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我们都曾是“高考分子”

【我的“私人高考史”】之十五

那个年代的“高考分子”。网络图片。

“高考分子”一词是我的杜撰，我想用它来指称我们那一代完全需要靠高考改变命运的人。高考于我们而言绝非可有可无：恢复高考前，我们不知有此生路；高考恢复后，我们除此别无生路。高考是年年呼啸而来的命运列车，我们要考到一张车票，要追上它，要挤上车，要逃离，要去陌生的远方。

42年之后我已不记得军屯中学那届高二同学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高考，我甚至都不记得赵玉国也经历了1979年建国中学的考场考验。

毕业之后很多年间，我和赵玉国一直保持联系。前几年我去长春看望他，他请我们在一汽集团总部附近一家德国啤酒屋喝黑啤。我们说起许多往事，说起孩子的高考与工作，偏偏忘了聊聊我们自己的高考。有几年一汽总部总在深圳开年会，玉国参会期间我们也总能见面叙旧。我们会说起高一期间合作写小说的荒唐事，可是每次都是开了头后就结尾，因记不得篇名忘了虚构的故事更说不清原稿的去向。我没有和他提过高考，我一直以为他是先退到初三再考上郑口中学然后才参加的高考。他的高考比我的更“高”。他在北京政法学院上学时我去北京找过他，他的高考故事有比我更圆满的结局和更美好的相遇。

可是，前几天他微信我说，1979年他是参加了建国中学高考的。他说他曾先后两次体验过落榜滋味，一度都想放弃了，最终咬牙坚持才终于搭上高考快车，轰隆隆离开了卫运河西岸黄河故道边上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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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前我和杨照、马家辉合作写《对照记@1963》，写到“小说”一词时我马上想起和赵玉国联手编小说的往事。我写道：

是一九七七年和他认识的。那年春天，军屯中学新校区刚在田野上落成，连围墙都没有。几排红砖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或者也可以说，前面紧挨菜地，后面背靠麦田。教室里飞来飞去的麻雀我们毫不陌生，可食堂前面那座高过房顶的自来水塔我们倍觉新奇。新班级里多了几张新面孔，他们都是从另一所中学转过来的，赵玉国是其中之一。他个子比我高，眼睛比我大，肤色比我黑，年龄长我一岁，穿戴也比我整齐。大概因了两人的姐姐也是同学的缘故，我和他很快熟络起来；又因为常常互相借书看，同学之情就觉得比别人亲近些。我们俩的作文在班上是最受老师喜欢的；宣读优秀作文时，往往读了我的就读他的，或者读了他的就读我的。老师的器重虽然没有增加我们的才气，却助长了我们的傲气。我们都读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渐渐觉得作文课作文题作文评讲之类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应该写小说。”有一天我们溜出教室，坐在田埂上畅想未来时，他说，“咱们一块写，不让别人知道。”“还可以寄给《人民文学》啊。”我说，“我知道怎么投稿，跟我大哥学的。将信封右上角剪个口，在贴邮票处写上'稿件’二字，就不用花钱买邮票了。”我们果然就开始编起故事来。

……因为有此壮举，以后每次想起或见到赵玉国，我总是忆起两人偷偷摸摸写小说的事。

“当年我们写的那小说叫什么名字？”我问。

“忘了。你也不记得？”他说。

“是啊，连故事情节也忘了。”

“好像是抓特务吧。”

“好像和农村放电影有关，有坏人搞破坏什么的。”

“记得情节还挺复杂的。”他说，“现在一想，都是胡编乱造。”

问答之间，岁月倒流。那时我们多认真，小说草稿写了厚厚一大本。改完了就辛辛苦苦用复写纸抄写好几份，到处寄，结果没收到过一次回信。

2021年6月，想蹭高考热点整理一下自己的高考之路，我于是在自己的公号上开写《我的“私人高考史”》，赵玉国读到了，大表支持，说“你最好能写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有一天他忽然传过来一份文稿，说他去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中小学经历，还没有公开过，希望能对我的写作有帮助。

时隔四十余载，我们俩竟然都开始回忆，文字中也都有高考，只是这次不是兄弟合作，而是“各自登山”了。好笑的是，我又一次问他当年写小说的事，显然又忘记了之前见面时曾多次谈到过。玉国照例是有问必答，当然还是提供不出新细节、新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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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记得是78年，那时流行革命小说，咱们也是受了影响，非要写一回。咱俩钻到学校旁边的庄稼地里商量怎么写。大意是有一个地主做坏事，被革命小将给抓获了。纯粹是玩闹，不过作文水平也是这么一点一点地提高的。”

此刻，我又读了一遍他写的回忆文字，真有万般感慨，一腔共鸣。文字朴实无华，平铺直叙，有细节，有数字，有繁华，有沉痛，有笑声，有泪影。他的文字，正是《我的“私人高考史》中不可或缺的章节。今天我把他文章中与高考有关的段落移录在此，以成就名副其实的“共同记忆”。

