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告示传播机制与舆论功能

摘 要：明代官方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一方面，明代告示经由皇帝、中央部院、地方政府以至乡村、城镇、边关的相互传递，实现了传达政令、宣扬规范、示警戒谕、纯化风气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明代民众对于官方告示遵从、抗拒、批判、赞誉等舆论反响，充分彰显了民意民愿对权力意志、官方舆论的调适和干预能力，而官方对于民众反响的诸般回应，则进一步催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

作者简介：展龙，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代社会舆论与政治秩序研究”，项目编号：11CZS017；河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明代社会舆论史”，项目编号：2014

告示是古代官府向民众传布政令讯息的重要载体。明代告示有榜文、榜例、榜谕、晓谕、告谕、文告、公告、榜示、告示、檄文之称，所载内容广涉皇事、政事、战事、民事、天事等，并呈现出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内容丰富、传播渠道多样等特征。明代民众作为告示的主要接受群体，对官方告示表现出明晓、赞誉、批判、抗拒等不同反响，彰显出一定的话语自觉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而明廷借助告示，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宣布国家政令、管控地方社会的目的。对此问题，既有研究成果初步考察了明代告示的刻印发布、体例结构、类型内容等重要问题。1以此为基础，本文拟着重考察明代告示的生成与传播、内容与形态、功能与反响等，以期从另一侧面观照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

一、告示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明代疆域辽阔，如何将政务讯息及时传布四方，是落实国家政令、管理地方社会的关键。明代官方发布政令，传达政务的载体主要有邸报（塘报）和告示，其中邸报是“朝廷之喉舌”[1]（P104），所载多为官方讯息，告示则是官方宣布禁约、教谕民众的主要渠道。一方面，明朝统治者深知“朝廷法制禁令止行于有司，其闾巷小民，有自幼至老，不及知者，故往往至于误犯”[2]（卷39，永乐三年春二月丁丑条，P654）。为维护统治秩序，需将国家法令广而告之，告示便起到了传播媒介作用，如明初制定的多种法令就是以告示榜文形式公示天下，通行全国。1明代榜文告示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一應榜文，俱各张挂遵守，如有藏匿弃毁不张挂者，凌迟处死”[3]（卷20，户部七·读法，P347）。另一方面，明代官方通过告示向民众阐释事理，尤其在民众遭灾，官方蠲赈之际，多会张挂告示说明救灾事由，以济饥虚，抚慰民心。[4]（卷4，救饥法十五条，P356）如洪武时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也旨在张挂告示，宣讲礼法，“劝惩善恶”[5]（卷42，正统三年五月庚子条，P821），沟通官民。

（一）告示发布主体

明代官方告示传播主体为皇帝、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主体发布告示的传布范围、受告群体、法律效力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皇帝发布的告示内容广泛，通行全国，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中央部院多发布职能范围内的告示，而地方政府颁布的告示多通行当地，其影响范围、宣传效力也相对较弱。

