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当
采访者：顾学文
被访者：叶兆言
人物小传 叶兆言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悬挂的绿苹果》《枣树的故事》等小说，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其后，“夜泊秦淮”系列引起了文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组重要的作品。
高产的叶兆言，近日又完成了新作《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四个字，也恰好是叶兆言对文字的态度。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浮躁时代，叶兆言依然不能接受敷衍之作，不会随便拿文字出来“对付”。在他看来，写作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行当，但写出伟大的作品永远是一个值得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是我给自己判的无期徒刑
■写作是一种等待。写完上一句后，你等在那里，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
■别的活我干不来、不想干，唯有写作我干不厌。构思行文过程中的那种喜悦，高于作品印成铅字之后再读它们时的感受。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死水》开始，您从事文学创作已有数十年。您最近推出了新作《刻骨铭心》，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叶兆言：是一部群像小说，都是些小人物；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虽然是小事，对当事人来说，却都是刻骨铭心的事。
比如书中描写了一个哈萨克族的中国作家，他用哈萨克语写作，还得了文学奖。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之后，他移民去了那里。他原以为，自己和族人在一起会如鱼得水，却没想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和他用的哈萨克语很不相同。他失去了自己的文字，从此不能写作，在族人中成为了“异乡人”。
这是小说虚构的人物，当然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我借用了他的经历来描述文字对于写作者的刻骨铭心。中国这么大的疆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同一种文字——汉字。如果汉字拼音化，统一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各地发音不一样，沟通都很困难。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我们应该感谢汉字。
记者：对文字“刻骨铭心”，听起来，这个文学人物身上有着您自己的影子。
叶兆言：从某种程度来说，写作确实是我的“刻骨铭心”。我每天一早起来，电脑一开，就开始写，每天写六小时以上。有时候写得“疯狂”了，家人、孩子也都不怎么理解。从某种角度看，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骑行200多公里更加疯狂，因为这是我给自己判的无期徒刑：没有目的地，会一直写下去。
记者：人们常常惊讶于您的高产和优产，现在看来，高产、优产的背后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还是因为勤奋。
叶兆言：写作没有秘诀可言，它是一种比较笨重的劳动，甭管世界变化多快，写作始终是简单的、原始的个体劳动。
我现在用电脑写作，看似轻巧，其实每天也就写千把字。当然也有高峰状态下日产数千言的情况，但千把字是常态。写作是一种等待，写完上一句后，你等在那里，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等了半天，可能结果还是原来的那句。但我觉得等待是必须的，是值得的，尽管时间都耗在等待里了。
记者：由写作和等待填满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叶兆言：就是不断地和写不下去做斗争，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我每每写完一篇，人几近虚脱。从四十岁开始，我的头发就日渐稀少了。但是，我乐意。别的活我干不来、不想干，唯有写作我干不厌。构思行文过程中的那种喜悦，高于作品印成铅字之后再读它们时的感受。
人生有很多种，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就是你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你也有能力干好这件事。对于作家而言，一个安静的不被打扰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从写作的机会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我们一家三代都热爱文学，都对文学抱有一种梦想。但是，我祖父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去谋生；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花在写作上的人。这是一种幸运。
没有标准就是文学的标准
■按汪曾祺的说法，写作就是“揉面筋”。我也认为，文字最好能揉得干净点、再干净点。文字是可以不断变得更好的，我始终保持这样的追求。
■优秀的作家让人惊艳，更优秀的作家是要让人不断地惊艳。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可是，写作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记者：“文革”期间，您受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的牵连，曾一度失学，做过钳工，您的文学创作之路其实并不顺畅。
叶兆言：因为他们自己的遭遇，我的祖父和父母都不赞成我搞文学。高考恢复后，我是瞒着他们偷偷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居然考取了。中文系的人好像都在写作，我也就提起笔试着写小说，那时候是1980年，我用了“邓林”、“孟尼”的笔名。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教师，1983年，我再度入南大中文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1986年去江苏文艺出版社做编辑，1991年被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
