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

徐中玉1948年发表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是民国大学国文的重要文献。他是民国大学国文最后一位研究者，三十年后又成为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并在其后四十年里成为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的存在证明了民国“大一国文”和今天大学语文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徐中玉此文发表于1948年，这应该是他最接近那个年代的一张老照片。

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

徐中玉

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近年来始终是一个问题，讨论得似已不少，可是一般说来，仍旧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

首先是教材的问题。三十一年教部聘请几位先生拟定了一份“大学国文选目”，以后就颁发给各校饬在第一年级一律遵用。我不知道“遵用”的究竟有几所学校，因为颁发后的五年来我教过的三所国立大学 都并未遵用这个选目，而且我还知道其他几校也一样没有遵用。没有遵用的原因，一部分也许由于“感情上的不愿意”，彷佛采用了别人编选的本子足以“减自己威风”，因为我看到有些别编本其实并不比部定本好些。不过这究竟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部定本在实地教学上不但多困难，而且也很少效果。

谈到效果，就不能不先说明我主张的大一国文目的是什么。大—国文教学的目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应有其独自的目的，和高中的不同；另一种认为大一国文不过是高中国文的延长，因为中学程度低落，才来设立这个课程的，所以大一国文只是一种补救的局面。比较上，我同意后一种说法，因为事实上的确如此，也只好如此，充其量，不过是在大学里再在学生的国文训练上增加补充一点而已。按高中国文教学的目标有四：

（—）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二）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三）陶冶学生文学上创作之能力；

（四）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这四项目标，在高中阶段是否完全适宜，是一个问题，但若用来作为大—国文的教学目标，我以为也尽够尽够了，所以我认为用不着再在大一国文上来耍什么徒然的文字花样。而且，大一国文是各院系共同必修的，对某院某系合适的规定，未必对别院别系也一样合适。

大—国文教学不必另外为它规定独自的目的，不过在前述高中国文教学的四项目标中，它应该比较注重在第一项，也就是，它应该比较注重在“如何与作文取得连系，而于作文训练多少得一些帮助。”（郭绍虞先生：《学文示例序》）

大一国文既应重在作文的训练，希望学生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和用“近代文言”写作明白清楚的文字，所以教材的编选就当准此而行。然则，现在大多数的教材却都不是准此编选的，教材和作文训练的目的脱了节，所以大一国文的没有显著进步，便成了意中之事。

部颁的大学国文选目，其中几乎全是周、秦、两汉的诗文，唐、宋文只有十七篇，明、清文各只一篇，近人的作品一篇也没有。选文的内容且不谈，就时代的分布讲，这个比例就是颇可非难的。至于各校自编的呢？有些我不曾看到，当然不能臆说；就我看到的三种而论，也各不相同；不过以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种来讲，那么其中都已选用相当数量的语体文，至少这一点已是比较进步了。

大一学生的作文，近年来十有九个都是写的语体，这是事实，而且也应该如此。既然事实是如此，又正应该如此，为使阅读与写作能有联系，教材中便应当有语体的文字。近年以来，虽然是笃古之士也很少敢发“语体文不收”的议论了，这是语体文发展的又一明证，然而这种发展如果得不到课堂里的指导和鼓励，仍必很迟缓的。从另一角度看，在教材里坚持不用语体文，正是想遏阻语体文的发展于万一，他们无法禁止学生不写语体，于是就想在这上面来获得损失的报偿。可是学生的作文训练却不能不因此受到损害了！教的与写的毫无关系，于是教的既难生兴趣，写的又毫无所受益，他们的写作若不是靠自己课外阅读得点好处，国文科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

大一国文教材当然也不必全是语体，语体的分量当然也不必超过二分之一，文言文应该选授，不过只应该多选近代的和中古的文言文。为什么要多选近代的和中古的文言文？这也是为学生的作文训练着想。在目前，大学生的确仍有学会写作梁启超、蔡元培式文言文的需要。近代的和中古的文言文对于写作这种方式的文言文可以有帮助，因为它们的字汇调子，和这种方式的文言字汇调子比较接近，容易学也容易应用。周、秦、两汉的文言文，不但不易学，而且学了也无多大用处。就前者讲，可以学生读了许多古文却绝作不像古文为证明；就后者讲，现在需要的文言文也不是这一种，所以更不必学。中古以上的文字应该尽可能的不选。