首先，皇帝。明初皇权空前强大，其发布的告示具有高度权威性，尤其是有关制度改革和法律规范方面的告示，后代臣民须“永以为训”[6]（卷176，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条，P2666），不得擅自修改违逆。洪武七年（1374），颁布《大明律》，为了破除“法在有司，民不周知”[6]（卷253，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P3647）之弊，特命大理寺将律法条目刻成告示，“揭于两庑之壁”[6]（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庚寅条，P1535），颁行民间。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又御制《大诰》，“颁示天下”[6]（卷176，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条，P2665）。《大明律》《大诰》是明代基本法律文献，告示的应用为法律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载体。除宣传国家法律，皇帝发布的告示还包括册封太子、太子婚配、改元封号等皇家大事。如宣德三年（1428），宣宗册封长子朱祁镇为太子，诏示：“豫定国本，所以系天下之心。诏告臣民，咸使知悉。”[7]（卷36，宣德三年二月戊午条，P896）太子选妃，也会告示天下，内容包括选妃缘由和条件等。天顺六年（1462）四月，英宗敕谕礼部：“皇太子年及婚期，宜慎简贤淑，以为之配。尔礼部其榜谕北京、直隶、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于大小官员，民庶善良之家，用心选求，务择其父母行止端庄，家法整齐，女子年十四至十七，容貌端洁，性资纯美，言动温恭，咸中礼度者。”[5]（卷339，天顺六年夏四月丙子条，P6899）改元是国之大事，皇帝多诏告天下，如“正德改元，诏天下郡县，纂修《孝庙实录》”[8]（卷12，明故朝列大夫广东布政司右参议进阶朝议大夫周公行状，P401）。明初，太祖屡次颁布“征元”告示，以宣扬国威，激发士气，安定民心。如洪武元年（1368）九月，朱元璋“以元都平，诏天下”[6]（卷35，洪武元年九月戊寅条，P632）。此外，太祖还多次发布人事告示，延揽俊彦，委以官职，并要求：“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访，以礼遣之。”[6]（卷49，洪武三年二月戊子条，P973）若逢灾乱，皇帝也颁布告示，诏告天下。永乐初，水旱频仍，官员不报，成祖听闻，告谕天下，凡逢灾害，须立即上报，否则治罪，不容饶恕。[2]（卷67，永乐五年五月辛未条，P939）成化二年（1466），荆襄流民叛乱，为安抚民心，宪宗告示百姓：“俾知朝廷出兵杀贼，为百姓除害，不必惊疑。有能率众生擒贼首，或斩首来献，比军功加倍升赏，其有被贼胁从，走脱来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升赏，朝廷以至诚待人，决不失信，毋或生疑，累及身家，悔之晚矣。”[9]（卷25，成化二年春正月丁未条，P482）明廷刊布告示安抚民心，并劝谕被胁迫叛乱者，免其罪责。

其次，中央部院。一是六部：洪武废除丞相后，六部受命皇帝，地位空前提高，功能骤然增强。就发布告示的权力而言，六部既可秉承皇命发布告示，也可自行发布告示。仅就《明实录》所载“六部”告示为例，据笔者初步统计，《明实录》所载六部告示共151条，含礼部37条，户部39条，刑部15条，兵部51条，工部5条，吏部4条。其中，户、兵二部发布告示最多，工部、吏部最少，此由其职能决定。如户部掌全国土地、户籍、赋税、俸饷等，事务冗繁，且关乎民生，故告示较多。兵部掌管军令，凡逢战乱，兵部便因时制宜，发布告文，宣示天下。按此，其他各部所发告示数量虽少，频率不高，但一如户、兵二部，其所发告示的受众群体也多为普通军民。

二是都察院：明代都察院专掌监察、弹劾、谏言等事，也负责官员考察举荐，“覆劾其称职不称职”[10]（卷69，志四十三，P250）。与此相联系，都察院颁布的告示多与监察百官、禁革奸弊有关。永乐五年（1407）五月，成祖命都察院都御史陈瑛等榜谕天下有司，“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2]（卷67，永乐五年五月辛未条，P939）。七年（1409）四月，行在都御史李庆奉命颁布告示，戒谕从征将士“循分守法，率履善道，若有作奸犯科，国典必所不宥”[2]（卷90，永乐七年夏四月乙亥条，P1186）。九年（1411）四月，右佥都御史史仲成劾奏：陕西按察使辛耀、副使徐道正、佥事姜荣等挟妓饮酒，有伤法度，明太宗遂命都察院将辛耀等置于陕西按察司前，并“榜示警众”[2]（卷115，永乐九年夏四月辛亥条，P1467）。宣德元年（1426）七月，因民间交易只用金银，以致纸钞流通不畅，明宣宗遂命都察院颁布榜文禁约，规定：“凡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抬价直者，皆罚钞。强夺强买者，治其罪。”[7]（卷19，宣德元年秋七月癸巳条，P493）成化十年（1474）五月，都察院颁发告示，严禁妖言惑众，并将告示誊录后，发往直隶、山东等地，转送各府、州、县、卫所及乡村、边塞张挂。[11]（卷32，刑部类·造妖书妖言，P244）总体上，都察院告示多为禁约示例，这与其职能密不可分。

