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游戏的人

▶古诗十九首,劈头第一篇就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似乎把游戏视为短暂人生中唯一可有的慰藉。对于洛阳京城中诸位贤达不懂得此等游戏的人生观,它也要劝大家:「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壹/

洛阳京城里,冠盖云集,人众猥杂,时人自有「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因为此乃名利场,人人都无法放下执恋,故诗人才希望大家勿用冠带绑住了自己,应好好欢乐饮酒,游戏一番。

▶另有一首诗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讲的也是同一种想法。


贰/

▶从某些人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所以才要及时努力,否则投老无成,人生便缴了白卷。从〈古诗十九首〉的歌者看,则恰好相反。提倡的,乃是一种游戏的人生观。

我国文化中,孔子赞美曾点游戏春风,庄子倡说游心太虚。都具有游的精神。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则是反对这种精神的。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为人之本质,视工作为人之责任与职能,此种游戏的人生观遂久矣不复传述。

偶然游戏,则认为是一种放纵,并不足取。除非是旨在辅助工作,所谓「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游戏本身并无价值,人生也不是为了游戏而存在的。活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大抵也不再会自发地游戏了。没有了玩兴,也不懂得玩,以致要别人教我们如何玩或组织安排了再去玩。这就是游戏人生观的失落。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s,一八七二~一九四五)《游戏的人》一书,便是针对此一现象之批评。

▶他认为:十八世纪把人界定为理性的人(Homo Sapiens),其后又把人界定为制造的人(Homo Faber)。但他觉得游戏的人(Homo Luder)更值得重视并提倡。他于一九三五年赴荷兰莱顿大学演讲时,曾以「文化的游戏成分」为题。这个题目,主办者曾误以为是「文化中的游戏成分」。但如果游戏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那又何待阐说?赫伊津哈要讲的,正是文化的游戏成分。简言之,即文化文明是在游戏中且做为游戏而兴起与展开的。这才是他的旨趣所在。

他说:游戏先于文化。小猫小狗都会玩游戏,而且玩法与人相似。牠们跟儿童玩游戏一样,都不是谁教牠或逼迫牠玩。牠们自动自发地玩,也喜欢玩。因此它具有自由的性质、自主的精神,被迫游戏就不是游戏了。

同时,游戏也与理性无关。儿童理性思考本不发达,打打闹闹。或如猫追弄着毛线球、绕着抓自己的尾巴,也都谈不上是理性的。游戏要玩得好,本来也就不能依凭着理性计算、逻辑思考,不必承担价值、责任、功能等等。

因此,游戏也是非功利的。小孩玩积木、堆泥土,不曾真想盖成一栋房子;他只是暂时走出真实生活,进入一个别具一格的活动领域,「假装」一下。这种假装,不是真要做成什么。扮家家酒的小孩子们没有真要结婚的欲望和目的,因此它不具功利性,玩本身就是目的。反而是这种游戏,打断了日常生活及欲望之进程,而又丰富了、滋养了生活,让游戏过的人精神欢愉、心情舒畅。

游戏又因此具有隔离性。这些游戏都自有其场所,竞技场、牌桌、庙宇、舞台、屏幕、法庭、球场……等,特定的场所与特定之时间(一齣戏的时间、一场球的时间、一趟舞蹈的时间,都不一样),即构成了它的有限性。

正因为它具有有限性,故亦有它自身的过程和意味,在特定时空中「演出」。这一点,使它有其有限性,但同时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产物,一种可保留下来的财富。它可传达,也可成为传统,任何时候都可重复。无论是儿童游戏或象棋比赛,所有游戏都是一个有其内在结构之整体,且有重复与轮流之因素。

▶而无论何种游戏,均有其自身之逻辑、运作方式,那就是它的规则、它的秩序。没有规则,形成不了游戏。一旦逾越了规则,游戏世界就瓦解了。所以游戏不是胡闹,规则有时形诸条文。有时则需要所有参与者心领神会,非语言规范所能完全表达。就像小猫小狗都懂得以略带客套的神态和友好的表情邀请对方游戏,游戏中不准咬哥儿们的耳朵,或不许咬得太重;有时要假装敌对、发怒,但不能真正干架;还得有条理地表现出好兴致、发出快乐表情和声音。这些就是规则。若破坏了,就会令人「败兴」,为所有参与者所厌恶,会遭到驱逐或惩罚。