以上大致是就教材的形式说，讲到内容，我以为一般选文都太看重了学术性、思想性和道德性的文字。这种性质的文字，若是语体的和带有现代精神的倒也罢了，偏偏是古文的，而且其精神也不一定健全。这一类文字，惟其比较深奥——意义与文字两方面都如此——所以不易引起学习的兴趣；又惟其所涉极广，教者未必统统内行，教者自己且不必完全透澈，所以无怪学生更如坠入五里雾中了。我总感觉，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一定要传授，一定要接受，其结果便是双方都感到困难、无趣，白费精力与时间。我又感觉诧异，既然希望学生了解“固有文化”之类，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定古人的单篇来讲？这些单篇，不但难懂，而且就是懂了也仍不足以知道多少“固有文化”，因为这些单篇有时连他本人的整个思想都不一定能代表，更不用说一个派别、一个时代、一种学术了。对于“固有文化”之类的研究讨论，现在人尽有不少好文章，这种文章既好懂，又是研究讨论的结果，比较客观周密而有系统，为什么不用这种文章做教材呢？用这种文章做教材，“固有文化”和作文训练两方面就都可以顾到了。

大一国文教材的编选，由于种种关系，在短期内恐怕还无法取得一致，不过只要不是抹杀事实，想对学生有所帮助的人，便总不会不向改善——也就是多多编选语体文和近代文言文这条大路上去走。此外，我也赞成陈觉玄先生“应多选文目”“供各院系酌量选授，庶有伸缩馀地，”和“应增选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说明文，供法商农工各院教学之用”的意见。（陈先生《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一文，本刊廿四期）丁易先生说的教材“应以说理和叙事的散文为主”一点（丁先生《论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本刊四十一期），我也认为值得重视。

大一国文教学的缺少进步，教材不当是重要原因，不过和教者亦有关系。有些学校不知重视这门科目，有些资深教授不愿意担任这门科目，于是国文课便成了资识俱浅者的分配物。国文课又确实辛苦，因为有许多文卷，许多学校又不肯为文卷之多就减少教授授课的钟点。惟其文卷太多，无法应付，于是就有人竭力减少习作的次数，甚至于一年之中一篇都不作。作了也是发还无期。较好的便以读书报告来代替，可是对读书报告严格审阅的毕竟也不多。教者未必高明，练习又等于没有，当然进步就更难了。

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应该而且也可以改善。国文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三班九小时七十五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勉强还可以来得及。每班人数如果超出三十人，便当减少授课时数为两班六小时，否则，也当另外致送一点报酬。主持系务的也不妨规定每一重要教授都得担任一班国文。这个办法有许多学校如此做，成绩不坏，在学生的心理上可以引起一种重视。各大学那里没有多少冗员？少用几个职员，就可以多聘几位教授了，在国文功课上来省钱，不但太笨，简直是罪恶。

经常的习作是需要的，课外的指定阅读也仍需要。课外应该指定他们读整部的书，新旧文学作品都可以，须将读书报告呈缴，作为平时的成绩。报告的内容至少要包括全文大意、主要思想、表现上的特点、读后感想等项。教材应该配合作文训练的目标，课堂上的讲授也应该和课堂下的自动的阅读与练习相配合，在这两种配合之下，我相信学生的进步是可以有把握的。同时我相信郭绍虞先生所编的学文示例（开明印），如果用作教材（另外再补充一点）或课外指定阅读的材料（其中之一），将能很有助于这两种配合。

录自1948年《国文月刊》第67期第6-8页

【导读与研究】

徐中玉（1915—），江苏江阴人。1934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1938年转入重庆中央大学，1941年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先后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沪江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任上海作协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首任会长。其文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结集成《徐中玉文集》六卷 ，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

《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是其《国文教学五论》中的第四“论”。上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把关于大学语文的讨论纳入到中文系科目讨论大框架中，徐中玉此文也不例外。《国文教学五论》大标题下有一个篇目索引：一、关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上的病蔽；二、关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目的；三、关于“读书指导”一科的内容与教法；四、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五、关于高中国文教材。——本文即选自第四篇。

文章首先从部颁教材《大学国文选》说起，认为这个教本“在实地教学上不但多困难，而且也很少效果”，因此很少学校尊用。接着讲他主张的“大一国文”目的，认为“大一国文不过是高中国文的延长，因为中学程度低落，才来设立这个课程的，所以大一国文只是一种补救的局面”。这和叶圣陶及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就仍然只能拿高中国文教学的目标来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作文的训练。大学生作文应该用语体文，然而部颁教材全部是文言文，所以这个教材是不适用的。文章就这样逻辑严密地论证了为什么不赞成部颁教材的理由，同时把对“大一国文”的讨论纳入到新文艺进大学课堂的大题目中。

尽管部颁教材是专家们声称收集统计了20所高校教材得出来的，但是作者认为各地校本教材也并非都是文言文，就他看到的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两种教材来讲，就都选有相当数量的语体文。作者所说的这两种教材不知具体所指，笔者见到中山大学一种，为孔德编选，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出版发行，1947年11月版。计选文20篇，如下：