三是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是明代最高军事机构，统领全国军队，其颁布的告示也多与军事卫所有关。洪武十五年（1382），福建等地都司擅派军士修建城楼，都督府告示都司：“自今非奉命，不得擅兴营造，私役军士，违者或事觉，或廉得其状，必罪之，削其职。”[6]（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P2358-2359）二十六年（1393）十二月，朱元璋就西域边境马匹买卖问题，命右军都督府告示边关将士，规定：“今后止禁官印马匹不许私自贩鬻，其西番之人，自己马无印者，及牛羊杂畜之类，不问多寡，一听渡河售易，关吏阻者，罪之。”[6]（卷230，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子条，P3370）官家马匹禁止卖给“西番之人”，百姓豢养的无印马匹、牛羊等可過河出售，守关官吏不得阻止。永乐三年（1405）正月，苗人叛乱，劫掠百姓，前军都督府“给榜招谕”[2]（卷38，永乐三年春正月乙丑，条，P647），苗人归顺，不再叛乱。

再次，地方政府。较之皇帝与中央部院颁发的告示，明代地方政府的告示有以下特点：一是告示内容丰富，贴近民众。时人吕坤《实政录》记载，为劝谕百姓养蚕，各州县卫所颁布告示，强制民众栽种桑树。[12]（卷2，民务·养民之道，P948-949）此类告示，一般由知州、知府、知县等地方长官发布。如海瑞在任淳安知县、巡抚应天时，曾颁发大量告示，内容涉及保甲告示、招抚流民告示、赈贷灾民告示、劝谕矿徒告示、禁馈送告示等。[13]（卷6，告示，P742-755）此外，明代地方政府还颁发禁革火耗告示[14]（卷15，禁革火耗告示文，P164）、抚安百姓告示、禁约释罪自新军民告示等[15]（卷6，平濠书，P83），这些告示颇具针对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遍察舆情”之实况。二是告示侧重教化劝谕。前述皇帝和中央部院发布的告示具有绝对权威性，须绝对服从，永为遵守，语气强势，而地方政府颁布的告示多侧重教化风尚，劝谕民众，语气平和。

总之，明代官方告示的传播主体为皇帝、中央和地方政府，而告示的受众群体多是广大军民。具体传播程序为：皇帝直接向民众颁布告示，皇帝命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颁布告示，中央政府直接向民众颁布告示，地方政府直接向民众颁布告示。

（二）告示传播机制

明代官方告示的传播路径大体为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且具有完整的制度规定，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讯息传递的准确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1. 告示的撰写刊刻。在告示撰写方面，连启元《明代官方告示的结构与格式》一文专门考察了明代官方告示的结构与格式，并将告示格式分为文字叙述和图文并用两种。[16]（P44-58）需要补充的是，撰写榜文告示要实事求是，不得有“侈大之词”。洪武三年（1370）六月，“中书省以左副将军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谕天下”[6]（卷53，洪武三年六月癸酉条，P1040-1041）。朱元璋御览后，认为有夸大之辞，责令修改。另外，皇帝颁发的告示需要“逐一考究”，若发现“中间或有损缺不存者，须要采访抄写，如法收贮，永为遵守”[3]（卷9，吏部八，P157）。明代官方告示的撰写已成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官方告示文书的规范性，提高国家行政效率。

在告示刊刻方面，明代雕版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广泛使用，为扩大告示的传播范围、增强告示的传播功能提供了技术支撑。以往，刊印告示的材料有铜铁、木板、布帛等，刊刻难度大、成本高，导致告示传播范围有限。至明，印刷技术臻至成熟，纸张也成为最普遍的书写材料，这使明代告示“随处张挂”[17]（卷140，与乾州太守赵君书，P1396）成为可能。四川巡抚林俊在平定流寇时，因其分布散乱，行踪难觅，遂把告示“发去各该州县乡村地方，张挂晓谕”[17] （卷87，林贞肃公集·蓝鄢捷音，P781），以追讨流寇。