我从小热爱文学，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写着写着就喜欢上这事了。不写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不写作，我甚至都没办法思考。像现在这样接受采访、滔滔不绝地说，不是真实的我，聊天时的我是不慎重的；但对于文字，我是非常慎重的。我已经习惯了通过文字来思考、想象，我会琢磨：这是不是我的本意，是不是还有空间可以让人们去思考。
记者：是否正是这种慎重，让您对文字有一种洁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
叶兆言：按汪曾祺的说法，写作就是“揉面筋”。我也认为，文字最好能揉得干净点、再干净点。文字是可以不断变得更好的，我始终保持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不能接受敷衍之作，不会随便拿篇文章出来对付；反过来，别人即便只动了我文章中的一个字，我也会注意到。
记者：在您自己看来，哪一部作品是您最好的作品？
叶兆言：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也许，读者眼里的最好才是最好的。
外界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我只享受写作的过程。写到现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会留有遗憾。如果创作是为了追求完美，那遗憾就不可避免，我只能天天写，天天做好面对失败的准备。在写作上面，我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很多东西想写，永远不满意。
记者：每一部作品都需要被更多的阅读检验。您和余华、苏童都是老朋友，您的图书编辑希望请这两位给您写推荐语，但您拒绝了。为什么？
叶兆言：何苦让人家再次受累，不能因为是老朋友就“欺负”人家。其实，推荐语什么的，大家最好不要太当回事，谁推荐的都不重要，小说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在写作中，作者不仅要注入墨水，还要注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这样作品才有灵性，人物才立得起来。当然，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命”，写得好不好要看老天爷赏不赏饭。
记者：大众看重名家推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文学作品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所以需要参考名家的意见。
叶兆言：文学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实这就是文学的标准。也就是说，文学要有想象力，要独一无二，要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是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清晰的标准。如果你嚼别人嚼过的口香糖，还把嚼过的口香糖给读者嚼，那我觉得挺恶心的。
别说是复制了，就是轻车熟路也不行，这也是文学的大忌。你擅长写这个，就老写这个，高明的读者是不会接受的。金庸的小说很好看，每个人第一次读金庸的小说时，不管读的是哪一部，可能都会有惊艳的感觉，反正我第一次读《天龙八部》时，是读得热血沸腾的。但读第二部、第三部时，就知道他的套路了。
优秀的作家让人惊艳，更优秀的作家是要让人不断地惊艳。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可是，写作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把文学的地位放低一点
■从第一天写作开始，我就时刻面临着一种江郎才尽的恐惧。写作带给我快乐，也让我狼狈，但狼狈也是快乐的一部分。
■每个行当里做得最好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诗人，都是在用一颗诗心做事情。
记者：您会不会害怕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叶兆言：从第一天写作开始，我就时刻面临着一种江郎才尽的恐惧。写作带给我快乐，也让我狼狈，但狼狈也是快乐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写好作品，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跟自己以往的作品不一样。写作就是一种冒险和革命。
记者：这种虽然恐惧但绝不放弃的力量来自哪里？
叶兆言：我不会说“因为文学是伟大的”、“我肩负着怎样的责任”这一类话。人们常常说文学是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文学只是所有行当中的一种，行当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人是平等的，行当也是平等的。每个行当里做得最好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诗人，都是在用一颗诗心做事情。这是相当高的一种人生境界，最优秀的诗人和最优秀的鞋匠，是一样伟大的。
今天我们看小说家、作家，好像要仰视，但在明清以前，包括明清，小说家是不入流的。曹雪芹写《红楼梦》，都不好意思署自己的真名。其实，每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刚出现的时候，总有人用奇怪的、不屑的眼光去看。比如，词刚兴起的时候，诗人看词，认为那是诗余，写不好诗的人才会去写词，元曲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我认为，不入流才是对了，不入流才是好事，可以说，整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不入流的文学的发展史。
所以，我喜欢写作，如前面所说的，就是喜欢写作本身。
记者：很少有作家这样“拉低”文学的地位，因为那等于是拉低了自己的身段。
叶兆言：把文学的地位放低一点，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一点，没什么不好，这会让人们更关注从事写作这个行当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行当本身。我说了，行当是平等的，但每个行当里的从业人员是不同的。不是说你写小说就伟大了，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个写作者，你写了部烂小说也是伟大的？写好才是重要的，有创造、有追求才是伟大的。曹雪芹的伟大在于他写出了《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而不在于他是写小说的。
