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湖南省长沙市）。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03年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拜为异姓兄弟，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发愤力学，终生未再加入任何政党，1907年赴英留学，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但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而辞职。后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1913年看出袁世凯之险恶，乘隙逃离北京，在上海奉孙中山命反袁，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5年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1916年章士钊出任肇庆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主席、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1922年，周恩来总理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章士钊帮助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时期曾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利用《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被鲁迅著文痛骂为“落水狗”。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31年在上海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劝毛泽东主席速离险境，他在毛泽东主席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1946年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章士钊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劝说程潜、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有《章士钊全集》、《章士钊诗词集》出版。
《哭友人》
狼豕纵横二十周，少年新换好头颅。
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
铁血精莹向谁说? 心肝呕吐已全休。
愿从天假杀人柄，死尽中朝旧辈流。
王若水点评：
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896年由端方创办，仿照德国军校模式办学，培养军事人才。俞明震任学堂总办，延聘德国教习，设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科。
章士钊于1902年春考入江南陆师学堂，与汪希颜同学，成为莫逆之交。汪希颜（1873年-1902年），学名铸，又名邦佐。安徽绩溪（今安徽省宣城市）人，原亚东图书馆创始人汪孟邹的胞兄，我国近世出版家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曾中秀才，后读新学，崇维新，1897年赴南京就读于南京高等学堂，后转入格致书院，1900年入江南陆师学堂。1902年3月，陈独秀由日本回安庆，途经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认识了汪希颜，两人同乡，一见如故，汪希颜又介绍章士钊结识陈独秀，彼此之间情投意合。然好景不长，1902年暑期汪希颜暴疾卒于该校，年仅29岁。
章士钊写下这首诗，哭祭友人，此诗是迄今能够发现的章士钊最早的诗作。当时江南陆师学堂的管理跟其他官办学堂一样，依旧是旧式的专制模式：学生称总办为大人，见到各类教职员工都必须屈膝请安，体罚则司空见惯。而此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已经洪波涌起，进步学生不满学堂的教条和专制，开始挣脱封建羁绊。诗中诗人形容二十周的陆师学堂学习生活如同“狼豕纵横”，他在痛心于挚友英年早逝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封建专制的抗争之心。
陈独秀也有四首诗痛哭友人汪希颜，其一为：“凶耗传来不忍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丰泽园海棠》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箓夙开张。
微生也解当王色，粉粉朱朱壮海棠。
李都蔚点评：
章士钊与毛泽东主席渊源颇深，友谊笃厚。他们是湖南同乡。1917年章士钊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推荐杨昌济（毛泽东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到北大任教。1920年毛泽东主席、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求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泽东主席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章士钊在毛泽东主席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泽东主席速离险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留居北京，为新中国贡献着力量。
1950年春天，章士钊和齐白石受到毛泽东主席（三人皆为湖南同乡）的接见。他们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见到了毛主席。当时丰泽园内海棠盛开，毛主席请他们赏花，和他们谈了很多的话，还一起进了晚餐。
章士钊有感于这次接见，写下五首七绝，这是其中第一首。诗作前有短序，诗句间有注释。其序言：“北京故宫丰泽园有海棠两株，各高三丈馀，庚寅三月花盛开，毛主席约余与齐白石共赏之，余即席成五绝句，因萍荪先生索余近作，又以与北平有连（萍荪有北平史话之作），辄录似一粲。士钊附识。”这里的北京故宫丰泽园实为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庚寅三月”是农历，阳历为四月。“萍荪先生”是黄萍荪，编有《北平史话》（出版时名为《北京史话》）。
诗中“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箓夙开张”句有诗人自注：“东汉纬学家，谓春秋为汉制作，赤制字见史晨碑”。“赤制”指红色政权；“史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两面刻，碑通高二百零七点五厘米，碑身高一百七十三点五厘米，宽八十五厘米，厚二十二点五厘米，无碑额，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三十五字，新拓恢复原貌三十六字，字径三点五厘米，碑文记载当时鲁相史晨及长史李谦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此碑碑字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素王”是孔子的别称，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就是真正的王，是不需要土地、不需要人民，不需要权力，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他的声望、权威和宇宙并存；“图箓”释义为图谶符命之书；“东汉纬学家”是指东汉时期的谶纬家，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自西汉哀帝、平帝至东汉，在帝王的提倡和支持下，加之俗儒的附和，盛行于世，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春秋为汉制作”指两汉时期，《春秋》学大兴，汉儒提出《春秋》“为汉制法”命题，反映了两汉时人对《春秋》在政治生活中之重要性的认识，《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它为汉王朝统治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确立了汉王朝的王道观，具有了根本大法的意味，东汉中兴后，在谶纬内学的影响下，《春秋》又被渐渐神圣化，成为时人心目中孔子专门为汉代制定的“天宪”。
全诗的意思是以丰泽园盛开的红色海棠花来象征毛泽东主席创立的红色政权，盛颂毛主席的伟大，孔夫子的汉儒文化引领了中华民族，毛泽东主席的功绩更将如日中天！
附：《苏报》与“苏报案”
为了抗议江南陆师学堂的封建专制办学管理模式：1903年江南陆师学堂发生了以章士钊为首的退学风潮。退学之后，章士钊率领同学于1903年4月到达上海，加入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在此，他与章太炎、张继和邹容结为兄弟，同声鼓吹革命。当时上海志士“虎气腾上”，但革命宣传严重滞后，“相为因应之前锋唇舌，殊不表现气力，雅不与真实潮流相称”。章士钊四兄弟与爱国学社内外其他志士深有同感。邹容“尤少年狷急，有子房椎秦，不肯须臾缓之势”，“深以屠门不得，无由吐纳为憾”。因此他们达成共识：“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一定要拥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以便“恣意挥发”。
6月，章士钊应陈范之邀，主编《苏报》，兄弟四人便拥有了一个可以畅言的舆论阵地。《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弢任主笔，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闻。1900年原主无力维持，让给陈范，陈范聘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苏报》态度也明显转变，该年冬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1903年起，言论日趋激烈。1903年5月27日聘请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任主笔，章士钊上任伊始，便对《苏报》大加改良，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同年6月29日，《苏报》又以显著位置刊出标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摘录发表章太炎的著名政论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革命发出热情的礼赞，极力鼓吹排满、排康、革命，引起清政府的恐慌，“苏报案”因此发生。
《苏报》在章士钊主编期间的“自杀式”革命宣传，挑战了清末公共舆论空间的极限。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人到上海，会同租界当局对《苏报》进行迫害。陈范、章士钊等先期走避，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1903年7月7日《苏报》也被查封。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成为清末的重大事件。《苏报》的革命宣传和“苏报案”，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乃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胜讼，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