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翠 吴光正：《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与自况情结

《儒林外史》是一部自传色彩特别浓的长篇小说，作者在杜少卿及其相关人物身上深深地镂刻着自己的印记，本文试图在对这种印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反思现代视野下一些经典结论。　　

一、《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

作为一个失败的乌衣世家的子弟，祖先的荣耀让吴敬梓感到自豪的同时也让他承受着重压，现实的刺激使得他对功名富贵场上的爆发户们产生了一种极为仇视的心态。

作者通过有关人物毫不掩饰自己乌衣世家的优越感。郭铁笔夸赞杜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府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就是管家们出去，也是个七品散官”(三十回)。杜慎卿对鲍廷玺说：“我家共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三十一回)有学者指出虞华轩的心态实际上就是作者心态的真实投影[1]，而作者是这么介绍虞华轩的家世的：“他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自豪之情，油然纸上。

但是，乌衣世家毕竟没落了，所以作者对乌衣世家的旧人旧物倾注了特别的感情。杜慎卿告诉鲍廷玺：“我这兄弟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三十一回)杜少卿善待韦四太爷就是因为韦四太爷“同他家做赣州府太老爷自小同学拜盟”。当韦四太爷的拜盟兄弟庄耀江对杜少卿说起“尊大人少时，无人不敬仰是当代第一位贤公子”时，杜少卿对这位表叔油然添了几分敬意。

娄太爷是他父亲的管家，“真可谓古之君子了”(三十一回)；他便把生病的娄太爷养在家里当作祖宗看待，一早一晚服侍，娄太爷死后又以晚辈之礼加以安葬。就连他做大老官也体现了这种心理：他认为黄大的房子是自己父亲在世时给买的所以修房子的钱理该由他出；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参加考试是觉得“这凤阳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爷出钱盖的”自己“要送个人去考谁敢不依”(三十二回)；他资助鲍廷玺团戏班是因为自己的先君在世时曾照顾鲍文卿，并且鲍廷玺还打着一个“思念父亲孝敬母亲”(三十一回)的幌子。

作者对世家旧物的描写是充满着自豪感的。娄府书房之雅致，焚香之讲究，竟让“鲁编修觉飘飘然有凌云之思”。虞家曾祖尚书公所得武英殿御赐料丝灯六十余年犹然崭新，余大先生赞叹不已：“故家乔木，果然不差，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国公府的瞻园更见气派：“这亭子却是先国公在世时造的，全是白铜铸成，内中烧了煤火，所以这般温暖。外边怎么有这样的所在!”“那几百树梅花都悬了羊角灯，磊磊落落，点将起来，就如千盏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干横斜可爱!”(五十三回)杜家花园一望无际，更见大家气派：“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左边一个楼，殿元公的赐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的好。合面又是三间敞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三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三十一回)

世家子弟的优越情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刺激，作者的切肤之痛体现为对功名富贵场中的“爆发户”的极度蔑视极度鄙薄。这种心态体现为杜少卿的“又有一个毛病：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三十一回)。汪盐商请杜少卿陪县主，杜少卿一口回绝：“你要做这样热闹事，不会请县里爆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陪官?”“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知县不知见过多少。”“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况我家今日请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鸭，寻出来的九年半的陈酒。汪家没有这样好东西吃。”(三十一回)由此足见杜少卿世家子弟的优越感以及对爆发户的鄙薄之情。

作者还通过扬州名士表达了自己对商人的看法。辛东之、金寓刘对扬州呆子极尽鄙薄之能事，季苇萧扬州六精的高论更见刻薄：“他轿里坐的是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这是五精了。而今时作，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中间定是一个水晶桔子。”(二十八回)“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来叫我写起字来。”季遐年这么大骂施御史的孙子，其所体现出来的狂狷态度恐怕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心态。“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四十一回)。杜少卿对沈琼枝的激赏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认同，是作者“化作女儿身为大千说法耶”(卧评)。

与故家乔木的描写相对应，作者也写了这些爆发户的花园。其写盐商花园奢华的同时，却不忘通过牛浦郎作弄牛玉圃说破盐商万雪斋是程明卿的书童、小司客，却不忘指出“那塘沿太窄”，牛浦郎一脚踩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二十二回)。其写高翰林花园的豪华，却不忘让迟衡山指出“园子倒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却不忘通过武书指出“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　　

二、《儒林外史》的自况情结

吴敬梓出身科第官宦世家，却命运多舛，未能金榜题名，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文木山房集》中有不少感喟、哀叹功名无成、富贵难求的篇什，是吴敬梓复杂心态的真实记录。在为友人李本宣叙《玉剑缘传奇》时，吴敬梓说：“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以消其块磊。”[2](P36)泄露了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真实心态。在《儒林外史》中，作为吴敬梓的“自况”[2](P129)，“杜少卿这一形象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可视作吴敬梓的人格自我投射，凝聚着他的自我认识、评价和人格理想”[3]。