人们总是看高了作家，有些作家也愿意并擅长自带光环。在我看来，作家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判断一个作家的标准，应该和判断普通人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对作家的要求也应该跟对普通人的要求一样。人品很重要，不能因为你是作家，就对你提高或放低要求，就允许你干违规的事情。
阅读应该是充分自由的
■阅读不是为了接受教育，而是为了愉悦。阅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自然发生的，就和美食一样，你会为吃到那一口而快乐。
■想读什么就读什么，那种自以为是推荐别人读什么，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苏童评价您“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您从小“泡”在文学作品里长大，高中毕业那年，陪在祖父身边，更是读完了所有能见到的名著。文学在您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叶兆言：爱上阅读很大原因是因为，当时实在无事可做。在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连学都没得上的日子里，阅读成了我打发无聊光景的最好选择，书可以说是那个糟糕年代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美。阅读不是为了接受教育，是为了愉悦。阅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自然发生的，就和美食一样，你会为吃到那一口而快乐。
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了道，有人看到了淫，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各人的需要不同；但曹雪芹没想过要给人看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道理。我想，他写只是因为这个故事让他魂牵梦绕。很多读者能够“沉”进去，也是因为这个故事让他们魂牵梦绕。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阅读是一条提升自我修养的有用途径。
叶兆言：是的。但我们不要让阅读背负过多的功用。没有哪个人会因为读到了某本书而变得如何如何，我觉得那都是编出来的故事，是心灵鸡汤。
记者：作为一位阅读达人，您可以为大家推荐一些好书吗？
叶兆言：书籍的世界是很丰富的，有那么多书，大家可以放开来读，读什么都没关系。有文化的人读本坏书也能读出自己的道理来，有些人则读本好书也能看到负面的东西。所以，阅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读，不带着功利心、不投机取巧地去读。
阅读最基本的一点是自由。我一向反对要求别人去读什么，当然，学校里老师要求学生读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告别学生时代以后，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充分自由的，想读什么就读什么。那种自以为是推荐别人读什么，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要吃什么是自由的一样，你读什么也是自由的。
文学只对那些喜欢文学的人起作用。对不喜欢文学的人来说，文学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但那样也没问题，因为人是自由的，不是每个人都只能、或者一定要通过文学来提高自己。唐诗宋词当年也都是小圈子流行的东西，不和大众发生关系，但只要是好东西，自然会被历史选中而保留下来。
第一要务是把文章写通
■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语文却是一切文明人必备的事。文明人可以不热爱文学，但不可以不学语文，语文是基础教育。
■用空洞的话语来表达思想的“深刻”，这种“深刻”其实是假大空。
记者：当下人们普遍提笔忘字，很多时候词不达意，很多人读到大学毕业仍不能完成一篇像样文章。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应该倡导更多的文学阅读吗？
叶兆言：文学不是跟大众说教，而是热爱文学的人共同的事，是一种审美活动。就像喜欢戏曲的人聚在一起，我唱给你听。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唱，因为你喜欢听。不喜欢戏的人，何苦逼着他来听、来唱？
你说的情况，其实不是文学素养的缺失问题，而是语文教育的问题。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语文却是一切文明人必备的事。文明人可以不热爱文学，但不可以不学语文，语文是基础教育。
语文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教会人写作，写作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你会不会用标点符号，用词准不准确，文体干不干净等。和其他技能一样，写作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一方面要多写，一方面要多看范文。入选语文教科书的文章，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好，而是它写得十分规范，可以被当作各种体裁的范文来学习。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的语文教育主要出了什么问题？
叶兆言：过多地强调所谓的思想性。对学生而言，语文首先是一种表达能力，第一要务是把文章写通，而不是用空洞的话语来表达思想的“深刻”，这种“深刻”其实是假大空。现在很多中学生写的文章，大道理一套一套的，特别不可爱，就连很多作家也是这样，满篇都是大话。有老师对我说，现在是中学生写得没小学生好，高中生写得没初中生好，同学们的思想越来越“深刻”，文章越写越糟糕。
记者：“把文章写通”其实要求并不低。事实上，很多人是缺乏这个能力的。
叶兆言：因为不重视这种训练，生活中也不锤炼文字。文字，尤其是中国文字，是很好玩、很有趣的，但我们自己不觉得、不珍惜。比如我们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的对话特别烂。我们中国人说话，不管什么地方的人，都是很生动的，可一到了电视剧里，就特别假。为什么一些人喜欢追美剧？除了情节吸引人外，我注意到，剧中很多对话都特别精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家反复锤炼了，而我们缺少锤炼。或者说是我们的要求低，出品方对自己的要求低，观众对作品的要求低，习惯于接受不是人话的话。如果观众不接受，制作方的水平就会被逼上去，可惜我们的很多观众没有拒绝粗制滥造。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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