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裴开瑞(Chris Berry)：城市屏幕文化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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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社会学刊》专刊文章
《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1 期（2012）：1–16
文化研究新领域：
城市屏幕文化
对谈人：裴开瑞(Chris Berry)、冯应谦、陈锦荣
统 稿：冯应谦、陈锦荣
翻 译：邝芯妍
推荐此文，旨在与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剑桥大学“电影与屏幕研究硕士”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传播与社会学刊》的2012年21期是一个专刊（special issue），专刊主题是“城市屏幕文化”，而本文则是该专刊的第一篇文章。剑桥的MPhil in Film and Screen Studies，请参考留公子文章：英国G5传媒 ‖ 剑桥大学之完结篇--电影学硕士（授课型及研究型）
对谈人介绍
冯应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院长。研究兴趣：流行文化与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媒体政治经济学、青少年和性别身分研究、新媒体研究。
陈锦荣，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系主任兼教授。研究兴趣：国际以及亚洲文化研究、与媒体和视觉文化相关的性别与性政治、全球公共卫生批判主义、人权话语和政治、跨国语境下的青年流行文化。
裴开瑞教授
(Prof. Chris Berry)
裴开瑞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电视与电影研究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在中国北京电影进出口公司工作，其学术研究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电影及其他屏幕媒体。他特别关注东亚地区同志屏幕文化、城市媒介化公共空间，以及国家和跨国屏幕文化。此外，他还曾在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左派的旧政治模式似乎无法找到立足点，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或是比危机更甚）。有鉴于此，文化研究须融入哲学和批判理论视角，阐释正义、自由等在今天的意义，探索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建构的世界下如何运作，以及何种实践力图促进正义、自由等理念。」
1.
文化研究的走向
AE: 冯应谦、陈锦荣
CB: 裴开瑞
AE: 在过去的20 年，文化研究的探询主要集中于性别、性欲特质、种族、身份认同、次文化、视觉文化及离散等文化议题。你如何概念化这些发展轨迹？在未来几年，文化研究最新和最重要的领域将会是甚么？
CB: 我的研究领域与文化研究重叠，这是为何我一直想在Crossroads 这种会议发表论文，但文化研究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范畴。所以，就此而言，我只能从一个边缘者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我首先要说，许多你提到的议题似乎都特别来自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因此，正如人们认为我主要从事的电影研究依旧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议题影响一样，我想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文化研究，因此也同样须要与时俱进。例如，我认为文化研究要与人类学区别开来，不仅如人类学一样聚焦于此时此地， 文化研究的议题更当源自关注权力和社会公义。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左派的旧政治模式似乎无法找到立足点，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或是比危机更甚）。有鉴于此，文化研究须融入哲学和批判理论视角，阐释正义、自由等在今天的意义，探索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建构的世界下如何运作，及何种实践力图促进正义、自由等理念。我认为，例如政府、管治、政治实践诸如此类的文化均须研究。但这远超我的专业领域！
后毛时代中国的后社会主义电影
裴开瑞（Chris Berry）
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民族
裴开瑞（Chris Berry）
2.
中国电影与历史记忆
AE: 长期以来，你一直积极投入华语世界的电影研究。中国电影有甚么地方吸引你去致力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电影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或许与所谓的全球荷里活研究相当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又是甚么？
