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之十一)——“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
“报仇雪耻”一词，自然始于越王勾践在春秋末年编导的一部传颂千秋的历史连续剧，剧名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从而使他成为历代帝王传记中的精彩篇章。后人对越王勾践的推崇，当然不是因为他的霸业和争霸举动，而是他的报仇雪耻、自强不息的精神。凭借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抵御外来侵犯，反抗异族统治。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长存不衰的根源之一，这种精神也演绎为绍兴古城性格的主体。
当日历如旋风般地翻过二千年后，“报仇雪耻”又一次成为绍兴历史书上的主题词。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随着扬州失落，南京陷于灭顶之灾。一看大事不妙，奸相马士英匆匆逃命，来到浙江，时任礼部尚书的绍兴文学家王思任，得悉这个千夫所指的罪臣竟来到古越的地盘，气愤至极，立即写信对他严词痛斥，其中说道：
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请先赴胥涛，乞素东白乃以拒阁下。”
这一篇激扬慷慨、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并被广为传诵的文章，被誉为可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欧阳修《上高司谏书》鼎足而三的书信体讽刺文。尤其是“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之句已成千古名言，掷地作金石声，精辟而深刻地总结了古越历史和精神，被后人经常引用，鲁迅、周恩来就曾分别引用过这句话。
1936年初，有人多次致函鲁迅为《越风》半月刊约稿。鲁迅对此作出斩钉截铁的答复：“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1936年2月10日致黄苹荪）7个月后，这句话成为《女吊》一文的开首。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亲临绍兴指导抗战工作。3月28日晚7点，周恩来出席在越王台举行的各界欢迎晚会，并发表长篇抗日演说。他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吾为越人，未忘斯义。”面临日寇大举入侵，中华国土大片沦丧，“报仇雪耻”已成为全国人民振臂齐呼的口号。
闻其言可知其人，说出如此铮铮真言的王思任，当然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爱国忠臣。斯人斯言出现的时代，正是泪流满面的历史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历经十六代的朱明王朝的尽头，忧心忡忡地翻开了令人憋气、沮丧的一页。
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无情事实，本来已经宣告了由朱家戏班演了近三百年的凤阳大鼓就此收场，但没想到节外生枝，戏外有戏。一个仓皇逃命出来的朱家后代朱由崧还不死心，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下，驻足南京，建立了流亡的南明政权，自己称号弘光皇帝。如果这个弘光是个明君，南明小朝廷也许还有一线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希望，可是偏偏他是又一个臭不可闻的昏君，坐在金銮殿中，满足于文武百官向他叩头朝拜的崇奉场面，陶醉于响彻庭院的三呼万岁声，在昏昏然中，全然不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亡国之君。
像弘光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我们见得太多了，然而这种皇帝居然还能当得下去，有的竟还稳坐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龙椅，如此咄咄怪事，不能不归因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南唐后主李煜的苟活结局，宋朝徽、钦二帝的“靖康之耻”，明朝崇祯皇帝的可悲下场，无不使黎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历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但是这天大的代价，对于业已死去的皇帝来说，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历史的教训，也不会被后来的帝王所汲取，于是悲剧还在周而复始地重演，重复。
南明朝廷中，本来也不乏忠心报国而且不差文武之才的精英，然而弘光这个混账皇帝，重用佞臣，宠幸小人，视阉党余孽马±英、阮大铖之流为左臂右膀，任凭他们肆意擅权，排挤了一批爱国将臣。于是，刘宗周愤而告归，祁彪佳遭诬告而回乡，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也被迫离开京都，坐镇扬州。自此，本来就危如累卵的南明王朝，更变得雪上加霜，病入膏肓。其时，死守扬州的史可法手下仅有四千兵卒，面对兵临城下的十万万清军，明知寡不敌众，颓势难挽，然而却凭其凛然正气，鼓舞军民，死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城破之后，以45岁的盛年慷慨就义。
