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钱穆迎娶27岁胡美琦,无惧流言相伴34年,晚年失明以她为眼

钱穆与妻子胡美琦

撰写国学著作《国史大纲》、创办新亚书院,钱穆先生的一生,都在为钻研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懈努力,称得上是民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真正学术宗师。

终生沉醉于文学事业的钱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家庭。

他的第一位妻子邹氏,在年轻时便因为难产而离开了人世,孩子也没能够活下来。

他的第二位妻子是张一贯。

1929年,34岁的钱穆与她在苏州成婚,她为钱穆生育了三子二女。

年轻时的钱穆

但是因为战乱,钱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体贴关照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们,曾担任过小学校长的张一贯,便甘愿将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一手将他们的五个子女抚养成人。

1949年,钱穆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共同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

这里不仅成为无数年轻知识分子启航的圣殿,也见证了钱穆与胡美琦缘分的起始。

年轻的胡美琦于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便来到这里学习,当时的她,只知道钱穆老师是学校的校长,两人之间尚未相识。

一年后,她随父亲迁居台北,带给了他们更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钱穆手迹

1952年,钱穆应邀前往台湾的淡江文理学院进行演讲。

谁料,房间的屋顶突然塌陷,掉落的水泥块不幸砸中了钱穆的头部,他当场昏厥,被送往医院治疗。

不幸中的万幸是,钱穆虽几近丧命,但终于被救了回来。

出院后,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他无法回家与大陆的家人团聚,就住在友人徐复观的家中养伤。

过了不久,钱穆前往台中的家中继续休养。

当时的胡美琦正在台中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听闻曾经的老师受伤严重,她匆忙赶往钱穆住处,照顾老师。

钱穆便借此机会,真正地认识了他这位曾经的学生胡美琦。

年近60又身受重伤的钱穆,虽然已经休养了一段时日,但生活起居还是十分不便,胡美琦便对他事无巨细地悉心关照。

这让与家人分隔两地、许久未感受到温暖呵护的钱穆,深深地感到了一股暖意。

而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对国学感兴趣的胡美琦,更是为博学多才、知识深厚的钱穆所倾倒。

一开始对于老师的尊敬与崇拜,在朝夕相处中逐渐转向爱慕。

她爱慕老师的精深学识,爱慕他清香的书生气质,爱慕他稳重的性格、清正的品质。

钱穆感受到了这份燃起的爱意与体贴的呵护,他也同时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清秀懂事、富有才气的姑娘。

然而,他的妻子孩子还在大陆,张一贯多年照料家庭的苦心让他难以割舍。

1953年,钱穆在新亚书院

因此,虽他也倾慕着胡美琦,但从未说出口,并始终与她保持着应有的分寸与距离。

胡美琦又怎能不明白钱穆的这份心情,她理解他的苦衷,将深深的情感埋藏在心中。

只是对于钱穆的照料更加细心周到,望向钱穆的眼神中多了几分难以掩藏的柔情。

直到1956年,两岸形势已严峻得难以调和,钱穆意识到,自己的归家之路已是遥遥无期。

时年61岁的钱穆,经过数年的隐忍与挣扎,终于决定向心爱之人表明心迹,向胡美琦求婚!

胡美琦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爱慕老师多年的学生,终于可以与倾慕之人名正言顺地相爱相伴。

钱穆手迹

胡美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穆的求婚,两人的感情经过数年的考验与沉淀,终于修成正果,水到渠成。

虽然如此,但两人的年纪相差了足足34岁,起初有许多人对他们的感情并不看好。

但当时两人却并未踌躇,四年的相处已经让他们明白,彼此正是最为契合自己的灵魂伴侣。

两人成婚后,钱穆为此作对一幅:“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自比枯桐的钱穆,终于等到了胡美琦的降临,枯木逢春犹再发,27岁的胡美琦宛如为他晚年的生命新添一抹嫩绿的枝丫。

沉醉于欣喜之中的两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钱穆对胡美琦郑重地说:“不希望你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你做一个懂得我、了解我的知己”。

一心钻研学术的钱穆明白,与胡美琦结婚后的他,仍将投身于文学事业,将大量的精力付诸于研究学术之中,如若胡美琦不能够理解他这份心情,便不能和美长久地相处下去。

他从16岁起,便开始在无锡读小学时,从此开启了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教师生涯。

1930年,钱穆发表了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使他极高的才华与广博的学识被众人发现。

也因此,他受到顾颉刚的赏识,被推荐到燕京大学,成为了国文讲师。

自此,钱穆便一心钻研国学,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与一同教书的胡适都十分出名,他们所教授的国文课受到极高的赞美与欢迎,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享誉校园。

钱穆授课

可以说,钱穆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为钻研学术、教书育人而延续着。

对于将国学视作生命的钱穆来说,他必然希望他的爱人也对国学抱有同样的热爱,能够理解他的这份付出,并与他一起为国学的钻研做出努力。

而作为从年轻时便在新亚书院学习,而后又昼夜照顾钱穆的胡美琦,又怎能不了解丈夫的这份心?

