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怀疑，汉语的称谓词就是这么丰富多彩，不叫“爸”的多了去了！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曾于1933年在《国语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爸爸”考》。黎锦熙是当时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国语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所以要想明确这篇文章的价值，首先要对这次运动有一个基本了解。“国语运动”是指在口语和书面语两个领域确立中国通用语言的标准和规范的运动，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此次运动提出两大口号：一是言文一致。二是国语统一。最终使得中国人的语言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言文一致”是针对千百年来汉民族书面语和口语不一致的局面提出的，最终结果是抛弃了文言，用白话写作，实现了晚清诗人黄遵宪当年呐喊的“我手写我口”的心愿；“国语统一”则是要为庞大的汉民族确立一种崭新的南北通行的共同语，这一运动的最终成果就是新国语（今称“普通话”）的诞生。今天的汉族人，走到大江南北都可以用它进行交流。国语运动顺应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到现代新型国家的转型，新国语的确立将汉族人牢牢地团结在一起，白话书面语的出现也大大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国语运动的开拓者之一，黎锦熙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响应国语统一的号召，确立国语称谓语的规范。当时，为了推广和普及“爸爸”一词，北京地区小学课本中的“父亲”都改写成“爸爸”，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改动。黎锦熙为了证明“爸爸”的合法性，确保该词的顺利普及，于是写了这篇文章。黎锦熙在文中考证得出：“爸”并非外来，而是地道的汉语词汇，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国语统一过程中以“爸爸”来称呼直系血统上一代男性，完全遵循汉民族古老的传统，合情也合理。这篇为“爸”正名的文章，至少告诉我们两个道理：（1）“爸”在汉语中的普及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2）“爸”非外来，而是汉语的自产词，且古已有之。纵观汉语亲属称谓演变史，在众多指称直系血统上一代男性的称呼中，“父”“爸”“爷”“爹”最具代表性，彼此之间的争斗也最为激烈，都曾各领风骚于不同时期或领域。当然还有“大”“伯”“叔”等各路小将也时不时登上历史舞台，但始终不成气候。借助于文字，我们能知晓这四个词在书面语中的最早记录。“父”字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
“爸”字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广雅》：“爸，父也。”
“爹”字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广雅》：“爹，父也。”
“爷”字最早见于南朝时期的《玉篇》：“爺，俗为父爺字。”
但它们何时出现在汉族先民的口头语中，今天不得而知，但至少在相应文字诞生之前。甲骨文中的“父”，描绘的是右手持棒之形，意思是举着棍棒教子女守规矩。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体系里，拿棍棒的人自然是最重要的男性家长，也就是“父亲”。
