ(V ⊿V M/X)=Ⅱ(C ⊿C)。这便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条件。当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资本再生产所要求的这种比例关系，社会总产品实现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是通过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自发地强制实现的。但无论其实现的方式如何，这一再生产公式表明，只要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保持一定的比例，剩余价值就能够资本化，亦即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或资本积累就能实现。 卢森堡肯定了马克思上述公式在原则上的正确性，但她提出了一个资本积累的现实条件问题，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起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考察两个生产部类的积累过程的相互依赖性的进行方法。无疑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二部类，就它的积累决定于现有的追加生产资料而言，是依赖于第一部类的。反过来看，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可供追加劳动力用的相应数量的追加消费品。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这两个条件都被遵守了，两部类的积累必然象马克思的图式所显示的，自动地年复一年地进行。我们所列举的积累条件不过是那些条件，没有了它们，就不能进行积累……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这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但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卢森堡继续写道：“它不可能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本身那里来——这是可以立即肯定的——它不能从他们的个人消费中产生。相反地，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费一部分的剩余价值，把它用来生产供别人使用的物品，而这部分的剩余价值——至少从绝对数字看——是不断地增加的……但其余的剩余价值，即积累的那部分，是如何呢？它给谁使用呢？按照马克思的图式，第一部类采取主动，这个过程是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起点。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加的生产资料呢？这个图式回答道：第二部类为了生产增多数量的消费品而需要它们。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多的消费品呢？这个图式回答道：当然是第一部类，因为第一部类现在雇佣着较多的工人。我们简直是在兜圈子。为了维持更多的工人，因而生产较多的消费品；并为了使这些过剩的工人得到工作，因而生产较多的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荒唐的。”卢森堡认为，这些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的买主也不能求助于对外贸易，因为这样做只是转移困难，而不是解决问题。至于其他方式，诸如货币储存、金生产者等，卢森堡都逐一作了分析，认为不能解决问题。 在一系列分析之后，卢森堡认为问题出在“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僧侣等作为消费者，是应当计算在两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之内的。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为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为得要实现剩余价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之存在，乃是资本及其积累的直接的生存条件”。“总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这样，卢森堡就从资本积累问题引出了帝国主义问题，“卢森堡认为，她的'第三’市场具有必要性的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的说明……像她自己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一个从这个制度出现以来就一直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的过程”。由此引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就这样由于它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得到扩张，用损害他们的办法而得到积累，同时把他们推到一边去，取而代之。参加寻求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对资本主义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它的掠夺转变为一连串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世界危机，战争，革命。”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就不断消灭着自身存在的前提。“通过这个过程，资本在两方面准备了自己的毁灭。当它接近到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这一点时，进一步的积累将变得不可能了。与此同时，这个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资本规律激化了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并使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远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就必然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动。”按照卢森堡的这一看法，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铲除自己存在基础即自我毁灭的过程。卢森堡的这一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化(此点后面我们还要论及)。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提出之后，受到鲍威尔、潘涅库克、布哈林等人的严厉批判，后来亦受到斯威齐、曼德尔、多布等人的批判。一般的批判多是指出她误解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问题，扩大再生产无需所谓的“第三”市场就能够实现。当然，也得到一些好评甚至赞扬，如梅林等人完全支持其观点，《资本积累论》后来还被塔多伊斯·科瓦利克誉为“可能是自卡尔·马克思的杰作后，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写的最好的著作”。此外，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为《资本积累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并作了充分肯定。国内学界的评价亦基本认为她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积累确实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不需要非资本主义环境来实现”。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话语的兴起，同时又认为她从错误的基点出发，却提出了自己的颇富创造性的世界体系论。当然，布哈林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她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问题，而且一般来说恰当的解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她的答案在理论上是建立在错误的论点之上的。”国内最先系统研究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陈其人先生对其这一贡献评价颇高。他写道：“1959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译本出版，我第一次阅读，就引起极大的震动。”其原因就在于，“从方法论看，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卢森堡提出来的”。