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告诉您一个真实的天童寺

云游的僧人为什么执意在空山幽谷中建一座精舍?屡毁屡建的寺院究竟有过怎样起伏跌宕的故事?宁波当年为什么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中日佛教界经历过怎样的密切交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何日本佛教界人士急于到这里朝拜?……这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隐没在迤逦起伏的鄞东太白山麓的那座寺院中。它的名字叫——天童寺。

纪录片《天童寺》将于5月15日、16日晚上9时43分在中央电视台10套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首播,次日上午8时09 分重播,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一座寺院历史文化的纪录片,全片分上、下两集 ,每集约 40 分钟。上集讲述天童寺这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寺院,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本土化后的佛教文化传到日本。下集重在探寻那些曾经通过“海丝”之路传承到日本后沉淀下来的“活化石”,讲述天童寺在“海丝”路上的功绩,不仅仅限于佛教文化交流,与之相关的茶文化、建筑文化、石雕艺术、书画艺术、陶瓷文化等也源源不断地融入日本,它对中国文化东传起了很大作用。那 么,天童寺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古寺?它为什么会在人们心中具有如此高的地位 ? 在1700 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又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义兴结茅 筚路开山

天童寺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公元300年的西晋永康元年。

明末清初由闻性道、德介编撰的《天童寺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脚踩芒鞋、肩背布袋的行脚僧人来到了太白山麓,他走累了,便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来歇息。

这位僧人名叫义兴。

义兴云游到此后,见这里山清水秀,便结庐修持,每日礼佛诵经不止,并动手建造学习修行的住处——精舍。在起伏荒芜的群山中建造一座寺院,困难超乎想象,但只身一人的义兴没有退缩。

传说,他的行为感动了玉皇大帝,于是就让太白金星化为童子,每天做饭送水侍奉左右。精舍建成后,童子向义兴坦陈自己是太白金星,是奉玉帝之命前来帮忙的,说完腾云而去。

这个传说肯定不是真的。义兴来自何方?他是汉人还是胡人,我们都无法一一考证,但从义兴出现的那天起,这座寺庙在穿越时光的年轮中不再消失却是真的。

宁波是中国东南沿海较早出现佛教建筑的地区之一。宁波的佛教,究竟从陆上传入,还是从海上传入,一直是学术界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对于江南早期佛教的深入研究后,相继提出了“佛教南传之路”“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的崭新观点。

考古发现,早在纪元前后,西域胡人已经通过海路进入我国沿海地区。大约东汉以来,西域胡人的形象在各地的画像石、摩崖造像、堆塑罐等载体中殊为多见。在浙江东部地区,东汉早期的越窑青瓷中便有佛教流传的证据。

三国时期,西域僧人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说服孙权信佛,于是都城建业有了瑞相院、建初寺。随之,作为吴国大后方的浙人纷纷仿效,修建佛寺。东吴时期,浙江有史料记载的寺庙有16座,浙西仅有一座海盐金粟寺,其余均分布在浙东,其中台州 9 处、绍兴 3 处、宁波 2 处。这种分布格局暗示了佛教最早传入浙东的路线,极有可能是从台州的章安港经剡溪到达鄞、贸陆、句章的。

东吴时期,孙权派大将卫温率万人船队从建业经台州章安港抵达当时叫夷洲的台湾。而在义兴法师太白山麓结茅99年后,一位叫法显的高僧从西域赴印度取经后,从狮子国(斯里兰卡)循海东归,可见当时的航运业非常发达。

公元 239 年,东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献出自己在句章的住宅,建造了普济寺,寺址就在今天慈城的慈湖中学,这是宁波最早的寺院。今保国寺内还保存着该寺一块高4米的石经幢。佛教传入浙东后,影响迅速扩大,两晋时宁波境内新崛起了不少寺院,但最早、又最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太白山麓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从公元 300 年义兴法师选择在太白山麓这片山谷里落脚的那一刻起,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就悄然而至。

