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税语】支付宝2亿元红包税收问题的再思考

做税收，如同解数学题，很多题目看似相同，其实有不同的考点。在实际工作中，每一笔业务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也许这份独特就会成为另外一个税收政策的触发点，随后的结果都会发生改变。

上篇文章写到，支付宝2亿元的红包如果是税前数字，应该代扣4000万元个人所得税款，如果是税后数字，应该是代扣50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发文之前，我反复确认过偶然所得有减免的情形仅限于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票中奖，没有其他的税收优惠。

发完之后，和群里的同行讨论，才想起忽略了一个文件，总局公告2012年第25号 ，规定是：“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为1元以下的，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为零”。这么一来，所有小于5元的红包，应纳税额都在1元以下，都在系统中被归为0。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是为了降低征管成本而采取的举措。在税收管理中常见于对小额合同的印花税征收中，而在稽查中，这个文件基本上是没有存在感的，因为没有一个案子的税额小于1元。

去年，支付宝公司平均一个红包是200多元，也不可能适用这个政策。今年，由于采取了随机分配的方案，且大量红包都设定小于5元，所有这些红包的个人所得税就被减免了，由于不知道支付宝公司奖金的具体分配方案，无法计算具体金额，凭估算，至少会减少80%的个人所得税款，大约3000多万元。一个不起眼的文件扭转乾坤，真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谈完了个人所得税，再说说企业所得税。

关于这笔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是认定为广告费还是捐赠？好些朋友都留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做广告费符合情理。

因为我看不到支付宝公司具体业务资料，所以上一篇文章提的观点是：“凭借网络的红包的发放记录，来认定属于广告费或业务宣传费，从税务角度看，证明力不足。”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概念是什么？如何界定？税收文件中没有具体规定。实际工作中需要职业判断。我只是说，如果这笔支出所附的原始凭证就是红包的发放记录，是不足以作为判定依据的，证据不充分。

有朋友说，如果有证据证明在活动前后用户人数明显增长，具有宣传推广效应，就可以证明这笔支出是广告费。我认为这个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不能以结果倒推支出的性质。如果这个做为判断标准，那那些没明显效果的广告费都不能税前列支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还是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有力的证据，群里的朋友给我截图，说支付宝的每个红包上面都有一行小字，每个红包上面都有一个公司的广告，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红包都变成了广告媒介，这个证据，可以判定这些红包为广告制作费。

我觉得这个证据比原来充分了一些，但算不算完全充分？我只能说希望它还有更多的证据，就目前而言，如果这样认定是成立的。是不是意味着，任何一个公司，只需要在红包上面写一句广告语，都可以通过发红包的方式来增加广告费，如果是这样，那这里可供税收筹划的空间就大了，国家真的会允许这样做吗？

总不能说因为支付宝公司是大公司，它的活动知道的人多，就可以认定为广告费。而小公司，因为不知名，它活动发的红包就不能认定为广告费。

所以，我的结论，依然是，作为广告费支出，证据不足。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已知条件上的讨论，正如我先前所说，实际业务中那些你不可知的独特因素也许就是扭转乾坤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