作为败家子和科场上的失败者，吴敬梓承受着来自世俗社会的种种责难和嘲弄；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吴敬梓只好通过作品来为自己的人生作辩护，从而使作品拥有了浓厚的自况色彩。

对于自己浪掷家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变迁，作者通过多个角度作了反映。面对乡里传为子弟戒的境况，作者不忘通过有关人物来称许自己的豪杰行为。韦四太爷就曾说过：“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两个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虽是雅人，我还嫌他尚带姑娘气。少卿是个好汉。”(三十一回)面对高翰林“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的斥责，迟衡山却为杜少卿辩护：“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反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人。”

应该说，晚年的杜少卿是有所悔悟的。“你不会当家，不会相与朋友，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像你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什么人。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你相与这臧三爷、张俊民，都是没良心的人。近来又添一个鲍廷玺，他做戏的，有甚么好人，你也要顾他?若管家王胡子，就更坏了!”(三十二回)

娄焕文临去一番言论，真能深识少卿心事。祭泰伯祠后，他也当面揭穿了张俊民在娄府所设的人头会；当表兄对自己做大老官败家最后只好卖文为活深表遗憾时，他也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我而今在这里，有山川朋友之乐，倒也住惯了。不瞒表兄说，我愚弟也无甚么嗜好，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那从前的事，也追悔不来了。”在第五十五回中，邻居老爹劝盖宽向自己的亲戚和那些受过自己恩惠的故人借钱做生意，而盖宽却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为由加以拒绝。盖宽和杜少卿有着同样的败家经历同样的性情，应当说，他的话可看作杜少卿看破世情之后的彻悟。

作者还通过杜少卿传达了自己举业无成、功名蹭蹬的痛苦以及挣脱功名富贵之后的解脱心态。饱受科举挫折之苦的杜少卿面对突如其来的异路功名时，他对功名富贵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他辞征辟时强调“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辞掉征辟后又表示“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三十三回)。可见，作者在肯定自己人生价值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自适的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在他和妻子相濡以沫的生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移家南京后，他不顾礼法，手里拿着金杯，携着妻子在幽雅的清凉山姚园游玩，“两边看的人目眩神遥，不敢仰视”。他对妻子是这么讲述自己的辞征辟的：“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三十三回)更有甚者，杜少卿居然以自己对人生的这种自适态度来解经：在他眼中，《溱洧》讲的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女曰鸡鸣》讲的也是“夫妇同心，并非`不淫'”。理由是：“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三十四回)难怪评点家认为“此是少卿现身说法”(天一评)。

作者还把这种自适的人生态度投射到自己塑造的人物身上。风四老爹的行侠仗义只是为了“一时偶然高兴”、“一时高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认为“天下那里有个快少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得下酒”!做裁缝的荆元认为自己“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眼色，天不管地不管，倒不快活”?荆元游清凉山时甚至指出：“古人动说避世桃园，我想起来，那里有甚么桃园?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五十五回)这些言论恐怕都是作者深层心理的折射。

为了抵御来自世俗社会的攻击，作者渴望能够寻找到以品行、文章、学问相激赏的知音。“你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三十二回)。娄焕文的临去遗言实际上道出了杜少卿寻求知音的心声。杜少卿确实在南京的名士真儒那里获得了人生价值的认同。杜少卿一见迟衡山便“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见如故”，与他“谈了些礼乐之事，甚是相得”。南京的名士们把他们许为“江南名坛领袖”。伊昭、储信说杜少卿“专好扯谎骗钱，最没品行”；虞育德却认为：“这正是他风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三十六回)伊昭、储信认为杜少卿这个不应考的人做不好碑文，虞育德却认为：“他做出来的诗文无人不服，连我也沾他的光。”(三十六回)就连那逃婚到南京的沈琼枝也“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四十一回)。

作者对自己的《诗说》甚为自诩，甚至通过杜少卿对南京名士真儒解经来标榜学问。比如，他遍览诸儒之说反对《凯风》“不安其室”是母亲想再嫁的见解，认为母亲“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三十四回)。他的说诗见解获得了迟衡山武书等人的一致称许。

当然，作者寻求知音的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三山门贤人饯别，“五百里内贤人”一起送别虞育德。杜少卿感到“老叔此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了”(四十六回)，最后追随虞育德而去。由于没有虞育德这样的贤人维持文运，五河县的真儒虞华轩、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在浇薄世俗面前几乎失去了话语权。

虞华轩“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头就知道尾，文章也是枚马，诗赋也是李杜”。“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四十七回)。“余家兄弟两个，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因他家不见本县知县来拜，又同方家不是亲，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亲友们虽不敢轻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四十四回)。到了万历二十三年，文坛景况已经完全变了样：“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五十五回)

