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华县金堆教书

《流年光影》第三辑：潜心政务

作者 郭玉贤

进山从教的难与苦

1968年全国实行了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政策。全国所有的小学教师，寒假后不再返回原学校，一律回到自己的居住地，由所在大队，负责安排工作。

华县下庙公社甘村大队，是我娘家和婆家的所在地，当时甘村大队由东、西甘村两个自然村组成，共八个生产小队。我娘家和婆家同在西甘村第五小队，而且是斜对门。按照教师回本人所在大队的政策规定，我回到了下庙公社甘村大队。

作者近照 王新记摄

我的女儿1968年10月出生，休完45天产假后，就赶上了“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政策，因甘村大队回乡教师多，加之我有小孩，大队就没有给我安排工作。我在家里看娃、做饭、洗衣、干家务，成了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到处派别斗争十分残酷，农村也不例外。我原本就不和谐的婆家和娘家，因文化大革命也更是火上浇油。娘家是中农成份，是下苦的农民。我婆家是贫农，公公担任着生产队的副队长，丈夫担任着生产队的计工员。在唯成份论的年代里，我娘家的中农成分是处于劣势的。原本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亲戚，也势不两立，相互之间骂仗、打架之事常有发生。尤其是我的父亲，是一位个性很强，吃苦勤劳的人。但因为成分和个性太强成了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往往被指责谩骂，不派活或少派活，受人欺凌甚或批斗。我也常常感到对立派是仗势欺人，我处在夹缝里，不可能说服婆家人，也难以忍受父亲和家人被欺。多少次两家闹事，我抱着孩子躲到村外，自己一个人哭天抹泪。

人常说，家是幸福的港湾，可我没有体验到幸福的感觉，倒是苦恼和伤害围绕着我。我曾相劝过两方的家人，可谁都不听我的劝阻，有时候对我还产生偏见。父亲常对我说：“家里的事你不要管，把你和孩子管好就对啦。”

这样的日子我实在难熬，几乎天天在愁苦中度过，就产生了强烈的背井离乡的念头。往哪里去？谁能帮我？我很迷茫。

好人自有好报。我娘家正对门有一个叫李春荣的人，他是杏林小学的教育主任，我常叫他麦屯哥（他的小名）。麦屯哥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平时回到家里，常常看到村里的派性斗争对我的影响，当我正处在两片石头夹一块肉的艰难处境的时候，他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有一个星期天，我又一次抱着孩子在村外默默啼哭，被闲转的麦屯哥遇见。闲聊之中，我便告诉他我的想法，想离开派别斗争让我无法安生的生活环境，到外地需要教师的地方去教书。春荣哥安慰了我几句，答应尽量想法帮助我。没过多长时间春荣哥告诉我，他把我的想法和家庭实际情况与县教育组（当时县上还是四大组，没有教育局）有关领导进行了沟通，领导说只有边远的金堆山区缺教师，但山区条件很艰苦，也比较混俗，当时只有一个女教师和她的丈夫同在一个学校任教，除此之外，没有独身的女教师在金堆山区任教的。我听后流着眼泪告诉春荣哥说：山区再苦我不怕，地方习俗混乱我会保护好自己的。一再请求春荣哥再次去县教育组替我说好话，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脱离苦难的处境。

春荣哥再次从县上回来告诉我说：“教育组领导请示了县革委会领导田志波书记，田书记认为一个单身年轻女同志进深山当教师我们不放心，不去为好。”我听后深感离家无望，泪流满面哭得更伤心。春荣哥看见我可怜无助的样子，他沉默了一会后给我出主意说：“你能找一个女同志做伴同去金堆任教，或许县领导会同意的。”同时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个下庙胡村大队没有安排工作的女教师左莲花。正好左莲花是我渭南师范的同级同学，我也认识她。得此消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马上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去了胡村，找到了左莲花。见面后她向我倾诉说她丈夫在四川工作，胡村回来的教师多，村里把她当成嫁出去的人，所以没给她安排工作。我向她说明了来由，她表示愿意和我一同去金堆当教师。

我非常高兴，赶紧把此事告诉了春荣哥，经他的再三努力给县教育组的领导做工作，终于在1969年暑假后，我和左莲花一路同去金堆任教。当时左莲花带着她五岁的儿子小龙龙，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小兵，我们俩踏着山路，翻山越岭，来到了金堆东坪学校报到任教。

我很感谢春荣哥，他对我的请求不厌其烦，诚心实意的帮助我走出了帮派争斗的困境，要不然我会在那种压抑无助的恶劣环境里，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离开了争斗的环境，心情好了许多。但在边远的山区学校，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常常思念亲人和我五岁的儿子，不知他想妈妈了会哭成什么样子，处于劣势的父母和弟妹，不知会遭受对立派怎样的欺辱，丈夫的病是否会加重，幼小的弟妹们会承受什么样的痛苦……悠悠亲情我无法释怀。

那时候去一趟东坪学校，或者回一趟家，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客运班车，每天只有一趟往返的大篷车。华县汽车客运站，设在原二运司的地方。金堆汽车客运站，设在原金堆公社附近。车少人多，赶不上车、没有座位都是常有的事。加之道路不好，进山出山都要翻越老爷岭，路上行车时间很长，每次从金堆下了大篷车，到东坪学校还要翻越一座山，在羊肠小道的山路上，步行近20里才能到达学校。

东坪疙瘩上 陈宝山摄

每次出山进山，我的女儿不会走路加之身体很胖，我抱着她走路赶车，还要带一些行李，非常艰难。为了搞好山区的教学工作，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

由于娘家、婆家的不和，在家过年更为忧伤。多年来每到放寒假我便申请留校值班。在东坪的这一年，大年三十的一大早，我便背着行装，抱着女儿，离家赶车奔赴学校。不巧我的右手臂碗上长了一颗小痣，一路上抱着孩子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下车后背着行李又抱着孩子再走山路，翻山头，到校后已是快天黑了。右手臂肿得像根椽，又粗又硬，衣袖脱不下来，端不住碗，提不起菜刀，做不成饭。好心的王大婶帮我做饭，大年初一东坪的王菊花几个老乡给我送来了他们的年饭。那时候山里人没有细粮，孩子们的早餐是蒸煮的大豆角或洋芋块，洋芋米糊是家里的常饭，洋芋糍粑是礼仪上餐。他们给我送来了洋芋糍粑、玉米糁糕和饺子。我的内心十分感动，我永远记着他们！右臂腕上至今还残留着伤痕，成为一颗永远抹不掉的纪念品。

左莲花在东坪学校任教几个月后，就调到他爱人工作的四川去了。县领导知道留我一个女教师在金堆，于是1970年暑假调我离开了金堆，到高塘中学任团委书记。当时高塘中学已是全高中设置，有800多名学生，其中300多名是女学生，但没有一个女教师，我到任后便成为高塘中学的第一位女教师。

这就是我泪涟涟的教书生涯。

金堆执教，虽然环境是艰苦的，但那里的老百姓纯朴善良，小学生上学艰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半个世纪了，以至现在还有我教过的学生来看望我，我近几年多次去东坪，那里的老百姓很亲切地称我郭老师，使我内心充满了激动。金堆的日月，也是对我人生一个很有意义的历练。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流年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