后来的几位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也大都采用了与陈其人先生相近的论点。 但如果一方面卢森堡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另一方面她的“世界体系”论是正确的或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即如何把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内在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如何合乎逻辑地从马克思的方法引申出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遗憾的是，论者们大都未正视这一问题。正如塔巴克所指出，“围绕着卢森堡的思想进行的争论牵涉到若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问题。大多数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一基本问题引起的”。因为这样一来，“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不仅要发挥职能而且要生存下去)，这意味着她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这就是说，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是生产问题，那么，市场问题在其中的地位如何估价。一般认为，与他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要在一种纯粹的状态下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因而舍弃了诸多次要关系，仅从资本家和工人这一最简单的关系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然后再逐步引入其他相关条件，通过一系列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最后达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运行规律的描述。这种方法显然是一种源自黑格尔哲学传统的辩证法。但有人对这种理解提出了质疑。这就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在其代表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系统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该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试图对马克思作一种不同于以往黑格尔主义传统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旨在于伦理性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间，即康德式批判和马克思式批判之间往复跨越，也就是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同时透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这样一种互文式的阅读就构成了一种来回跨越式的批判。为此，他甚至创造了一个被译为“跨越性批判”的新的英文词“transcritique”。显然，透过康德来读马克思，其结果必然不同于透过黑格尔眼光来看马克思。 按照一般的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安排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从资本的“一般性”到“特殊性”，再到“个别性”。就此而言，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起点都是一般性的生产，而涉及差别和竞争的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总是被置于较后的特殊性和个别性阶段。但对于这样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黑格尔式的方法，柄谷行人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说《资本论》的叙述形式与黑格尔相似，那只是一种错觉而已”。毋宁说，马克思“类似于站在休谟和莱布尼茨'之间’而同时试图对于两人予以批判的康德”。马克思之不同于黑格尔就在于，“《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又绝非黑格尔那种在逻辑上自我实现的'概念’。在其发展之中总是有历史性的事件先行发展着的”。马克思观念中的思维主体决非像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那样是自足的，而是对于历史事件之观念的把握。 马克思之所以在这一哲学根本原则上与黑格尔截然不同，柄谷行人认为在于，类似于康德同时对休谟和莱布尼茨的批判，马克思也同时对李嘉图和蒲鲁东进行了批判。一方面，尽管马克思称赞“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彻底否定的错误。“古典经济学家一反从前重视货币的重金主义思考，试图把商品的价值放生产过程中来观察，对此，马克思承认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马克思更执著的是货币的秘密。”货币主义固然陷入了错觉，但“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因为对马克思而言，他“在英国遭遇到的重大问题不是革命，而是经济危机。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从原理上讲，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现了，那也是一种事故或过失”。但是，“这种恐慌(危机)，乃是对于李嘉图的最有力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是货币在运作，可在理论上它却被否定了。在此，马克思于古典经济学批判中引入的正是他们以启蒙主义所否定掉的货币”。对于蒲鲁东，马克思虽然严厉地批判了其“基本上是在流通领域中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进路，但这并不表示马克思是站在李嘉图主义立场上而且只是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实际上马克思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像李嘉图那样在生产过程中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他更试图在流通领域和信贷过程中来考察。”毫无疑问，“产业资本中的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榨取产生的。但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实现是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说过，“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征，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而马克思之所以追溯到生息资本这种“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乃是“为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意识型进行谱系学式的暴露”。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 马克思说：“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对此，柄谷行人认为这便是马克思揭示出的一个二律背反。如何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必须引入复数的体系，才可能解决上述二律背反。这个复数的体系便是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柄谷行人得出结论，“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于交换的根底里发现了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本来是通过自然的前提条件而被给予的。商人资本就发生在这种差异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换言之，“古典派的劳动价值说基本上是在单一体系中的思考。因此，当他们要说明在多数的不同生产部门中试图保持各自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时，就不得不撤回或者修正劳动价值学说”。“古典派只是把在单一体系中成立的均衡价值置换成了劳动价值而已，而马克思则从复数的体系出发，因而需要'社会的、抽象的’劳动价值。在复数的体系之间，商品的价格相互不同。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是什么呢？