三、《儒林外史》的情感基调

《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与自况情结表明作者是借小说来一吐心中块垒，这就决定了《儒林外史》的抑郁的情感基调。

只要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贯穿全书的情感就是作者的那份抑郁的情感。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功名士、八股选家，还是名士真儒，都是功名蹭蹬者，作者对他们都有一分同情之理解。除了那些作者深恶痛绝的功名士外，像周进、范进、鲁编修这些人，作者还是写出了他们的种种辛酸。

鲁编修择女婿做举业，女婿偏偏视举业为俗事，结果气得要娶个小妾，生个儿子做举业；夫人不让娶小妾，大吵一顿后着了重气，又跌了一交，弄得半身不遂；他是因肥缺无望才告假回家的，在家中好不容易接到侍读朝命，乐极生悲，痰病发作，命丧黄泉。作者让陈和甫作起了鲁编修的心理医生：“总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故而忧愁抑郁，现出此症。”(十三回)

作者所描写的八股选家都是功名路上的失败者：处州老秀才马纯上补廪24年，举业无望，只好从事墨选生涯；建德乡榜卫体善、石门明经随岑庵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选家季恬逸甚至差点饿死在南京。

江湖名士们的人生同样凄凉无比。比如，权勿用“足足考了三十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坐吃山空，把些田地都弄了个精光”，“自从见了讨账的杨执中，也不应考了，立意要做个高人；高人一做，几个学生也没了。穷的要死，只好骗人过日子”。

作者所推崇的那些真名士和真儒其人生同样凄凉无比：向知县“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三十五回)陕西同官县尤扶徕“乃是南京老名士”。庄绍光征辟进京，廷对前占蓍占得“天山遁”，廷对时蝎子作怪只好自认“吾道不行了”。“萧云仙在青峰，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样之才，而限于资格，卒为困鳞”(卧评)。只好期望借真儒“大手笔撰述一番，各家文集里传留下去，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悃”(四十四回)。

因此，楔子中提到的“一代文人有厄”，不仅指一代文人维持文运的彻底失败，而且也指一代文人追求功名富贵的彻底失败，他们承受着双重的厄运。这从泰伯祠与祭人员的名单、幽榜名单中可以看出来。“《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作者的寓意就是试图让一代文人都参与到维持文运的行动中来。幽榜一回“为全书收结。既曰采访儒修，则应皆是读书之人，何以进士、举人、生员、贡监之外，又兼及武职、布衣、释道?虽云其中不乏能文之士，而品流不太杂耶?不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苟其品行超人，或有技能可取，录长略短，皆可勿遗”(齐评)。这是希望维持文运的行君们得到阴间得到功名富贵的安慰。

需要强调的是维持文运并不是要星君们远离功名富贵。比如，迟衡山既希望通过祭祀泰伯让“大家学习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又希望杜少卿“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庄绍光也认为“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三十四回)；他是因为保持文行出处才被皇帝赐归玄武湖鼓吹休明的。造成这一厄运的原因就是礼部取士之法导致资格困人。“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作者只好通过幽榜的方式安慰这批失意星君。

单扬言在奏疏中指出：“三代之用人，不拘资格，故《兔皿且》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可如今“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所以必须“旌沉郁之人才，以昭圣治，以光泉壤”。作者在幽榜一回中通过单扬言的奏疏和礼部部议对失意行君的心理和行为作了分析：“其不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嘘吸于宇宙间。其生也，或为佯狂，或为迂怪，甚而为幽僻诡异之行；其死也，皆能为妖，为厉，为灾，为禄，上薄于日星，下彻乎渊泉，以为百姓之害：此虽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学问，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已故儒修周进等，其人虽尘杂不伦，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

面对星君们的悲剧性命运，作者情不自禁地通过单扬言向皇帝呼吁：“诸臣生不能入于玉堂，死何妨效于金马。伏乞皇上，悯其沉抑，特沛殊恩……赐一榜进士及第，授翰林院职衔有差。则沉抑塞之士，莫不变而为祥风甘雨，同仰皇恩于无既矣。”礼部尚书祭文在感叹“资格困人，贤豪同叹”、“愁城未破，泪海无崖”的同时，也表达了“赐第授官，解兹悒怏”的愿望。

这种情感基调提醒我们分析作品的文本意蕴时要尽量避免现代视野的过多介入，回到历史语境中去感悟作品的本来面貌。由于移情作用，作者描写了各色各类失败的士人，展示了他们的种种美德与恶行，对他们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因此，自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鲁迅以来的反科举说、反封建说，自1949年以来的民族思想说、反儒说、丑史说都是现代视野导致的认识误区。

参考文献：

[1]李建秋.吴敬梓深层心态的真实投影——浅析《儒林外史》中虞华轩形象的内涵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1).

[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李进，王涧.从杜少卿形象看吴敬梓心态[J].山东社会科学，2000，(4).

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