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东村艺术家：致中国当代艺术逝去的青春
东村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少数幸运者和幸存者，那段青春已经逝去，那种成功难以复制。
巫鸿的《荣荣的东村——中国实验艺术的瞬间》出版于2014年年初，但实际上写于2003年，这些文字最早属于一本关于荣荣“东村摄影”的限量版英文画册，跟四十幅照片一起装在硕大的盒子里，拍卖价五万美元，只有美术馆和私人藏家才舍得买。
跟如此高大上的包装形成对比的是，《荣荣的东村》记述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青春期故事，也是实验艺术家最屌丝的一段生活经历。今天被艺术史学家书写的东村艺术家，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少数幸运者和幸存者，那段青春已经逝去，那种成功难以复制。
苦闷的20岁，冲动的20岁，一无所有的20岁。
1992年到1994年，本书的主角荣荣和他当时的伙伴张洹、段英梅、左小祖咒、马六明等人，怀揣梦想来到北京，租住在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垃圾遍地的大山庄村，怀着对纽约东村的向往，他们把这里也命名为东村。
在一般人眼中，他们穷困潦倒、不务正业；在自己眼中，他们是紧密合作的前卫艺术家，要做一般人不敢想之事，并相信总有一天会爆得大名。他们约定“谁要画画谁就是傻逼”、“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左小祖咒语），在短短的六年间，创作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行为演出和摄影。
1993年，荣荣25岁，张洹28岁，马六明24岁。
“妹妹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远离家乡到另一块天空下寻求梦想，我们都是离开家的孩子，时常有饿的感觉。”1994年5月4日，荣荣在给妹妹亚丽的信中这样写道。
苦闷的20岁，冲动的20岁，一无所有的20岁。这些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人躁动、有活力，他们一心渴望成名，渴望认同。为此，他们不怕疼痛、恶臭、寒冷、死亡，或者说，这些常人不愿面对的另类体验正是他们突围的机遇。
巫鸿形容东村是年轻艺术家“在放逐和浪迹中的一个废园”，“他（荣荣）和村里其他的艺术家都把自己看成是堕落的天使，只是在黑暗中才能找到自由和活力”。
肾上腺素飙高，自我伤害无所不在，并且几乎是博得喝彩的最有效办法。有好几回，荣荣都感到自己看到了“比噩梦更可怕的场面”，“呼吸困难，生命将要终止”。裸体算是基本的表达，马六明雌雄同体的易装形象、张洹疯狂凶狠的自我伤害，以及荣荣、邢丹文令人不安的摄影都在当时引起了爆炸性效应，引来了不少慕名而来的观众。
随着艺术道路的成熟，东村艺术家之间不再彼此需要。
书中呈现了荣荣的三组照片：一是从1993年到1994年拍摄的东村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二是被逐出东村后，艺术家从1994年到1998年的行为艺术项目；三是荣荣从东村开始一直延续的自摄像。
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对几次艺术史上著名的行为表演的拍摄。巫鸿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者和旁白者，荣荣的摄影、日记和书信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他们合力勾勒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当满身苍蝇的张洹直勾勾地盯着镜头，苍蝇落在了你脸上；当妩媚艳丽的马六明在挂满鱼的房间里自我陶醉，你产生了“窥淫癖式的视线”；当呼吸困难的朱冥在注水的大气球里冻得发抖，你也感受到了他的窒息。
荣荣的镜头参与了表演，记录了表演，也表达了他的感同身受。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摄影行为艺术该怎么办；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行为艺术，摄影又会少了多少凝固的经典。
“那时候我们是一个群体，作为群体发出共同的声音。”荣荣说。但是随着艺术道路的成熟，东村艺术家之间不再彼此需要。荣荣1995年的行为摄影《第三类接触》很好地表现了伙伴们那一刻同床异梦的感觉。
看完这本书，你知道东村是一个神话，因为同样的故事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你也知道东村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多少代人的青春都是这样挥霍。“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黑色的年代，最好消失吧，只要我的照片留下来就可以了。”荣荣说。
“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谁愿意去了解一个年轻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但是当年少轻狂有了价码，一切无厘头都值得被阐释。就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通过摄影，东村时期的很多行为表演，比如《原音》、《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并为国际艺术市场所接受。最初，是荣荣、邢丹文的镜头给了实验艺术“毫不犹豫的承认”（荣荣语），但当这些摄影作品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著作权导致了东村艺术家之间的争吵，甚至反目成仇。
其中的恩怨使巫鸿无法写一本客观的东村史，所以他计划在这本荣荣视角的书之后，再陆续推出张洹的东村、马六明的东村、邢丹文的东村。在他看来，没有所谓真相，讲述就是每个人艺术的一部分。
荣荣、张洹、马六明等人，现在是中国最成功的当代艺术家，光是出售当年的影像记录就足够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而除了这几个lucky boy，绝大多数艺术家籍籍无名——很遗憾他们没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像巫鸿所说：行为艺术实施于不同时间，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形成的关系是不同的——有人宣告了诞生，而有人意味着结束。
这本书的封面是大山庄村口一块写着“北京东村”的牌子，这块牌子是张洹在1994年6月11日立起来的，为的是方便朋友们到村里来看行为表演《65公斤》。
第二天，刚在院子里做完《芬·马六明的午餐》的马六明被警察带走了。众人做鸟兽状散，东村就此从地理意义上消失。
而心理意义上的消失发生在1997年《为鱼塘增高水位》那一天，荣荣记录了张洹出国前的最后一次行为表演，并视之为一种摆拍。“摆拍限制了行为艺术。”荣荣说。（来源：新周刊 作者：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