正是在如此思考的时候，一个体系的均衡价格作为不同的东西而设定为'抽象的劳动’之价值。不过，重要的是有复数的体系存在，由此产生出剩余价值来，故而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在这种意义上，产业资本与商人资本同作为资本的实质是相同的。其不同只在于，“产业资本并非从商人资本那种作为空间上自然条件而存在的差异中获得剩余价值，而是通过在时间上创造出不同的价值体系而获得的。这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忙于技术革新”。柄谷行人进而指出，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对外贸易所获得高额利润类比于个别工厂主由于采用新发明而获得超额利润，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将各国的生产内化在“一国”中来看待，“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就可以置换为一国中的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 依笔者的理解，上引柄谷行人这几段话中，其所依据的方法论核心，就是第一段引文中那句话，即：“《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又绝非黑格尔那种在逻辑上自我实现的'概念’。在其发展之中总是有历史性的事件先行发展着的。”这样，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中，便存在着双重视角或出发点，一者是马克思对于“历史性的事件”的认识，一者则是对于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在理论逻辑中的把握。柄谷行人的上述说法并非是要否认《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资本主义商品，而是要指出马克思在进行这种逻辑中的把握时，其所据以出发的对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的体认是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在论述其政治经济学方法时说过，“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在柄谷行人看来，“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实在主体”即“社会”，在马克思的表象中与在古典派的表象中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因此，从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这一“实在主体”的表象出发，对其本质所做出的理论抽象也就不会相同。例如，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因而，其所能由此得出的理论抽象便只能是，“从原理上讲，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出现了，那也是一种事故或过失”。但马克思与古典派不同，他不像李嘉图那样只看到生产过程的重要性，而是同时看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总体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正是这种对于“历史性的事件”的眼界的不同，导致了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依柄谷行人之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与古典派不同，市场问题与生产问题相比，不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处于次要地位，而是市场或交换与生产交互规定着，共同构成了其基础性问题视域。换言之，不把市场作为出发点考虑进去，就不能合理地理解资本主义。这是其深刻之处。但他所谓的“马克思则从复数的体系出发”的说法，在表述上往往混淆了对浮现于表象中“实在主体”作为据以进行抽象的起点，与作为对于“社会”这一“实在主体”的理论把握的逻辑起点，造成了诸多概念上的混乱。特别是关于“比起详尽区别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不同来，更应该把产业资本看作是商人资本的一个变种”的断言，虽然包含着某些合理的见解，但忽视了产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意义，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无论如何是有着严重问题的。 柄谷行人不仅指出了马克思观念中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了对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而言，一种取代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的康德式的“超越论”的方式的必要性。这种康德式的“超越论”方式要求一种“移动的视界”，即同时从“事前”和“事后”两种视界观察对象。他写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于既成的法则中整理每个事物的'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的判断力’做了区分，后者是探索那种在既成的法则中无法得到整理的例外事物以思考其包含的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把规定的、反思的这一区别当作事前性的、事后性的区别来思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把综合判断视为已确立的，在此基础上来探索其超越论的条件。这是一种事后性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综合判断是容易的。综合判断总是蕴含着某种飞跃，存在危险。也因此，它得以成为'扩张性’的。康德在综合判断中发现了困难，是在他站到所谓'事前’的立场思考的时候。”与之相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我们可以从生产和交换两个视角去观察。在经济学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劳动的角度来观察商品的价值，而把货币视为单纯表示价值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货币没有任何神秘性。基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思考的这些人否定了以往的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但马克思却试图从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角度来观察资本。他把资本的运动放到G—W—G'这个'一般’公式中表示。产业资本也是如此。而马克思进一步注意到生息资本G—G'。”这就是“事前”和“事后”两种角度。柄谷行人说“斯密是在事后进行思考的”，只是“将其投射到事前，认为商品中早就存在交换价值”。而马克思与之不同，“他是将此作为一种'综合’来把握的。换言之，他是从'事前’来观察事态的。这个时候，综合能否达成并没有保证”。但同时，“马克思并未否定劳动价值说，因为，这从事后来看是妥当的。而劳动价值乃是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透过货币所规定的价格，强加给所有生产物的”。因此，与康德相似，马克思的方法也是一种“事前”和“事后”的双重观察视角。 柄谷行人所阐发的这种对同一对象的双重观察视角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是真正抓住了马克思辩证法之根本特征，因为正是这一双重观察视角，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有着本质性之别；但另一方面，他又往往满足于将这双重视角并置看待，过分地偏向了康德，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对于构建自己的辩证法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方法论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其一般本质的规定上，而是需要一种能够操作的方法规定，一套可行的方案，以便能够对前述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奠定一个方法论基础。因此，对于柄谷行人所推荐的双重观察视角方法，还须做进一步的批判性阐释，特别是需要说明这种双重视角所以可能的基础何在，为什么需要这种双重视角，以及这双重视角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下面我们试着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改进柄谷行人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