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那年，汪品先前往南海，9天内连续三次下潜到1400米的深海。
在全世界的深潜者中，他是年纪最大的那位。他说，这个机会我等了40年。
如今，即使已是中科院院士，85岁的汪品先每天依旧工作14个小时，周六日也不休息。他还计划着写两本书，在B站上给年轻人做科普。他说自己最缺的就是时间。
2018年，我乘坐“深海勇士号”，在南海3次深潜。在全世界的深潜研究者里面，我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听说以前俄罗斯有个深潜工程师，下去时80岁。我82岁，比他还老。深潜一般是年轻人参与的多，但我还是坚持要下去。所谓深潜，就是利用深海潜水器，将人送到千米以下海底，是海洋科考的重要手段。在法国的一次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刚刚打破世界深潜记录的科学家。他跟我说，深潜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体验，到了海底一点声音都没有，绝对安静，在海底还能见到特别漂亮的海百合。我当时很震惊，原来还有手段，可以把人送到这么深的海底。但国家当时哪有条件搞深潜，关于深海的研究都才刚刚起步。2009年，我国首个国产载人深潜器“蛟龙号”下水。当时我73岁，满心期待能参与，结果海洋局担心我年纪太大会有风险，通知我不能下海。直到2018年，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投入实验性应用。“深海勇士号”隶属中科院深海所，我这才有了下海的机会。
我的夫人开始也是担心我，后来听到是中科院深海所的所长丁抗陪我下去，才放下心。我们很早之前就有过约定，等国产深潜器造出来一起下潜。等了几十年时间，这个约定终于实现了。夫人一看是老朋友陪着，自然也就放行了。深潜器从一开始，就以保障人的安全为首要因素。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深潜的人死在海底，安全性相当有保障。而这次的团队又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让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顾虑。深潜器前半部分是个球，里面可以坐三个人，空间不大，我们以一种很难看的姿势缩在那里。不过，里面的大气压和你在办公室是一样的，并不会说特别难受。在9天时间内，我一共下潜了3次，累计时长8小时38分钟，最深达到海下1410米。在这里，珊瑚长得像竹林似的，而海绵、苔藓虫这些生物就像是草丛。我还见到了海马冷泉区域，气体从海底冒出来，一大堆贝壳就堆积着生长，密密麻麻的，都是些极为神奇的景象。看到这些，我的心情无疑是相当激动的。看着海底的石头，我恨不得从深潜舱里把手伸出去，拿个榔头敲它一下，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成分，现场做个地质考察，可惜没有这个条件。搞了几十年深海研究，到80多岁我才真正看到了自己研究的东西。这跟在荧幕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就跟球迷们看球，一定要买票去现场看是一个道理。以前是条件不足，现在有机会了，我是一定要看看深海的呀。
汪院士的下潜证书
正所谓“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从海洋中求生存，是历来就有的。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在海洋表面，而我关注的是几千米下的深海。我主要研究南海，通过下潜到海底、在海底打钻，我就可以推算出南海的季风演变、海底的生物群聚落。中国要想开发南海，就必须对南海地质有深入了解。南海石油的发现，就跟深海研究有关。我是1960年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的。我们那时毕业都是国家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被分配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加入学校刚筹建的海洋地质系，后来又调到了同济大学。当时条件格外艰苦，学校连个小舢板都没有，搞什么海洋研究嘛。我没办法，就想办法要了一些海底表层的泥土进行采样，跟同事在男厕所里，用吃饭的大瓷盆子把泥冲掉，再放到显微镜下研究沙子里的海洋微体化石。就这么，我们完成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这本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我真正跟海洋打交道是在70年代，不过那都是几十米深的浅海，肉眼都能看到打钻平台的。我就在岸边搭个临时房子，带着一堆年轻人研究从海里打钻打上来的石头。而早在1968年，美国人就已经领头成立了组织，四大洋到处打钻研究深海。我们直到1978年那次出国考察，才知道国外原来都在研究深海，非常吃惊。直到1985年前后，我们才成立了中国大洋钻探的组织，着手研究深海。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虽然说是有在研究深海，但很少有一手数据，只能用国外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搞研究，这无疑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当时全世界就美国有一条专业的大洋钻探科研船“决心号”。想要搞深海钻探，必须求美国人的帮助，加入他们的“大洋钻探计划”，这样才有上船搞科研的名额。
