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虚岁六岁，那一年日本鬼子侵华...

1937年我虚岁六岁，那一年日本鬼子侵华，在南京丢炸弹。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三山街附近，天青街古钵巷四号，我们家住在第三进房子。

日本鬼子丢炸弹以后，好多人就逃难了。听别人说江边上逃难的老百姓都被机关枪打死了。而我们家因为父亲承包了一批衣服，是给地方保安队做的，家里的资金都投到布料上去了，不能背着布料去逃难啊，而且现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就没有走。我们三进的房子，前面两进的人家都逃了，就我们后面两三家没有走，其中有的是孤寡老人。

到了12月13号，那天早上日本鬼子已经打进城来了。他们先放火，烧掉了天青街街头的房子，然后抓民夫来帮他们做事情。我父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救火，日本鬼子一看见就把他们一起抓走了，父亲这一去再没有回来。

到了早晨九十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日本鬼子，手上拎着一个箱子，从我们家这边挨着往后找，他要甄别你是不是逃难的兵，要查你手上有没有常摸武器留下的老茧。

当时我们一家人都在家。爷爷看到了日本鬼子，不想得罪他，就把香烟糖果拿出来请他吃。鬼子根本就不要这些，他要花姑娘。

当时我们家里面母亲怀着身孕，我姑母陈宝珠一手抱着小表妹，一手牵着小表弟，一个两岁，一个四岁。鬼子一看见我姑母就拖着她，从第三进拉到第二进，我姑母就一直抱着表妹不放。我跟着我奶奶也到了前面，我姑母一看不行，就把我小表妹交给我奶奶，然后就空出手来跟日本鬼子周旋。

这个鬼子三拖两拖不耐烦了，就把身上带着的刺刀拔出来，对着我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我姑母疼得蹲下来了。然后鬼子就又在她身上戳了五刀，总共六刀。戳完以后转身就往外走。

这个时候我姑母疼得难受，就跟我奶奶说：“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奶奶跑到家里把糖水送过来。等我奶奶端糖水过来的时候，姑母已经断气了，流血太多，给鬼子伤到了致命的地方。

爷爷从后面过来，弄下来一片门板，把我姑母抬着摆到第二进房子里面。这样两个重要的亲人就没了，家里就乱了。

就在这天晚上，我母亲给我生了个妹妹。鬼子还是不断地来骚扰，来抢东西。人死了他都不管，还是到后面来找花姑娘。我母亲在邻居的劝说下把生孩子用的带血的纸之类的留下来，都放在地上。鬼子有的来，发现她生孩子了，就走了。有的呢，他还要把被单掀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生孩子了，所以日本鬼子真的太坏了。

这样子熬了六天，鬼子天天白天来，晚上才没事了。姑母的尸首停放在那个地方，难受啊。家里吃的也不多了。

又过了两天，我舅舅不放心，来看看我们。看到家里出了这些事情，于是回去找了几个人把我姑母的尸体抬到邓府山埋起来了，我姑母的坟现在还在邓府山。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人发出通告来了，说不再杀人了。日本人创办了维持会，维持会建立了保家户制度，一家为户，有保长有家长，由日本人统治管理，秩序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于是难民区的人都往回跑了。这时候，我爷爷才告诉我妈说我爸死了，鬼子在承恩寺门口把他枪杀了，还被戳了两刀。我爷爷就找了我舅舅一起去收尸，收尸的时候我父亲的伤口还在流血：过去有种讲法，人死了见到亲人伤口才会流血的。我父亲也被埋到了我舅舅家旁边。

这样熬了三年，我九岁了。这年（1940）是个灾难年，日本的控制区传染一种痢疾，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先是我妹妹感染上了，因为没钱看病，而且医生也难找，就去世了。而后，我祖母也感染上了这个病去世了，家里穷得揭底了，这时候邻居劝说我妈改嫁。我们住第三进，前面有一家姓李，是锤金箔的。他家有一个老伯，年纪大了没有娶老婆，手里有些钱，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把奶奶和妹妹埋葬了。我母亲没办法，被迫改嫁了。

这样丢下我爷爷和三个孩子：我、表弟和表妹。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于是爷爷就把我表弟送到孤儿院了，那时表弟才七岁，表妹也送给人家做养女。

过一段时间，表弟病死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后来表妹也死了。就剩我和我爷爷两个人相依为命。

爷爷已经快七十岁了，还要做裁缝，帮人家缝缝补补，弄两个钱回家来维持生活，有时候不够还要跟我妈要。所以日子是不好过的。就这样一直熬到我十四岁的时候，那时候抗日战争刚胜利，日本刚投降，在人家的介绍下我出去做了学徒，干的还是我的老本行，做裁缝。

如今，我的家里有八口人，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工作都很好，孙女、孙子都上大学了，生活很好，我们现在感到生活过得很幸福，但是幸福的时候不能忘记过去的灾难。

———陈德寿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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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抗战故事·回望历史瞬间】—上观嘉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