史可法和扬州军民一曲血洒古城的悲歌，震惊中华，集居于报仇雪耻之乡的绍兴爱国臣民，在悲声遥祭扬州英灵之余，誓与清军作一你死我活的殊战。然而，在滚滚铁流般的清军面前，这小小几股零星的抵抗力量岂不是以卵击石，怎能创造历史的神话？以刘宗周、王思任、祁彪佳为代表的一批明末和南明旧臣以及其他古越名士，在自发的抗清斗争先后告败之后，或绝食，或投水。在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就是以父母赋予自己的血肉之躯，向南下的强大清军，作最后一次惨烈的撞击。但愿这撞击的瞬间迸发出的猛烈火花，映亮凄迷的夜空，映入子孙的心扉。
文学家祁彪佳先是绝食，后又在水池中端坐殉身；名噪一时的理学家刘宗周绝食身亡，含笑而归；文学家王思任也在病中绝食之后，坦然地告别了家乡父老。三位古越名贤又都是明末和南明重臣，他们相继以身殉国，诚然没有史可法那样慷慨壮烈，但也如一颗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条条灿烂的心迹。
与此同时，在绍兴城东渡东桥下，发生了明末旧臣投水殉节的悲壮一幕。渡东桥是“桥都”绍兴的一座名桥，桥下系南镇、平水、上灶诸山之溪汇合而成的一条河流，“涡涎澎湃，湍悍难渡，舟每每覆溺，或以死。”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建成了这座跨水数百丈的大桥。当清军势如破竹地以短短三个月接连攻破扬州、南京、杭州后，一批绍兴明臣深感无可奈何花落去，对弘光的南明政权所怀的最后一道侥幸堤岸，已在滔滔洪水冲击下全线崩溃。是降清，还是抗清？不仅成为生涯的选择，而且成了生命的抉择。
对于大越后人来说，回答是如此地坚定、明白：降清失节，宁死不为；抗清无能，殉身明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户部尚书倪元璐、状元余煌等古越名士，誓不降清，投水殉节于渡东桥下。余煌绝命书云：“ ……止水汨罗，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潘集绝命词：“水与月白，吾骨不黑。”
兵部主事叶苏偕妻子同溺死；大学士高弘图逃至野寺，绝食死；通政使吴从鲁不剃发死。三位布衣王毓蓍、潘集、周卜年，一投柳桥河死，一奔东渡桥袖石自沉死，一赴东海死，越人感其节而私谥他们三人为“正义先生”、“成义先生”和“全义先生”。后人曾在被称为“自杀胜地”、“守节桥”的渡东桥旁建先贤祠，祀明末倪元璐、施邦曜、周风翔、祁彪佳、刘宗周、余煌、潘集等越中抗清殉节名士。作为历史见证的渡东桥，也就成了真正名副其实的名桥。
可惜的是，这群生长于“报仇雪耻之乡”的大越传人，这群连敌人都为之震慑和深感敬佩的志士仁人，没有一个人留下我们这代人已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口号标语，只是不动声色地给亲人和友人留下了几句朴实无华的述志之言。这是他们在生离家乡、死别亲友之际，怀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真挚感情吐露的肺腑之言。
请看王思任的信：“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请念祁彪佳的诗：“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
请听潘集的绝命词：“昔年东渡，今日渡东。水与月白，吾骨不黑。”
时隔420年，当回想他们当年的悲壮之举，再重温他们留下的述志之言，没有点滴的做作，也没有丝毫的虚伪，仍使我们后人不禁为之动容，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愧怍。
另一部分古越名士，尽管他们不是明臣或不能算明臣，但是也以不同的方式保持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气节。著名画家陈洪绶被清军所俘，刀搁头上而不动笔，断然拒绝与清朝廷合作，后来索性投云门寺落发为僧。再一位时属绍兴府管辖之下的余姚人、在绍兴求读和活动过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黄宗羲，曾在浙东集义兵抗清，以后埋名隐居，讲学著述。这些画家、文人、学者，通过他们的作品、诗文，颂扬抗敌英雄和爱国义士，怀旧景而抒悲情，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充满爱国情调、英雄豪气的优秀乡土教材。
更有一位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著名散文家张岱（1597～1679年），在明亡后隐迹绍兴剡溪，“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駥駥为野人”。为了明志，他不惜抛弃纨绔子弟“极爱繁华”的生活，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处于“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的艰难凄凉境地时，仍专心致力写作。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游山逛水，放浪形骸，爱好和涉猎十分广泛，颇具审美情趣。他深谙园林布置之法，弹琴制曲和茶道功夫相当深厚，对收藏的鉴赏水平很高，并且精通戏曲，编导评论都要求至善至美。
前人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张岱是继徐渭之后的又一奇才，被公认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拿着笔刷子，像技艺高超的八级漆匠师傅，将自己繁华靡丽的所见，过眼皆空的所感，遥思往事的所梦，快如疾风般地刷在明代文坛的大墙上，使寂寞的明清之交产生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张岱的散文小品，以最精彩绝妙的色泽图案，为那个兵荒马乱、地老天荒的惨烈年代留下了山的模样，水的流向，人的足迹，梦的记忆。
不知道红学家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了一个张岱，才有了百年之后他的投胎产物贾宝玉。有了在一部《陶庵梦忆》中记载的梦，才有了一个世纪后在另一部《红楼梦》中描述的更大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