自诞生之日起，“父”主要用于尊称和背称（亲属不在场时的称呼），尤其是在书面语中，始终占据霸主地位。“父”作为一个视觉符号，在知识分子的文言中，在龟甲、竹简和纸张上，历经载年，字形也未发生大的变化，生命力如此顽强，跟汉语书面语的保守性和儒家礼教的约束都有关系，此不赘述。但是，在普通人的口语里，在田间和地头，“父”有没有发生变化呢？也就是说，“父”的发音是否如字形一样，千百年来也未发生过大的变化呢？书面语极为保守，自先秦至晚清，借助于文字，基本保持原样，但它阻止不了口语的不断变化。在中国古代，汉语的书面语（文言）跟口语是发生严重脱离的，笔下写的跟口中说的很不一致。关于“父”的读音，章炳麟（1869—1936）先生曾在其《新方言》（1907年）中做过考证，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古无轻唇，'鱼’'模’转'麻’，故'父’为'爸’。”这个结论告诉我们，至少在唐宋以前，“父”的发音以“b”开头，跟“爸”极为类似。章炳麟的考证，是以“古无轻唇音”为理论依据的，它是清人钱大昕（1728—1804）提出的一条著名的汉语声母音变规律。简单一点说，就是上古汉语中只有重唇音声母，没有轻唇音声母。按照今天的语音学术语来描述，就是上古汉语中没有唇齿擦音（f），只有双唇塞音和鼻音（b，p，m）。今天现代汉语中的唇齿擦音“f”，是从双唇音中分化出来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好理解，唇齿音和双唇音哪一个更容易被人类发出？显然是后一个，吧嗒一下俩嘴唇就出来了。再看一下孩童学说话就更加清楚，小孩儿在学会发“f”之前，肯定早就会发“b”了。所以，把小孩学会说话的顺序迁移到人类语言的诞生和发展，道理一样，肯定是容易发的音先出现，不容易发的后出现。不过唇齿擦音何时从双唇音中分化出来，学界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始自南北朝的齐梁时期，也有人认为至少要到唐宋之际。“辈，若军发车，百辆为辈。从车非声。”——《说文》再举个“辈”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辈”是一个形声字，本义是一百辆军车，“车”是形旁，“非”是声旁。可是，按今天现代汉语的发音规范，“非”跟“辈”的读音完全不同，它不是一个合格的声旁。但是按照“古无轻唇音”的规律，我们可以倒着推回去。今天的“非”（fei）其声母是一个轻唇音“f”，它在中古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应该读成重唇音“b”。所以，“辈”在造字之时，选择作为声旁的“非”实际上读如“bei”，跟“辈”相同或相近，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声旁，只不过后来发生了音变而已。同样的道理，“父”（fu）在中古时期，读音也应该是以“b”开头的，当然元音后来发生了一些改变。今天，南方很多演化较慢的方言仍旧未完成重唇音到清唇音的分化，可以提供给我们活生生的例子。比如福建个别地区的方言中，“父”的发音仍以“b”开头。读到该文章的，如果您的家乡话也存在这种现象，劳烦留言告知，衷心感谢！
章炳麟先生在《新方言》中考证得出的结论“古无轻唇，'鱼’'模’转'麻’，故'父’为'爸’”，还为我们揭示了“父”跟“爸”之间的语音关联。
“爸”是一个合体字，显然是后起的，衍生于“父”，为“父”添加一个声旁“巴”而形成，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编著的《广雅》（227—232年）中。此时，轻唇音应该尚未分化出来，所以“爸”的发音跟“父”的发音是相同或相近的，均以辅音“b”开头。也就是说，“父”如果被叫出来，实际上就是“爸”。
汉字在繁衍的过程中，为已有汉字增添声旁或形旁从而诞生新的汉字是非常普遍的，比如“燃”“箕”的出现，都是对本字“然”“其”添加形旁实现的。这种造字方式，可以使字形跟字义或字音产生更密切的关联，有助于我们的记忆。“爸”的出现，道理一样。因为“父”的字形，只知其义，无法辨识其读音，加上声旁“巴”之后，新形态的“爸”使得形、音、义三者关联在一起，记忆起来更加便捷。
据郭熙（2006）考证，“爸”出现后并未迅速普及，只是散见于各类字书中，在其他文字领域甚少被使用，可见其地位并不高。一直到清朝，文学领域才开始慢慢使用“爸”字。再到20世纪30年代国语统一运动中，才得以迅速扩张。
“爸”之所以未被重视，不是因为“父”，因为“父”始终牢牢霸占背称和书面语两个领域，而面称和口语中还有极大的施展空间，需要新的称谓词来填充。“爸”的失势，真正原因是因为“爷”的异军突起。
顾野王（南朝·梁）的《玉篇》（543年）最早收录了“爷”字，并解释为“爺，俗为父爺字”。可见，它是个俗字，一开始不登大雅之堂。但俗的东西不见得就会一直俗下去，指不定哪一天它就有可能登堂入室，进入正统的行列。比如今天普通话的词汇里面，也并非都根正苗红，世俗出身的词语着实为数不少，比如“啰嗦”“倒腾”“巴不得”来自满语，“忽悠”“搞”“垃圾”来自各地方言。从造字理据来看，“爷”跟“爸”一样，也是衍生于“父”，只不过这次添加了另外一个声旁“耶”或“邪”，这反映了“父”在国人口语中读音的变化。不过这两个声旁，后来一个消失，一个被简化为“卩”。
北朝有一首著名的民歌《木兰辞》，篇幅不长，但用了七次“爷”字，比如“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这里面的“爷”显然是“父亲”的意思，并非指称今天的“爷爷”。再看唐代，“爷”指称父亲已经散见于诗歌语言中，比如：新丰折臂翁