大洋钻探计划，成立于1985年的国际性合作钻探项目，通过在全球海底打钻来研究海洋
但加入他们，一年会员费就要50万美元。1985年，全中国外汇储备才20亿美元，太困难了。一直到1997年，我们才终于通过了申请。这么一等，10年时间就过去了，中国深海研究已经落后了世界30年。而且即使交了会员费，也并不能保证立马上船。全世界就“决心号”这么一条大洋钻探船，各国的海洋科学家都想上去搞研究。想登船得看你的研究课题是否够好，有的人一等就是四五年。我运气比较好。我提出的课题是通过南海地层研究东亚季风变化，在1997年的所有课题中，投票数拿了个第一。这不仅为我赢得了上船的机会，还让我成了本次航线的首席科学家，领导船上各国科学家。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国防部不愿意我们上船，拖了一年时间才批准。不过美国科学家很厉害，跟国防部抗议，说大洋钻探是全球开放的，你不可以阻挠，我们才有机会上船。1999年2月，我63岁，终于登上了“决心号”。本次航线从澳大利亚出发，一路北上至南海做科考。在这之前，我只在书上见过这艘船，这次成了负责人，思想负担很重。临出发前我还跟夫人说：这次，我活着回来就算赢了。那什么叫深钻呢？深钻就是用一根长长的钻头深入海底几公里，取出里面的岩石。通过研究这些岩石，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海底的地质构造、矿物储存，乃至这片海域的形成原因。这口深钻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海区的首次深海科学钻探，也是至今南沙唯一的科学深钻井。通过这次深钻，我们终于能有机会深入了解南海。后来在南海的石油勘探，也多亏了这次航线的钻探结果。毕竟在当时，中国是没有条件打这种深海钻探井的。也是这次之后，国家开始重视起大洋钻探。10年前，国家甚至投入了1.5个亿，让我搞了“南海深部计划”，在南海多次开展大洋钻探，研究这片海域的地质情况。我们的科研船从澳洲出发不久，马来西亚就发来警告，说南海有海盗出没。船长跟我们说，南沙不能去了，得走安全的航线。船上其他科学家大都同意了，就我一个人跟他死命地争。我说这次航线，我就打两口钻井，南北各一个。南沙这个不打，我等于输了一半。在船上，我跟各个部门联系，寻求解决方法。最后是中国海洋局的司长出面，给我们发了个传真，说中国方面会保护“决心号”免受海盗攻击，这才让船长答应去南沙打钻。看着红旗升起来，我真的高兴到不行。可惜当时没有摄像机，不然我得把全过程录下来。从这之后，我们有了南海的一手资料，再也不用研究别人的资料了。在63岁这年，我终于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不晚，我的科研生涯才刚刚开始。现在回想那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搞个研究都要看美国人的安排。不过，我们中国人很争气，虽然落后了30年，但我们追赶的很快。现在大洋钻探有三条大腿，分别是美国、欧洲、日本，他们都有自己的大洋钻探船。但现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深海钻探船马上就要建好了。我曾说，三条腿的凳子不够稳，最好是四条腿。中国，很快就要成为这第四条大腿，而且是很粗的那条。我现在的工作，一个是搞大洋钻探，另一个就是做海洋知识科普。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非常好，但有个缺点：海洋意识太弱了。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海上吃亏，非常需要唤醒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但是这种事，写科学研究文章意义不大，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搞科普才是有效的方法。所以从1999年前后，我就开始搞海洋科普，最有标志性的应该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海洋》。当时《十万个为什么》开纪念会，总主编在会上夸这本书编的好。我说好什么，你们就没有海洋相关的知识。没想到他们反将我一军，说好呀，那就你来弄。我一听，那就我来弄。就这么，我成了《十万个为什么·海洋》的主编。这本《海洋》，我个人觉得在《十万个为什么》十八本书中属于不差的。我当时弄得很认真，有的作者写的不行，我就帮他们重写，名字还标原作者，他们都同意了。《十万个为什么·海洋》发行后，收到的评价还不错。我看效果挺好，后来还出了本《深海浅说》，得了好几个奖。这有两方面的道理，一个是科学家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科学家层面，用大白话介绍自己的科研项目，有利于互相交流。