CB: 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我的西方背景使自己在理解中国电影时， 会无可避免地受制于一种思维，即中国电影与我之前所熟悉的荷里活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实践如何相同或不同。不过，这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不过是东方主义而已，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并非那么不合适，因为中国电影本身一直十分留意荷里活，并在许多时期和地区与荷里活竞争本地市场。然而，另一方面，我认为英文的中国电影研究已经足够蓬勃，现在我们不须再以它与荷里活的差异来证明研究中国电影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明白，中国电影一直是、也继续会是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载于许多其他流行文化，因此中国电影就其自身而言已是值得研究的。
至于我对中国电影的个人兴趣，是一个长而复杂的故事。太长了，在这里一时讲不完！但我本科修读中国研究。（如果让我解释为甚么有此选择，这次采访将不会结束，所以就此打住。）当时英国几乎没有讲普通话的人，大多数在英国的中国人都讲广东话。所以，我们用普通话电影练习听力。它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电影，与我以前看过的任何电影都非常不同，所以这让我非常好奇，由此开启一连串意料之外的事和机会。中国电影对我没有特别大的诱惑，但却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并且我学习中文的时候只有少数人从事这件事情，我想也许我能做出些许贡献。但在研究中国电影超过30 年后，现在它便是我的工作了。
不同的时期，我对不同的事物感兴趣。例如，现今我对独立电影界和画廊界的融合非常有兴趣，目前还不清楚像杨福东、曹斐这些创作移动影像的人应该被称为电影制作人、录像制作人、艺术家，或上述所有。我很好奇的是这如何为中国独立电影开辟新的可能性，其现有的实践领域正受诸多限制，但这个新舞台又是如何在自身的期望和限制下，塑造新的可能性。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商业主流的情况，但我尚未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
去年在维也纳，我和朋友Katja Wiederspahn 筹办了一个文革时代的电影展览，所以现在我对文革十年的电影文化也非常感兴趣。我刚刚写完一篇关于文革时期电影色彩的文章，也与人合作了一个以采访为主的研究，讨论文革时期中国人的衣着及如何从电影文化中获悉这一点。对我来说这是很震撼的经验，因为我和那些曾经年轻过的人谈及一个现在被否定的时代。通常，他们被期待的只是记住那是创伤的年代，他们鲜有机会去回忆当时仍然存在的日常乐趣。能够跟我们谈那些事情，他们高兴极了，即使有时也碰触到伤痛的一面。这使我想起我母亲的人生。她现在92 岁，当年在纳粹柏林长大。也许并不奇怪，她不怎么谈论它。这一现象，成为我长久以来对后威权电影和文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该现象以各种方式呈现，吸引我不断去做相关研究，如目前对土耳其电影的研究。
最后，还有我正在做的公共空间移动影像屏幕，我想可以说是在「电影和屏幕研究」的边界─ 也许出了界！
广州地铁烈士陵园站匆匆一憋
3.
屏幕研究与电影研究之映照
AE: 2010 年，你在香港召集了「Crossroads：文化研究国际会议」，其中特别成立了屏幕文化小组。这个新的研究范畴有何独特之处？屏幕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理论差异何在？
CB: 我对公共场所移动影像屏幕的兴趣源于对电影研究未来的思考。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在数码化所引起的本体论变化和其他哲学问题，却没有在历史性和社会性具体实践的层面进行考量。由于数码发展，我们再不能如从前一般，在电影和其他移动影像媒体之间有一个清晰的界线，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电影是胶片。有些人侧重于其哲学含意，而我也对其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感兴趣。随着移动影像的数码化，其他技术─如迷你DV 摄录机─变革了拍摄手法。这种变革令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运动蓬勃发展，这也是我对此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移动影像的屏幕也改变了。有许多新的形式，包括各种LED 和等离子的形式，令移动影像屏幕可以超越家庭和电影院︐ 进入公共空间。Crossroads 的屏幕文化小组和它所发表的研究，对我来说，是对于拓展电影研究的一种思考，使其发展为移动影像研究或屏幕研究，也思考如何将这些新的事物和实践置于扩大了的学科范围， 并在该学科范围之中进行理解。但是，当然我也承认，这种现象从其他角度看也是有趣的，如跨媒介的科技与实践融合如何转变，这已成为我们不断变化的城市之特色。
广州地铁站的公益广告
4.
亚洲屏幕文化的未来
AE: 亚洲的屏幕文化有何重要和独特之处？你如何看其未来在亚洲的发展？
CB: 这个嘛，我想亚洲城市有很多移动影像屏幕！但是，认真来说，我认为重点不在于一些泛亚共通性。当Anna McCarthy 撰写Ambient Television 一书时，那时还是映像管时代。她极为正确地指出，公共空间中的电视因其所放置的场所不同而各有特性，换句话说，每个电视需要被理解为某个特定组合的从属部分或是构建某个特定空间的组合元素︒ 移动影像屏幕也同样如此。McCarthy 在美国工作。然而，如同许多美国或西方学者的常见情形，她也没有明确指出，这些适用于美国或西方的分析是否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我们须要意识到：场所的特殊性也包括文化特性和每个城市的独特文化，这是我为本次特刊所撰文章力图强调的一点。
未来很难预测。但与纪念碑和雕塑不同的是，这些屏幕的有趣之处在于你总能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进去。在开罗的咖啡馆， 电视机无处不在，主要用来播放足球比赛、MTV 风格的节目和肥皂剧。自去年以来，它们一直充满政治内容。公共场所的大屏幕，曾现场直播电视上的穆巴拉克审判。虽然公共屏幕未必马上显得有趣，但它们一旦装好，就有潜力用于各种事情。
被屏幕包围的都市人（广州地铁）
5.