白居易
……
村南村北哭声哀
儿别爷娘夫别妻
……
兵车行
杜甫
……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
诗歌是高雅的语言艺术，描绘父亲的时候，居于正统地位的“父”出现频率最高。但“爷”字也已经散见于不少诗篇中，尤其是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的作品，这足以显示当时唐人口语的实际变化情况。《木兰辞》是民歌，民间口头传诵，杜甫、白居易又是现实主义诗人，这说明至少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汉人日常生活口语中就已广泛使用“爷”来指称父亲了。按照郭熙（2006）的考证，唐代总体称“爷”，北宋“爷”仍占主导，南宋和元以后，“爹”开始登台，“爷”逐渐衰退。今天，“爷”在浙江金华、山东莱芜等地方言还有残留。普通话里面，还保留着一个“爷儿俩”。“爷”指称“父亲”虽然衰退，但伦理地位却提高了，开始承担指称“直系血统上两代男性”的任务去了。“父”始终霸占着书面文言领域，但它也阻止不了国人口语的变化，从“爸”到“爷”，再到“爹”，都是口语称谓词语音变化的结果。“爹”字最早见于三国时期魏人张揖编著的《广雅》（227—232年）中，另据钱大昕《恒言广证》考证：“《广雅》爹、㸙，父也。爹㸙本奓奢，实一字。”
根据这一线索，首先“爹”有个异体字“㸙”，但这两个都不是最初的字形，它们各自衍生于“奓”和“奢”。在我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至少不晚于三国，在某一地域方言中，口头称呼父亲的时候，发音跟“奢”“奓”相同或相近。于是，这个地区的人，就借用了“奢”“奓”这两个字来指称父亲，但二字的本义跟父亲完全无关。这是一种假借用字法，不造新字，但可以使已有文字的功能增多。后来，为了使字形和意义发生关联，于是将二字的上半部分的“大”改为“父”，作为形旁，用来提示意义。至此，“爹”“㸙”最终诞生，其中“㸙”作为异体字，逐渐被废弃。这跟“然”与“燃”的演变道理一样。“然”本来就表示“火烧”，下面四点代表火。后来因为有一个表示转折意思的词，发音跟表示烧火意思的“然”一样，但它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在书面语中，先辈们记录那个词的时候，就借用了表示烧火的“然”的字形。但这样一来，“然”就有了烧火和转折两种含义，不便于记忆。为了加以区分，后人又造了一个“燃”字，专指烧火。原有的“然”就只剩下转折的意思“然而”，这样形与义就一一对应，减轻了记忆负担。北宋陈彭年修订的《广韵》（1008年）曾记载：“爹，羌人呼父也，陟邪切”。可见，“爹”的出现，很可能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爹”诞生之后，蛰伏了一段时间，宋元时期开始登台，至清代已经被广泛运用。在古白话的文学作品中，“爹”的使用频率也非常之高。据郭熙（2006）统计：
今天，在华夏大地汉语普通话称谓词的江湖中，“爹”“爸”和“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彼此有自己的地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会长期共存。“爸”自20世纪30年代国语推广以来，势如破竹，已经完全攻占城市领域，并迅速蚕食广大农村地区。但“爹”在农村仍旧有相当广泛的根据地，在“爸”的一次次攻击下，虽遍体鳞伤，但仍屹立不倒！“爹”与“爸”的共存，实为俗与雅的和谐。我们的人类社会，有高雅的春晚，也有三俗的郭德纲。但不能只有春晚，也不能只有郭德纲。缺了任何一个，日子都过不好。“父”，因其古老的贵族血统，不争，也不斗，但始终稳坐笔墨江湖，无人敢挑衅。还有散落大江南北的各路方言好汉，“大”“伯”“叔”“老豆”，也在虎视眈眈。科普当然要有理论和事实支撑，本次科普主要参考的文献有：
[1]黎锦熙：《“爸爸”考》，《国语周刊》1933年第98期。
[2]胡士云：《说“爷”和“爹”》，《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3]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4]郭熙：《对汉语中父亲称谓系列的多角度考察》，《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
[5]乔全生：《古无轻唇音述论》，《古汉语研究》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