十方丛林 宏基初定

公元 731 年,唐开元十九年,又有一位僧人走进这寂静山谷。

他叫法璿。这是甬江流域相对安定的发展时期,明州的州治即将在7年后设立。这方处于滨海的土地上处处洋溢着开元盛世的气息。

法璿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寻找曾经有过的佛光。

他终于在杂草丛生的山谷里找到了义兴结茅修持的旧址,欣喜若狂的法璿便在那里重新建造精舍。

有精舍,有佛塔,有固定的信徒,一座寺院的基本元素已经形成。

法璿披荆斩棘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古天童。在法璿重建精舍 25 年后,也就是公元757年,接替他的宗弼感到东谷这个地方有些逼仄,便将精舍迁徙至太白峰下,也就是今天天童寺这个位置。

这期间,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迁寺的那年正好是唐肃宗重新收拾旧河山的次年,再过一年,全国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肃宗改号为“乾元”,意味着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就在这一年,天童寺首次获得肃宗皇帝敕赐的“天童玲珑寺”名号。

这一年,天童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造饭堂,因为佛寺的名声大了,僧人多了,原来吃饭的地方已经容不下这么多人;二是种植了10公里的夹道松。

唐会昌元年(841 年),心镜禅师住持天童,建镇蟒塔于小白岭上,寺院进一步扩展。

唐大中元年(847 年),咸启禅师住持天童,时值曹洞宗创建伊始,师于天童弘扬洞山宗风,并以寺充十方丛林。自此,天童寺跻身中国著名寺院之列。

禅宗名刹 高僧云集

在岁月的穿行中,到了北宋,天童寺已经成了禅宗名刹,引来许多大德高僧驻锡于此。

公元 1085 年,天童寺的惟白禅师接到皇帝诏令,要他去宫中为神宗皇帝说法。

惟白,宋静江(今广西临桂县)人,是佛教禅宗云门宗的一位大师。他的到来开创了历代天童禅师御前说法的历史。惟白曾多次到皇宫说法,深受宋哲宗赵煦和宋徽宗赵佶的推崇。宋徽宗还亲自为他撰写的《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书作序。

公元 1129 年秋天,天童寺又迎来一位高僧——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

这一年是南宋的建炎三年,天童寺所在的宁波,还迎来了被金兵尾随紧逼的“小康王”赵构。

为了保护这个初创的王朝,浙东制置使张俊指挥发起明州保卫战,与金兵铁骑大战于河汊纵横的鄞西平原,使赵构及文武官员有了3天的喘息时间从鄞东驾海南逃。明州,最终以全城毁于兵燹的代价,为152年的南宋王朝作了悲壮的奠基。

宏智正觉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无数的明州灾民得以在天童寺内安身。

那年他3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他把曹洞禅带到了天童,从此在这里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宏智正觉住持天童达30年。正是在这个时期,天童寺先后扩山门、建僧堂、铸千尊铜佛安奉在“千佛阁”,中间又建起了卢舍那阁,安置了53尊善智识像,并在寺门前开凿内外两个万工池。让这座寺院拥有水田一万三千亩,周围的山林也都属寺院打理,另外,在今天的象山与定海之间,将两千亩滩涂改造成农田。现在人们看到的天童禅寺的主体建筑格局,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后人把这个时间段称之为“天童禅寺中兴时期”。

这以后,随着浙翁如琰的到来,临济宗的杨岐派开始在天童寺兴盛起来。

浙翁如琰住持天童期间,南宋王朝经过公元 1141 年的“绍兴和议”之后,获得了“划淮而治”的偏安局面。几十年过去了,富庶的江南涵养了这个王朝的元神精气,经济开始繁荣。特别是作为京畿之地的明州,城市商品经济欣欣向荣。

那时的天童寺,气象雄阔,精英辈出,声誉日隆,人气畅旺。寺僧达到数千人。

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一次重大变革,禅宗文化,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得益于禅宗,天童寺成为了江南名寺,从而在风云起伏的时代更迭中始终顽强屹立。

南宋淳熙年间,宋孝宗亲书“太白名山”以赐天童寺。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太师右丞相史弥远上奏朝廷,正式提出以“五山十刹”制度来排定禅院等级。地处京畿宁波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并列五山之位。