屏幕文化研究的方法
AE: 可否谈谈有关屏幕文化的独特研究方法，尤其是考虑到屏幕的公共性质、流动性和飞速变化？
CB: 这辑特刊中我的相关论文来自一个研究计划，比较开罗、伦敦和上海公共场所的移动影像屏幕。所以，也许我可以这个研究为基础来回答你的问题。关于这个计划，每当我们对人们提到它时，大家的反应有两种。他们要么说：「哦，是啊，这些东西现在到处都有。」又或者他们以为我们要研究用于特定艺术活动或特殊场合的超大屏幕，如开罗解放广场上向示威者播放半岛电视台节目的大屏幕。其实，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屏幕更感兴趣，即是大家所讲的「那些无处不在」的屏幕。但它们真是无处不在吗？第一个方法论上的挑战是摒弃「无处不在」的假设，然后设计允许随机性和偶然性发现的方法。
我们通过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步行，设计出一种类似情境主义者漂移的方法。所以，这可以说是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的一种努力，也超越了受众研究，而是考虑如何研究情景。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设定研究计划，让学者们理解和分析总在不断变化、并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跨媒体组合。我的意思是甚么？当你身处公共空间，你不仅被广告牌包围，同时也被移动影像屏幕包围，它们可能是有广告的标板， 但也可能是提供帮你认识空间的信息。你可能在用MP3 播放器聆听着你的个人音乐，你也可能同时使用黑莓处理电邮。随着新技术快速地推陈出新，所有这些媒介在日常生活中被组合使用，并且它们以极为复杂和时刻变化的方式塑造你和谁沟通，我们习惯一次只研究一种媒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只使用一种媒介。所以，我们该如何研究这种现象呢？也许这就是人类学、媒体研究、文化研究、电影和屏幕研究的交会之处。
地铁屏幕中的社会价值倡导
6.
屏幕文化研究之应用前景
AE: 基于对屏幕文化研究的见解，你看到任何潜在的「应用」渠道吗？例如应用在都市发展的政策领域、电影节、艺术展览，媒体教育等？
CB: 首先，我不得不说，政府教育官僚要求学术界要有「影响力」，我对这一点非常抗拒，因为它象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没有价值，除非它能转化为立即的政策或以某种方式「以钱量化」。不过话说回来，我相信公众屏幕文化的研究─ 也就是你在这次访谈中所说的「屏幕文化」研究─ 可以有各种实际意义。如果大众想知道甚么令游客对博物馆和画廊更投入，以及屏幕和其他媒体形式如何帮助实现这一点，或是媒体如何令困难、拥堵的上下班旅程更愉快和可以忍受等等，我敢肯定屏幕文化可以有所作用。但我也认为，如果某个政府部门、公司或博物馆需要这些信息或想了解更多相关情况，他们应该委托独立研究，而不应由现有学术研究提供经费资助。我认为现有的学术研究经费应专门用做各种较宏观的理论和概念性研究，例如在当代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下，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屏幕放置如何体现主体性和社会性。这种基础性研究使日后更多应用研究成为可能，但即使这两种研究方向之间有辩证关系，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不可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另外， 虽然令我气馁的是官僚们认为他们比研究人员更了解我们应当研究甚么，并不断试图为我们设定方向和制定各项指标，但学术界在抵抗，这令我感到鼓舞。经费申请仍然是同行评审，而且我想即使是我们的教育官僚也还未傻到认为他们能够或应该取代我们的这项职能。在我工作的这些领域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行评审人否决了仅仅是迎合「影响力」这一目标的经费申请，理由恰恰是这类申请缺乏必要的核心学术价值，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
AE: 感谢你与我们学刊的读者分享你的见解。
公共政策（垃圾分类）在地铁屏幕呈现
裴开瑞著作选
Berry, C., Farquhar, M. (2006). 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the Nation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erry, C. (2004). Postsocialist Cinema in Post-Mao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Berry, C., Lu, X. & Rofel, L. (2010). 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Berry, C., Soyoung K. & Spigel L. (2010). Electronic Elsewheres: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al Sp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erry, C., Liscutin, N., & Mackintosh, J.D. (Eds.). (2009).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 Northeast Asia: What a Difference a Region Mak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Berry, C., Zhu, Y. (2008). TV Chi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erry, C. (2008). Chinese Films in Focus II.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erry, C. & Lu, F. (2005). Island on the Edge: 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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