两人婚后,她将钱穆的这份期许,做到了极致。

晚年的钱穆,白天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弟子们上课,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坚持写作。

胡美琦对于丈夫的日夜操劳十分心疼,她曾在《钱穆:息念与发愤》一文中描述过钱穆这忙碌的生活:

“我和宾四(钱穆字宾四)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

众人都劝胡美琦每天限制一下钱穆的写作时间,不要让年事已高的他太过劳累,损害身体。

而胡美琦明白,丈夫的刻苦虽让她心疼,但这是作为钱穆来说最为中意的,也是唯一的生活选择。

胡美琦深知钱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

所以,她对大家的劝告虽然十分感激,但从来没有限制过丈夫读书写作的时间。

胡美琦曾说:“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未来。

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

她如此说,也如此做。日日夜夜,胡美琦让钱穆安心地在国学的海洋中徜徉,而她不仅负责处理好家中的大小事务,还为钱穆的文章执笔、与他共同研究国学。

1977年,82岁的钱穆胃病复发,身体状况恶劣,次年,以读书写作为生的他失去了视力。

胡美琦深深地明白,视力对于用生命钻研学术的钱穆来说是多么重要,不能读书撰文对于钱穆来说,无异于丢失生命。

于是,她便义不容辞,成为了丈夫的双目。

她为钱穆读书,为钱穆执笔。钱穆失明后,所有的文章都是由他口述,由胡美琦一字一句写下然后发表的。

她和钱穆一起在大学任教,不仅为他执笔,自己也坚持学习写作,发表了《中国教育史》等作品。

钱穆深受感动,他找到了这位真正理解他、无条件爱护他、满足他一切期待的知己。

也许面对爱情,最重要的便是懂得。

钱穆与胡美琦虽然年龄相差了许多,但她懂得他的所爱所求,也同样像他一样热爱着他的事业、他的文学。

这份懂得,已经足以弥补两人之间年龄的差距,足以让他携着她的手,漫步余生时光。

胡美琦手迹

1980年,在写给小女儿钱辉的信中,钱穆直白地表明了他对于胡美琦的爱与感激:

“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

他还嘱咐女儿,“黄棣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可见,他的心中感念妻子的悉心陪伴,并时时将她挂在心头。

在钱穆生命的最后两年,曾经的学生秦照芬博士担任他的秘书。

秦照芬说,看到师母对先生照顾之细心用心,她忍不住要哭。

对于钱穆的饮食穿衣、起居工作,胡美琦无一不亲力亲为,贴身照顾。

当时的历史学界,许多人都羡慕钱穆先生这位周到到极致的贤内助,为他们夫妻的携手与共、伉俪情深感到无比地动容。

众人一开始不太赞同的态度,都随着两人相濡以沫的情感化为祝福与赞美,钱穆与胡美琦的师生忘年之恋,成为了史学界一段为人称颂的美谈。

两人在工作钻研之余,共同追逐山水,过着安贫乐道、悠然自得的安逸生活。

真正默契之人,从来无需过多的语言。钱穆从不要求胡美琦什么,而她早已一切都为他备好。

两人的生活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情的浪漫。

钱穆热爱自然,喜欢在自然中得到身心的放松,缓解工作的压力与疲惫。

因此,他们最常居住的两处住所:香港九龙郊外沙田半山旧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楼前有长廊,宁静而幽然。

空闲之时,两人携手出游,登上香港山顶共看夜景。

落日时分,他们望着斜阳从海平面降落,金黄色的光芒洒落蔚蓝广阔的海面,将天地万物都渲染出柔和的光芒,如同他们对视时,眼底的温情脉脉。

他们一起去九龙乡村漫步,体会惬意的乡间生活,无论是冷是暖,是阴是晴,都能品味出别样的快乐。

钱穆喜爱围棋,但因为与人对弈太过费时耗神,胡美琦便常常为他摆谱。

钱穆欣然:“胜也好,败也好,只有如此。”沉闷也好,欣喜也好,只要有她。

胡美琦最爱听丈夫吹箫,每逢月亮高挂的夜晚,他们便关掉所有的灯光,任月光肆意地洒在身上,钱穆便开始吹箫给妻子听。

钱穆手迹

月光清冷,箫声悠然,胡美琦看着心爱之人为她演奏,感到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这一生终是如此值得。

夫妇二人漫步长廊,品茶读书,开怀畅谈,这成为了胡美琦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钱穆去世后,她发表的《楼廊闲话》,深深地怀念着与丈夫这柔情似水、琴瑟相谐的相爱生活。

他们相知相伴,相依相守,谈人生、谈学问、聊美景、聊万物、恬淡自适,别无所求。

1990年,95岁的钱穆在胡美琦的陪伴下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胡美琦为他执笔,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胡美琦

这篇文章表达了钱穆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大彻大悟的欣然快慰。

至亲都早逝的钱穆,活到了95岁高龄,这与胡美琦多年的呵护陪伴、支持鼓励密不可分。

先生走后,胡美琦再未改嫁,她一直潜心整理钱穆著作。

将多年来与先生朝夕相处的谈话、接触中所感悟到的国学内涵,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整理,编撰自己的国学书籍,传播两人共同的国学理念。

在她的心中,早就埋下了为先生的追求而努力的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是出于婚姻的关系,更是出于对丈夫的了解与认同。

当初吸引她的,是钱穆的那份博学多才,他对文学史学的追求与热爱,而这也必将成为维系他们之间感情与默契的那根最坚固的纽带。

2010年,81岁时的胡美琦

多年以来,对国学的探寻早已融入她的血脉之中,即便先生已经远去,她仍将延续着先生的精神,为之不懈追求。

2012年,83岁的胡美琦离世。

在这之前,她矢志不渝地为国学而思考作著,将他与钱穆共同的传统文化理念向世人传播。

胡美琦死后,钱穆的子女对于这位用一生照料陪伴父亲的继母充满了感激。

他们将胡美琦的遗体接回大陆,与钱穆合葬在一起。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这段忘年之恋就此画下了句号,虽未生同时,胡美琦却用她的一生写下了对于钱穆无悔的追随,永恒的爱恋。

而他们两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文化礼仪仁爱的推崇,对现代自由文化的传播,至今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学史学学者,跟随着钱穆大师与妻子的脚印,更加深入地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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