2. 告示的张挂公布。明代官方告示关涉国家政令的有效实施，故对告示的张挂公布有严格规定。一方面，根据告示对象不同，张挂场所也有不同。如皇帝告训贵族大臣的告示，一般张挂在皇宫墙门上。为让盐商遵守盐法，地方有司将盐法告示“各盐园场所，及该司门首晓谕，俾各商咸知省悟”[18]（卷18，破积弊开自新以正盐法行山东范运同，P266）。各地县衙在六房门前所贴告示，多为县吏禁约，以“使该吏见之凛然”[19]（卷上，驭下篇·六房，P52），不敢违逆。若告示对象是广大民众，则会张挂在各级衙门、寺庙道观、民家门前、山林禁区、交通要道以及市镇、仓场、钞关、驿递、港口等处。[20]如正德六年（1511），巡抚御史张凤将“税粮折受银布”出榜示民，“凡有人烟去处张挂，晓谕知悉”[21]（卷7，田赋中，P239）。

另一方面，明代规定官方告示须张挂公布。永乐十七年（1419）规定：“各处军卫有司，凡洪武年间一应榜文，俱各张挂遵守，如有藏匿弃毁不张挂者，凌迟处死。”[3]（卷20，户部七·读法，P347）为此，明代地方建有张贴榜文告示的榜房、榜廊、申明亭、旌善亭等。早在洪武五年（1372）二月，太祖“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6]（卷72，洪武五年二月丁未条，P1332-1333）。永乐三年（1405），又令“有司转行里老，于本处申明亭召集乡民，逐一告谕，庶其知所循守”[2]（卷39，永乐三年春二月丁丑条，P655）。由此，申明亭成为宣讲政令、戒谕民众的场所。有时告示也会张挂在榜房，成化元年（1465），宪宗批准“各处修盖榜房，将洪武、永乐、正统年间节次颁降榜文，誊写张挂，谕众通知”[3]（卷20，户部七·读法，P347）。同时，为确保告示的正常张挂，明代重视对申明亭等张挂告示场所的维护和修理，《明律》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22]（卷26，刑律九·杂犯·拆毁申明亭，P949）。若有损坏，会“修理条列榜示，使善恶知所劝惩。毋得视为文具，因而废弛”[3]（卷210，都察院二·出巡事宜，P493）。

明代官方告示在撰写、刊刻、张挂公布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大大完善了告示的传播机制，为政务讯息的传递和法律禁约的颁布提供了保障，也彰显了告示惩恶扬善、传递政令之功用。

二、告示的内容与舆情传播

明代官方告示内容丰富，凡法律禁约、政令文告、劝谕榜文、政令公务等，皆是告示传布的内容。据此，明代告示可分为通知类、劝说类和禁约类。

1. 法律禁约

明开国伊始，即立法建制，颁布《大明律》《大明令》及《大诰》系列，令世人永为遵守，“群臣有稍议更革，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0]（卷126，刑志上，P143）。为广泛普及法律，太祖不仅亲自裁酌，且令“每奏一篇，命揭两庑”[23]（卷93，刑法一，P2281）。杨一凡等《古代榜文告示汇存》载明代《重刻律条告示活套》，包括《吏律》13条、《户律》58条、《礼律》12条、《兵律》28条、《刑律》65条、《工律》8条。[24]（P89-267）其中虽未包含“六律”全文，但也可知明代法律条文常以告示形式颁发；不仅如此，为警示民众遵纪守法，明廷时常发布告示申明旧律。如南京太仆寺因旧的榜文法例无存，致使法令不一，为申明旧例，特刊《申明旧例告示》，张挂各地，“通行晓谕”，并要求“俱系简要，便民之政，约省文词，使人人易于省览”[25]（卷34，兵部，P677）。通俗易懂的告示文词，无疑对法令的廣泛传播颇有助益。

2.政令文告

政令文告是明代官方告示的主体，包括皇帝口谕、禁约条例和谕民告示，其中以谕民告示为多。凡需公布于众的政令讯息多采用告示形式发布，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治安管理、赈灾恤民、民间诉讼、聚众叛乱、发布军令、严守关防等。如于谦《于忠肃公劝助平粜告示》载：“河南、山西二省饥荒为甚，本院莅任即将钦赐赈济银两，并各府州县无碍钱粮，及豫备仓粮，尽行赈散。本院悉访民情，特出榜劝谕尔等贤良富家巨室，能捐二百金以上者，与冠带奖励；能捐贷四百金以上者，奏闻录为义民，建坊旌表，或本身原有官职者，即荣封其父祖，或录其子孙，衣巾寄学；有昔年贱价籴粟麦，肯输千百石，仍照昔日价卖者，同前旌奖……今岀示后，尔众若不体本院之诚，他日府州县官详实报名到院，是顽民也，反为不美。故示。”[26]（劳集三，于忠肃公劝耶平粜告示，P377）此为劝谕捐献钱粮、赈济灾难的告示，内容完整，言辞恳切。这则告示引起了富家大户的积极响应，如河南富人赵守质，年过古稀，身后无子，看到告示后，即捐财救灾。