明洪武年间,明太祖册封天童寺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

清代,天童寺名列禅宗“四大丛林”。

近代,天童寺获“中国佛教中心”美誉。

新中国成立后,天童寺受到人民政府保护,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自唐及清,天童寺先后有心境藏奂、佛国惟白、宏智正觉、孚中怀信、雪窗悟光、原明元良、湛然自性、云壑净观、密云圆悟、山翁道忞等 10 位高僧获皇帝敕赐“国师”称号,近代亦有寄禅敬安、太虚、圆瑛等佛门大德或挂锡或学修于此。

屡废屡建 涅槃重生

在天童寺漫长的岁月中,劫难与波澜总是如影随形,影响最大的,是一场火灾和一次水灾。

1256年,南宋宝祐四年,天童寺遭遇一场大火,几乎把宏智正觉住持后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天童禅寺的所有建筑都毁于一旦。

当时,在宁波的丞相兼浙东沿海制置使吴潜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朝廷。作为禅宗“五山”之一,天童寺的烧毁成为震动朝野的重大事件。

危难时刻,时任建康蒋山(今南京钟山)太平兴国寺住持的别山祖智禅师奉皇命前来支援。

别山祖智身体力行,带领寺院的僧众一面出门化缘,一面为当地做善事。明州的百姓被感动了,他们慷慨解囊,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尽最大的诚意帮助天童寺重建。

这件事惊动了京师,宋理宗很感动,于是,他下诏赐予天童寺度牒五十道。

宋代的度牒,相当于赎罪券。它可以通过捐钱施舍,获得抵消罪业的便利。皇帝的度牒,高僧的影响力,使得士人们趋之若鹜,纷纷出钱争购。

就这样,寒暑易节,岁月轮回,他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让天童寺“宇殿像设,轮焕一新”。而天童寺的名声,当然也是越来越大。

元末,隐居在浙江黄鹤山中的中年画家王蒙来到这里,把天童寺及其周围的景色画在了一幅长手卷上,题为《太白山图》卷。这幅国宝级绘画,让我们今天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宋元时期天童寺的繁荣昌盛。

然而,1587年7月,明万历十五年,鄞县一带发生特大水灾,天童禅寺殿宇全部冲垮。

44年后,明崇祯年间,高僧密云圆悟住持天童,再次开始了天童寺的重建,并最终形成了今日寺院的规模和格局——

疏密相间,主从有致,而且,所有殿堂楼阁均以庑廊连接,可避风雨,又方便行走。

千年祖庭 梵音远播

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渐繁盛,宁波一带的海上贸易也日渐活跃。

那时,从日本的博多或者平户港出发,横越东海,就可以直接到达明州,所需时间只有十来天。日本遣唐使先后 4 次在明州登陆入唐,叩问博大精深的汉唐文化。

公元1168年春天,一个来自东瀛的日本僧人登陆宁波三江口,来到了他心中的圣地,他叫荣西。

继荣西以后,他的弟子明全、再传弟子道元……直至几百年后的画圣雪舟等,都纷纷循着他的足迹来到宁波天童寺。

据《天童寺志》记载,宋、元、明时期,先后有 32 批日僧到天童寺。天童寺也有 11 位僧人赴日弘法、传教,其中,义翁绍仁、西涧士昙、无学祖元、镜堂觉圆、一山一宁、明极楚俊、东陵永屿、隐元隆奇等8位僧人获日本天皇敕赐“国师”封号。这座靠近海港的寺院,在千年漫长的时光岁月中,在不经意间成为日本禅宗祖庭,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到了近代,天童寺第174代方丈圆瑛大师九渡南洋,到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马来西亚、锡兰(斯里兰卡)、泰国等十国传法,并出席在朝鲜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在“海丝”路上留下了璀璨的足迹。

那么,中日佛教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密切交往?日本的茶叶种植技术是从哪里引进的?日本茶道文化与天童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渊源?宁波工匠对于日本寺庙建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日本一代画师雪舟要到天童寺修学?天童寺对于风行世界的禅修文化有着怎样的奇妙联系?且待纪录片《天童寺》为您解开这一个个谜团。

天童寺,就像一个耐人寻味的寓言,历经了1700年沧桑岁月,寂静地矗立在中国迤逦江南的起伏群山里。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商贸与僧侣的往来络绎不绝。天童寺的故事还在继续。中日两国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与交融还在继续。并且,从精彩纷呈的过去,一直延绵伸展到未来。

来源 | 鄞响客户端

编辑 |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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