以下是赵玉国的回忆文字摘编——

1977年秋季，去军屯上了高中，也是两年学制。那两年虽然用功学习了，但也没学多少知识，特别是数理化更是不甚明白。记得有一次劳动是去祖杨中学南面的一个砖厂去推砖。学校建房买的砖，让学生推着独轮车去推，十几里远，每人推了百十块砖，回来后非常劳累。1977年秋天国家恢复高考，对学生来说是大好事，但对我们这一届及前后的学生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所学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考试，能考上大学的多数都是文革前的“老三届”毕业生。1979年夏天毕业时我参加了当时的高考，自然是一无所获。……我姐姐两年前去了邯郸市国棉三厂当工人，听说恢复高考了也愿意试试，就回来上了一年学，和我同年高考，结果也是不行。主要就是整个教育水平不行，自己也没好好学习。对我来说，坎坷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高中毕业了，目标是什么？一脸茫然。当时老师们就说，现在恢复高考了，我们这种高中不行，只有县里成立的重点高中，就是郑口中学，那里的老师和教学才是为了考大学准备的，只有上了郑口中学才有可能考上大学，但要想上郑口中学必须经过考试，军屯高中当年就撤销了改为初中，初中改为三年制，要想上郑口中学就得回过头来先上军屯中学的初三，毕业后才能考郑口中学。当时我17岁，正是不大不小的年纪，家长就让我又上了初三。这样，我上完高中以后又上起了初三，今天说起来像是笑话，但也是命运给了我一次机会。从此时我才真正开始刻苦用功读书了。原来的各科基础都不行，数理化似懂非懂，英语更是没学过，初三这一年学了很多东西，当时这一届的学习风气很正，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也有了上大学的奔头。上了大学就能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母亲开始在家里做帽子挣钱，家里很困难，饭都吃不饱，我姐姐帮着母亲一起做，因为这时候上学开始花钱了，不挣钱，我这个学也没法上。

赵玉国他们村儿的大街曾经这样。网络图片。

第二年我考上了郑口中学，离着上大学的梦想近了一大步。高一下半年时，学校分文理科，我数理化较差，就选择了文科，学习非常努力，成绩还不错。记得应该是高一下学期末，学校推荐我为河北省三好学生，当时全校只有我一人，并且去石家庄参加了表彰大会，回来后还在全校大会上做汇报发言。当时看对我是荣誉，但其实也害了我，因为压力太大了，想学好、想考上大学的欲望太强烈了，又有了这么大的荣誉，要考不上可怎么办？所以想得太多，在1981年末春节前后就犯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看书记不住，非常痛苦。1982年春天，实在不行了，请了病假，回家休息，同时天天去徐里村让一个医生给我扎行针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后有了好转，继续回校上学，但是成绩却上不去了。当年夏天参加高考没有考上，离分数线差4分。当时对我的打击相当大，头上戴着那么耀眼的光环，同学们都认为你学习好，却没有考上，非常丢人，家长也跟着难受。

怎么办？我真没有脸再回去复读，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就不想再上学了，这时是我母亲救了我，她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连生气带抹泪地要我一定去上学，要好好学习，为家争光，于是我就去补习了。先是到十二里庄中学，复读了一个来月。郑口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信劝我还是去那里复读，我就下决心去了郑口中学，见到老师和同学真是抬不起头，后来才慢慢稳下心来。这一年卧薪尝胆，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想，就是一心刻苦学习。那时上学的条件还比较艰苦，农村已经包产到户，粮食逐渐够吃的了，但细粮还是不够，在学校早晚都是吃窝窝头，自己从家带咸菜，中午吃馒头，每人一碗菜汤，有时食堂改善伙食吃肉龙（就是面里夹带上肉），大伙吃得就非常开心。其实那时同学们也不注重吃什么，心里想的就是好好学习。后来我娘说，你每月回家一次，每次带一兜子咸菜回学校，一年能吃一缸腌萝卜。

1983年夏天参加了高考，自我感觉没有问题了，而且分数应该还挺高，报志愿时（那时是出分数前报志愿）我重点大学报的是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普通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政法学院。也是我时来运转，就在报志愿以后，北京政法学院改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重点大学，而且凡是当时普通大学第一志愿报北京政法学院的都按重点大学首批录取，我就顺利进入了政法大学。当时我的分数也不知道能不能上武汉大学，它那个国际法专业当时分数也是很高的，不过上了政法大学我很高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们全家都非常开心，坐在一起唠了很长时间，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我娘后来说，不知道真能考上，要知道这是真事应该让我姐也去复读，哪怕多复读几年也行啊。那时在农村考上大学、即便考个中专也很好了，就能离开农村吃上商品粮。

我能考上大学，非常感谢我母亲，是她支持我，供养我让我坚持下来。感谢我父亲及全家人为我的付出，我姐姐本来也是有机会的，可是考虑到家庭困难，没再坚持上学，在家帮着挣钱供养我，我终生难忘。……

【此系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