此外，地方政府若有缺粮，也会发布告示，告知军民“不许将米谷浪费，及因而粜出外境”[27]（卷11，足兵饷，P715）。商人利益若受到侵害，地方政府也会发布告示，保护商人利益。当时，船户在车船往来的关卡处，帮助商人办理缴纳税银的手续，明为商人服务，实则从中谋利，诓骗银两。商人“明知其弊”，但因其为必经之路，只好忍气吞声。为此，地方政府张挂告示，规定：“今后商人顾写船只，止许交与水脚工食，所纳料银，本商备办，足色银两，径自到厂，照数报纳，不许船户干预，违者各治以罪。”[25]（卷24，户部，P391）杨一凡等《古代榜文告示汇存》收录明代告示共83件，包括：招抚告示3件，如黄福《招抚交人榜文》等；禁约告示27件，如海瑞《禁印书籍》、吴仁度《约束齐民告示》、左懋第《严禁奢僭以挽风俗以息灾沴示》、刘时俊《禁请托示》《熄盗安民示》等；劝谕告示10件，如海瑞《劝赈贷告示》、尹昌隆《巡按浙江晓谕榜文》、汪循《永嘉谕民教条》、支大纶《丈田示谕永春县乱民示》等；诉讼告示5件，如文林《温州府约束词讼榜文》、海瑞《示府县状不受理》、庄起元《禁省词讼告示》等；保甲告示4件，如徐学谟《附清审里甲告示》、海瑞《保甲告示》《保甲法再示》等；边防告示8件，如方扬《随州关防示》、江东之《严军令文告》《安边徼尽职守文告》等；此外，还有安民告示、赈饥告示、迎春告示、均地法则告示、清丈地亩告示等。这些告示涉及农业生产、社会生活、法律诉讼、军事关防等，其中禁约告示所占比重最大。当然，该书所收明代告示尚不完整，如王守仁《告示在城官兵》《抚安百姓告示》、袁黄《放免见年里长告示》[28]（卷49，牒·放免见年里长告示，P261）、海瑞《谕矿徒告示》、马文升《教民榜》[29]（卷 10，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P798-799）、薛应旂《行各属防秋告示》[30]（卷50，行各属防秋告示，P532）等，皆付之阙如。但综观上述告示，大体可见明代告示具有官方与民间、突发与常规相对互动的特点。

一是官方与民间。官方是告示的发布主体，民众是告示的受众群体，二者构成告示两个要素。如“各州县卫所官于所属城市乡村，印贴告示。但有拿获真正赌博者，即于各犯名下追银十两充赏”[12]（卷3，民务·教民之道，P1007）。又如，“会同馆开市礼部出给告示，除违禁物不许贸易，其段绢布匹听于街市，与官员军民人等，两平买卖。正统十年许买卖五日，十二年许瓦剌使臣卖马，景泰元年许买铜汤瓶锅、红缨、鞍辔、剪子等物”[3]（卷111，礼部六十九，P131）。大体上，明代官方发布告示的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驻地巡抚、巡按、知府、知州、知县等。

二是突发与常规。按发布原因，明代告示包括突发性告示和常规性告示。突发性告示一般针对地方叛乱、边关战事等突发事件，为了平定叛乱，安定边防，明廷时常发布招降告示、警戒告示等，如永乐十年（1412）十月，“交阯总兵官英国公张辅军至乂安府土黄县恶江，搜捕伪少保潘季祐等贼，众闻之，皆走匿，季祐亦窜，可雷山遣子僚请降，遂给榜招之”[2]（卷133，永乐十年十月戊寅条，P1633-1634）。常规性告示多指官方颁布的禁约政令，凡官方政令法规大都以告示形式发布，“官事禁约，非止一端，凡出榜晓谕之后，若有犯人，随即依律究治，不得容恕，大抵号令，务在必行，则人皆畏法，而不敢犯。若因循苟且，视为文具非，惟法令不行，而犯者愈众矣”[19]（卷下，公规篇·禁约，P135-136）。官方颁布的禁约法令，让百姓一体遵守，这类告示也属常规告示。

