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故人成永诀

只道是文人之交淡如水，却原来文人之情深似海。常言道文人相轻，却也有文人互敬。

在中国古诗黄金时代的唐朝，相继出现了诗人间真诚友谊的典范。在“金龟换酒”的一曲赞歌后，世称“李杜”的两位超级诗人李白和杜甫，在把中国诗歌的艺术成就推到历史巅峰的同时，也以他们的深情厚谊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记忆。继“李杜”之后的“刘柳”、“元白”、“刘白”，以他们的超逸才情和勤奋创作，也包括他们的许多唱和，共同在浩荡东流的唐诗之河中，掀起了一个新的波峰，也成为同代诗人、同朝显宦之间，创造了真挚友情的例证。

一别故人成永诀

永贞元年(805年)即位的唐顺宗李诵，重用力图改革时政的“二王”，即王叔文和王丕，而王叔文又十分器重两个年轻有为的才子刘禹锡和柳宗元，形成“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政治改革集团，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永贞革新”，其时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才过而立之年的少壮派。然而“永贞革新”只推行了几个月，成为昙花一现的泡影。唐顺宗被迫“病”退，“二王”被贬，继而王叔文被赐死，两位诗人一同出京，结伴南下，到了衡阳歧路，不得不分道扬镳、各赴所任了。面对古道长长，风烟漫漫，前程茫茫，悲愤、凄楚和惆怅的复杂情感，萦绕在各自的心头。在以车马舟旅为交通工具的当时，天各一方，遥隔万里，他们心中自然明白，今日一别，孰知何日重逢？在依依惜别之际，柳宗元写下了充满感情的赠诗：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对柳宗元的临别赠诗，刘禹锡作了深情的回答：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渐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当年刘禹锡因诗得祸，被远谪至荒僻的播州。诏书一下，柳宗元立即想到挚友家有八旬老母，怎能携着老人流徒南荒，让老人生活乃至终老于斯呢? 于是他冒罪上疏，甘愿李代桃僵，将自己谪居之地柳州与刘禹锡的播州对换。虽然后来由于大臣裴度的说情，使刘禹锡得以改谪连州，但柳宗元的这份情谊，却实在感人至深。

贬谪连州，对刘禹锡来说已是第二次遭遇了，因为他在十年前的初次遭贬，诏令就是连州刺史，不过在上任途中追贬为朗州司马。想不到十年之后“重临”旧地，“再授连州”，此景此情颇有点像昔年的西汉贤相黄霸(黄丞相)两任颖州太守的经历，然而两者之间的性质和情况却有极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从这次挚友泣疏及其后改贬连州的过程中，刘禹锡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友情的可贵，因此他怀着感激和敬仰之情，把柳宗元比作春秋时代的贤人“柳士师”(柳下惠)。刘禹锡认为，虽然两人都同是三遭贬黜，但自己在各方面都与挚友相差甚远，世人以刘柳齐名，实在自愧不如。

两位挚友初遭贬谪，一别就是十年，如今再度分手，就更难以预料在再一个十年之后是否还能重聚了。此时他们都已年过不惑，置身于山高水阔的穷乡僻壤，心怀着忧国思乡的无穷心事，今后究竟还能有多少个健康年头呢？也许在这种不祥预感的驱使下，柳宗元又写下了两首赠别诗。在《重别梦得》一诗中，他以充满乐观的憧憬和期望，对友人作了令人心酸的安慰和相约：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这是一种强颜欢笑的赠言，对其中的深沉含义，刘禹锡自然心领神会，并在其《重答柳柳州》的答诗中，流露和抒发了一种颇为明显的哀伤和感叹：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沉重的预感竟然成了不幸的事实，四年之后，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死于柳州任上。当时刘禹锡正扶老母灵柩返洛阳，途经当年与挚友分手之地衡阳时，忽闻柳宗元的噩耗，不禁“惊号大叫，如得狂病”。就在衡阳这一伤心之地，刘禹锡写下了一篇伤心之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吊唁亡友：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柳宗元死后，刘禹锡遵照遗嘱，为其抚养子女，编辑文集，以此报答和追念自己十分崇敬的亡友，从而使沉痛的心情多少得到些许慰藉和平衡。又过了三年，刘禹锡偶而听说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旧居愚溪，由于人去楼空，天长日久，已由结茅树蔬的胜地变成萧条冷落的荒村。一句话勾起了刘禹锡对亡友的无比怀念和不胜悲愤，当即写下《伤愚溪三首》，以表达对柳宗元的追思，并为他惨遭迫害、盛年而殁的不幸一生再鸣不平：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

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伤愚溪三首（其一）》)

其实，荒芜、颓废的愚溪，只不过是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没有精心管理草堂的主人，愚溪的衰败是必然的；而失去了栋材的唐朝大厦，又能够经得住几番风吹雨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