一 孔子在陈章（孟子）

二 劝学篇（荀子）

三 胠箧（庄子）

四 东南形势论（顾炎武）

五 论国家思想（梁启超）

六 史学论略（唐才常）

七 文学论略（章绛）

八 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

九 元剧之文章（王国维）

十 春秋左氏传序（杜预）

十一 译天演论自序（严复）

十二 史记刺客列传（节录）（司马迁）

十三 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

十四 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王先谦）

十五 资治通鉴肥水之战（司马光）

十六 登大雷岸与妹书（鲍照）

十七 与孟东野书（韩愈）

十八 说京师翠微山（龚自珍）

十九 观车利尼马戏记（闵萃祥）

二十 白雷登海口避暑记（薛福成）

虽然仍是文言文占多数篇目，但是其中清末民初的“新文言”占了三分之一强，与部定教材大为不同。山东大学的国文教材笔者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朱自清在《论大一国文选目》一文中曾说过：“作者曾见过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看来这是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教材。

本文把教材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文言文语体文说的是教材形式，接着又说内容，认为一般国文教材（包括部颁《大学国文选》）“选文都太看重了学术性、思想性和道德性的文字”，文章认为“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文章提出的这个问题实乃百年大学语文根本性问题。

作者又引陈觉玄和丁易的文章为支持，陈觉玄文章指其发表在1943年《国文月刊》第24期上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丁易文章为发表在1945年《国文月刊》第41期上的《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陈觉玄文章提了6点意见，其中第1点是“应多选文目一百篇至百二三十首，供各院系酌量选授，应有伸缩余地”；第3点是“应增选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说明文，供法、商、农、工各院教学之用”。丁易不赞成把“大一国文”教材编成文学选本，主张“应以说理和叙事的散文为主，而以文艺作品为副，其比例最好是七与三”。作者对他们的这些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值得重视。

最后文章又简略谈到了师资、学校管理、学生学习等问题。由于有些学校不重视这门课，一些资深教授不愿意教，只能由一些“资识俱浅”的人来教，这样师资就有问题，建议系务规定“每一重要教授都得担任一班国文”。同时作者又设身处地体谅“大一国文”教师的辛苦，建议学校要减少国文教师的授课钟点，控制班级规模，“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学生学习方面，除了课堂学习外，还要增加课外阅读，“课外应该指定他们读整部的书”。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又具有可操作性，可惜无论是民国高校还是今天的大学领导，都很少能倾听这样的意见。

附记：

徐中玉说：“就我看到的三种而论，也各不相同；不过以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种来讲，那么其中都已选用相当数量的语体文。”除了导读中列举的中山大学国文选教材外，本书前面“杨振声篇”还说到西南联大的国文教材，也是有语体文篇目的，此外，还可以再列举几种——

30年代，《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汪馥泉选讲），分甲编乙编，甲编中的语体文有《人生真义》（陈仲甫，即陈独秀）、《日本讽刺诗选》（周作人译）、《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日本俗歌选》（周作人译）、《汉字革命》（钱玄同）；乙编中的语体文有《我的人生观》（仲九）、《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历史的汉字改革论》（疑古玄同）、《文法学之发生》（杨树达）。

1936年启智书局出版发行的《基本国文》（编者顾名）分五大部分，各部分均选有语体文，其中第一部分中的语体文就有《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欧洲新教育的奇迹》、《杜威论思想》、《二重思想》、《打破思想界的四种迷信》、《中国学术年表及说明》、《学者的态度与精神》、《愚公移山》、《宗教之信仰》、《精神独立宣言》、《主义与他的制限》、《清代三百年思想的趋势》、《近世学术观》。

1935—1936年《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不但选有少量语体文，而且附有语体文专书目录，要求学生课外选读。教材编写说明第六条说：“近人所著，其已有专籍者，兹略指数种，作为课外阅读教材，仍宜携登讲席，以便讲授参考。简举如次：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皮锡瑞《经学史》（周予同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饮冰室丛著》等、胡适《上古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等、周作人《泽泻集》《夜读抄》《知堂日钞》等、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二心集》《三闲集》等、凡龙《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陈衡哲译本）、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尧译本）。

1948大夏书店出版发行的《基本国文》（大夏大学程俊英编）分上下册，其中上册选入的语体文有《文学的一个界说》（朱自清）、《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郭绍虞）、《论描写》（李广田）、《叙述的方法》（叶绍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词的境界》（王国维） 、《项链》（莫泊桑著，常惠译）、《华威先生》（张天翼）、《雪晚归船》（俞平伯）。

这些教材尽有在部定教材之前的，然而专家们收集的“二十种”教材里却不包括，不知是什么原因。和这些校本教材相比，部定教材确实太过保守落伍了。

【参考资料】

《徐中玉自传》，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五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80页

邵振良《文艺理论家、作家徐中玉传》，卞宏主编《江阴人文风情》第4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年3月版，第32-42页

徐中玉《六十多年关系中的感想》，商友敬主编《过去的教师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中玉资料汇编，“大学语文研究”网站搜集整理，http://www.eyjx.com/view.asp?id=3194

沈卫威《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陈平原《烽烟不绝读书声——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汪仲启《徐中玉：当代大学语文教育的开创者》，《社会科学报》2014 年1 月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