三是个人与集体。按发布形式，明代告示分为个人发布与集体发布两种形式。其一，个人多指皇帝和地方长官。明代皇权独大，皇帝发布告示的行为既是彰显权威的体现，也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而地方长官，尤其是知县等与基层社会关系密切的官员，也常以个人名义发布告示，而这类告示多以教化民风、劝谕民俗、戒斥恶行为目的，如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时，针对“淹女”恶俗，发布《禁溺女告示》，一方面，阐释“不论男女，总是骨血”的道理，言辞恳切。另一方面，严惩“淹杀”“抛弃”的行为，“重责三十，枷号一月”，并鼓励告发。[31]嘉靖二十三年（1544），清流县知县陈桂芳调查得知“民间每年杀牛百有余头”，由此，“刊布告示，禁宰耕牛”[32]（卷1，圩市，P14）。其二，集體多指六部等中央机构。中央机构是国策、政令的制定者和颁布者，尤以六部为重，其发布的告示关系国计民生，故多以集体名义发布。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七月，太祖针对盗贼横起，而地方军队镇压不力的现状，制定出具体的调兵事宜，而后“兵部榜示天下”[6]（卷239，洪武二十八年七月甲寅条，P3481）。又如“礼部榜示中外”“户部榜谕天下”等史料在《明实录》中甚多。六部告示多以部门名义刊发，如此可增显政令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三、告示的功能与舆论反响

告示是明代政令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告示，明廷将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众联系起来，将官方政令和意志传至基层边陲，实现了对地方社会、民间事务、民众思想的整体控制和有效管理。在此过程中，明代告示的布政、禁止、劝谕、警示等功能，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情下达的主要途径和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

一是布政功能。布政即向民众发布政令，旨在阐述施政的原因及措施，行文语气多较平和通俗。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颁布《教民榜文》41条，其谓：“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33]（卷9，教民榜文，P352）规定了老人教化乡里、裁决纠纷、催缴赋税、清查户口的权责，且直接向朝廷负责，地方官员不得干涉。正德年间颁布的召纳商人购买盐引的告示：

自正德元年以前盐引，俱各革罢，不许放支，仍令将引目赴官投告烧毁。若仍留在身，以图影射，许各项商人并邻佑、里长、旗甲首告，拿问治罪。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为旧引。正德十三年见开未完，并以后年分开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旧商人，许令告报，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纳银二钱五分，到于卸盐处所，仍纳卧引银一钱。愿中商人，俱于环庆兵备处报名，银两发庆阳府收贮，取实收类赴布政司填给引目下池，旧引三分，新引七分，俱挨次开放。止论盐引数目，不拘商人多寡，如上名不到，下名挨支。每引照盐一车以六石为则，外有多余，依律掣垫追问去后。近据副使高公韶呈称：示出之后，召纳过盐引一万一千余引，作正德十三年之数，余尚召纳未完。[17]（卷117，杨石淙文集四，P1106）

上述告示是官方向民众公布的政令举措及原因。万历六年（1578），明廷鼓励垦荒，三年免赋，但“百姓疑畏， 旋开旋弃”，为打消民众疑虑，特颁布告示：“通限种田六年，方准起科，各给印信执照，永为己业。”[34]（卷79，万历六年九月庚午条，P1699）崇祯三年（1630），针对佃户颁布的告示：

常年佃户每亩给借随田米二斗，加利二分，今春米贵，民饥，本家于祖居胥五一区，聊施小惠，其余力难遍及，惟念各区亦有本家佃户，历年服劳，岂忍概遗？今将旧冬欠下糙米扣算随田者，至冬每斗止加利一升，如旧租清楚，即今开仓，每亩速给白米二斗，至冬每斗加利二升，薄示体恤之意。[4]（卷4，救饥法十五条，P356）