亦因如此,凡能认同其规则、乐于参与该游戏者,便会构成一共同体。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到无数游戏社团,桌球、帆船、弹跳、舞蹈、游水、桥牌……之协会、联谊社等,层出不穷,可见它是组成人类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手段。一般游戏时,纵或未组织成固定之社团,它也一定具有私密性,是「我们去玩」而非他人。外界、他人的所做所为,与我们此刻之所为无关。在这个玩耍的圈子里,日常生活的法律、习俗、观念均不算数。

游戏的欢愉,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拥有一种私密的氛围,成为这个团体特殊的、与外人不能分享的共同经验。而这个经验又暂时将人抽离出日常俗世,让人松脱了他与现实世界的牵绊,放松自已,进入一个假扮的领域。游戏中的狂欢、放纵、化妆游行,都体现了这个意义。

在游戏的假扮中,自成秩序,这些秩序通常也蕴含着竞争、冲突,以形成紧张、造成刺激;而又包括了平复、谐调,整体形成起伏动荡的韵律,造就我们的美感。

针对游戏,赫伊津哈做了许多诸如此类之分析。透过这些析论,他告诉我们:游戏是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类社会也靠游戏来组成。同时,人类的文化、创造,实质上即是游戏或与游戏密不可分。例如语言。语言是人拥有的重要工具,用以交流、命令、传授。语言可以使人区分、确认和陈述事物。命名,令人得以明白自己和万事万物在宇宙间的位置。可是,在每一个抽象表达、符号征示之背后,都存在着极多鲜活的隐喻;而每一个隐喻,正是词的游戏。


神话也是如此。神话之性质,论者各有见解,但基本上可说是一种转换或外在世界之想象物。早期人类依此进行神圣之祭献、仪式、供奉、膜拜。其性质,唯有从游戏来理解才能深刻、准确。

宗教的核心亦在于此。典礼就是一次戏剧性的演出,令人深入欢愉之中,一切美和神圣的王国,均依游戏而建立。

赫伊津哈滔滔雄辩,共分十二章。一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游戏的本质和意义、二论游戏概念作为语言中的表达、三论推动文明进程的游戏与竞赛、四论游戏与法律、五论游戏与战争、六论游戏与学识、七论游戏与诗、八论「神话诗」诸要素、九论哲学的游戏形式、十论艺术的游戏形式、十一论游戏情况下的西方文明、十二论当代文明的游戏成分。

据他的观察,西方文化的游戏成分,自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处于衰落之中。今日之文明不再游戏,即使某些活动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体育、竞技、艺术、科学、政治,无不如此。他提倡游戏观,以「游戏的人」代替「制造的人」、「理性的人」,即是为了改造近代西欧文明。他认为: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游戏成分,因为文明先天地蕴有自身的局限,游戏则先于且超乎文化,故文明若要妥善发展,即须重新阐发游戏的精神。

赫伊津哈在当代中国,名望不显,论著被移译为中文者,仅有《游戏的人》与《中世纪的衰落》(均为一九九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二册而已。以我之谫陋,也不曾看过有谁介述他的学说,更莫说有传扬宗法的了。近代在中国当红的西方学说,恰好是赫伊津哈所批评的那些主张或态度。国势颓唐,力求改造国民性、振发理性、积极工作之不遑,知识分子又怎有心情去谈什么游戏呢?赫伊津哈斯人憔悴,苦乏赏音,殆非偶然。

可是,从《阿Q正传》以来,知识分子感时爱国、力倡科学与理性,欲仿拟欧洲启蒙运动以启国人之蒙翳者,八十余年矣。如今乃国愈可忧而民愈可愚。热衷工业制造的社会,终究也让人感到疏离、忧苦,且冲突日剧、犯罪率不断升高、心理治疗丛书大行其道,反而人人似乎都成了阿Q。

当此之际,重听〈古诗十九首〉召唤了我们去游戏的歌诗、看看赫伊津哈的论辩、再遥想那庄子的〈逍遥游〉、孔子的「游于艺」「前言戏之耳」,竟忽然有股难言的时代悲感,令人悯痛不已。因为,游戏的人,彷彿不再会游戏,也不再能游戏了。我们的理性,让我们丧失了自己;我们的工作,又使我们无法去稍事游戏。京洛风尘如故,遂令素衣渐缁,心灵上也扑满一层层灰沙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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