很多科学家钻进了专业术语里面出不来，自己都不清楚想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这是不对的。至于社会层面，主要是社会上对于科普的需求越来越广泛。我很高兴，能看到中国科普已经成为了产业。我几十年前去国外访问时，看到日本孩子穿着制服到博物馆参观，真的非常羡慕。我心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而现在，中国家长也开始愿意出钱让孩子接受科普，我觉得这非常好。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能将复杂的科学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讲出去的基础上。我现在还记得，在2019年的南海大计划研究会议上，我给每个报告人定下的要求就是，让参会的记者们都能听懂。我自己就带了个头，报告的题目就叫《南海演义》，用传统演义小说的形式，把南海的前世今生给编成了故事。我觉得，越是蹩脚的老师讲课越凶，越喜欢吓唬学生，逼着学生去听。而好老师根本不用这样，他们能把课程讲成故事，让学生高高兴兴的去听，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我在B站讲课也是这样，尽量讲得浅显易懂，能不用专业名词就不用。我平时很少上网。来B站，也是“被上网”的。当时同济几个年轻的小同学找到我，说要把我放到B站上面去，我就应了他们。毕竟，搞科普怎么样都是好的。我在B站的视频，都是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的，题目由助理来想。我还嫌弃过我的助理，觉得问题不够好，太专业了。我主动帮忙，从《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挑问题来答。这些视频，我都是很认真准备回答的。我当了60年老师，对学生很有感情。现在网上有几十万个人听我的课，我当然要更加认真地准备。我不大上网，但是有时候看见B站网友的热情反馈，我还是很高兴的。汪品先讲解深海鱼为何不被海水压扁，受到网友热烈欢迎中国海洋现在能这么热，孩子们能对科学感兴趣，我觉得很好。老一辈经常讲教育救国，这在以前是很难做的。而现在中国适龄青年有一半都进了大学，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我总是对同济大学的老师说，老师的工作，很大程度在后来。我以前在国外遇到一个人，他说他就是几十年前，听了我的某个科普讲话，才走上了科学研究这条道路，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格外鼓舞人心。如果我五年后身体还允许，那我还是会在科普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以前，我的生活基本是以工作为主，除了吃饭睡觉没有别的事情。我马上就要到85岁。前几年我得了前列腺癌，当时为了能下海深潜，没有开刀。尽管看着没事，但抵抗力是下降了。去年疫情期间，我没办法上课，就花了77天写了《深海浅说》。结果交稿不久我就病了，住院38天。大夫跟我说，这是太拼命工作的结果。现在，我基本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到办公室。中午也会午休一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习惯。晚上九点半就必须回家，这是我太太给我规定的时间。我没有周六日的概念，也不放假。所以总的来说，工作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我是1936年生的。我们这些抗战期间生的人，跟现在年轻人区别还是很大的。那时候是国难期间，从小就觉得要想办法珍惜时间精力，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你想，我从1960年回国，真正开始深海钻探都已经63岁了。在这之前的浅海研究虽然也做了很多工作，但终究还是太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我的时间一直抓得很紧，这倒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习惯了。但这一点也不辛苦。假如你的爱好就是你的工作，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没有什么比搞研究更让你兴趣，那就对了。我觉得做科学家得先有个题目。这个题目，你不解开就难受，觉都睡不着。解开了，高兴得不行；解不开，你就一直停不下来。这个，我觉得才叫科学家。我以前定了个85岁计划，规划好了85岁前做什么，85岁后要做什么。一个就是我在同济大学上的《科学与文化》公开课，我要把它写成一本书。原来我计划半年就能写成，但现在发现远远不够，我要追问一些问题，拜访一些人，这起码要花掉我一年时间。另一个就是我要解决“气候演变”这个大的科学问题。欧美人认为，现在气候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在北极高纬度地区，但我认为应该是在亚热带地区，我要推翻欧美人的观念。如果活不了，那么前面两个先做。毕竟，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