在此，明廷通过告示“聊施小惠”“即今开仓”“速给白米”，以期昭示体恤，宣扬恩泽，惠及民生，并禁止地方官吏不奉诏令，盘剥加派，横行害民。总体上，布政告示旨在让广大民众充分明晓拟行政策，以便遵行；从文词来看，此类告示多平铺直叙，少有命令之辞，也无逼迫之意，这便提高了民众的接受限度，也利于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是禁止功能。告示的禁止功能主要体现在官方颁行的禁约条例上。如嘉靖八年（1529），发布告示，严明“夷人朝贡交通禁令”：

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俱主客司出给告示，于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3]（卷108，礼部六十六，P111）

嘉靖十一年（1532），告示京卫军人户籍改编事宜：

凡在京卫分军人，但有原无产业，随解随逃，其原籍查系陕西州县者，行移清军御史，出给告示晓谕，听其情愿，改编本省附近卫分。如临巩地方，改隶河西卫分；平凤地方，改隶固原兰靖卫分；西安延庆地方，改隶延宁卫分；山西、河南地方，有愿改前项边卫者，一体改隶边卫收籍。仍造册送本部，发各该卫分，开豁原伍，永不许妄行清勾。[3]（卷154，兵部三十七，P604-605）

万历时，江西饶州灾民抢掠仓谷，为防止他人效尤，右佥都御史陈有年发布告示，要求“当经发给告示严禁，并刊示遍发晓谕禁戢”[35]（卷3，奏疏，P670）。这些禁令的发布，赋予告示禁止功能，充分体现了国家政令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总体上，禁约类告示占明代官方告示的大部分，这表明地方行政管理主要依靠国家权威，实行强制措施。

三是劝谕功能。劝谕教化是明代官方告示的重要作用之一，而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劝谕教化也多通过这些告示体现出来。在明代告示中，虽然用词生硬严厉的禁令告示占居多数，但仍有相当部分告示的表达方式与之不同。这类告示语气委婉，传递出了统治者心系民生、宣扬教化的情怀，不仅能起到破除疑惑的作用，且具有劝谕民众、纯化风气的功能。洪武时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令每乡各里各置木铎，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持铎循行，直言喻众，其言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5]（卷101，正统八年二月乙卯条，P2048-2049）教民榜文是明代管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正是劝谕教化的柔性管理方式，被官方视为“化民成俗”的良方。如海瑞《劝赈贷告示》：

赈贷之事，古行之矣……今本县细访得各都图富积谷粟之家，每每乘荒岁勒掯贫民，质物典当，倍约利息。其贫甚虑无可偿者，虽倍约亦固吝不与。夫当凶岁，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号，甚者颠仆路衢，辗转沟壑，少有人心者见之有不能为情者，尔辈独无恻隐之心至是耶！……假使以爾等处贫者之地，贫者处尔等地步，亦如尔等坐视待汝，略不加恤，尔等无从取食，亦将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尔辈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里老人等将本县言意劝谕尔等，量将所积谷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积厚德以遗尔子孙。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与之者，本县以尚义名目书扁鼓乐奖之，列名县志。如仍前略无恻隐，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夫积财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财奴鄙之。尔等将为尚义之美，抑将为守财奴之陋，财积无用，德积庆及子孙，尔等念之。[13]（卷6，告示，P753-755）

这是一则劝说富人赈饥贫民的告示。告示引经据典，追述赈贷之史，描述贫民之苦，流露怜悯之心。继之，又用富民与贫民角色互换，境遇互调，让富民体察穷人之苦，并施以恩惠，捐钱即可载入县志，名留青史；相反，若富民“积财而不能散”，便是“守财奴之陋”，充分彰显了告示诱导劝说之意。

四是警示功能。为落实政令，明代有些告示惯用警告命令，以警示民众，若不遵从，则会受罚。如嘉靖三年（1524），“令户部出给榜文，晓谕京城内外买卖人等，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银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著缉事衙门及五城御史缉访，违犯之人，发人烟去处枷号示众”[3]（卷31，户部十八，P557）。嘉靖四年（1525），“令商人原中灵州大小池盐课，照原该行盐地方发卖，不许搀越境界。山西、河南、陕西各府州县卫所，将河东行盐地方，翻刊大字告示，张挂晓谕，但遇客商将官盐越境货卖，及奸人兴贩本地自煎私盐，查照律例，从重问发”[3]（卷34，户部二十一，P601）。万历二十五年（1597），浙江参政冯时可刻石十四条禁约条款，立于处州府分守道宅门外，旨在戒谕官吏人等。[36]（卷2，建置志，P7）

明代民众作为告示的受众群体，已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判断力，对于官方告示表现出遵从、抗拒、批判等多样舆论反响。如嘉靖时，兵部尚书杨博募兵时发现有游民掺杂其中，遂要求河南、山东等处巡抚御史刊刻告示，“将本处游民严加禁约，不许出外，务令各安本等生理。如无招募明文，私自出境投兵者，即将家属收禁，里邻坐罪”[27]（卷11，慎募调，P725-726）。告示颁布后，游民遵从告示要求，“投兵之风少息，地方之患不滋”[27]（卷11，慎募调，P726）。当然，民众对官方告示并非一味遵从，时而表现出“不遵告示”的行为。崇祯三年（1630），蓟镇兵丁因饷司发布告示，称因“候大部详允，方给各丁”而拖延发放饷银时间，故“众口嗷嗷”，深为不满，并有造反之势。官员见势不妙，“即借本营招兵银，每丁给二钱”[37]（卷14，堂稿·蓟镇兵丁行月兼支疏，P600）。官方告示并非都能令人信服，对此民众多持批判之辞。如对于官方的朝令夕改现象，民众深恶痛绝，以为“如今之官府告示张挂通衢，大字招揭，可谓信令矣。而举目一看者谁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习为故事。如此而虽日出一示，何益哉？”[38]（杂集卷二，储练通论，P232）一般而言，通过告示刊布的政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告示之后，官府并未监督政令落实，如此告示的布政功能便会减弱，遭致批判也无可厚非。

当然，明代民众对告示除了批判之辞，亦有赞誉之声。太祖颁布《教民榜文》旨在通过乡里老人的“教化性的权力”[39]（P65），维系乡村秩序，“为民兴利除害”，这种“厚风俗之良法”，合乎事宜，深得人心，既实现了太祖“务有益于民”[23]（卷3，太祖本纪，P55）之夙愿，也赢得了民众之盛赞。正统十二年（1447），在征收粮税时，因为于潜、昌化二县无多余的米，官方决定改用“每正麦一石抵斗折征米一石”，并且“仰府出给告示”，晓谕各县民众，禁止“粮长重复多科，扰民不便”，于此县民欢欣相告，翕然顺向，称之“良政”。[40]（卷4，《风土》，P303）正因告示具有政治性和公开性，民众得以明晓国家政令，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方官吏欺上瞒下、欺骗百姓的现象，这也是民众赞誉某些告示的缘由之所在。

综上，明代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一方面，告示是实施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告示传递，国家政令传至地方，播及民间，实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强制性、警示性告示，还是劝诱性、教化性告示，皆以实施国家政令、推扬权力意志的合理性为根本，旨在引导民众自愿接受告示的思想灌输和权力支配，并相信官方告示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共性”能为他们创造契机，带来益处。另一方面，告示是联系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重要媒介。明代告示经由皇帝、中央部院、地方政府以至乡村、城镇、边关的相互传递，形成了告示传布的多重网络，这使中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联系日益强化；而明代民众对告示的诸般反响，是其共同话语、集体意识的合理表达，时常能够有效制约权力运行，优化权力机制，他们对某些政令的“不遵”乃至抗拒，迫使官方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即充分彰显了民意、民愿、民心对权力意志、官方舆论的调适和干预能力；同时，民众对告示的舆论反响，揭示了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永为遵守”与“不遵告示”的互动之势和对立状态，在此情况下，明代官方不得不放低姿态，循循善诱，诚心为民众阐明旨意、申明事理、讲明政策，一幅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交流呼应、沟通互动的生动画面油然而生，昭然若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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