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峙县城照相业的始末
繁峙县城照相业的始末
文/高呈芬
繁峙县城照相业何时兴起无从查证,有记载的是在1995年出版的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繁峙人孙美、高元亮在代县新华书局(兼营照相)学徒,逢庙会携机来繁峙照相,当时设备极其简陋。民国二十四年(1935),高元亮在繁峙县城开始经营照相业。当时没有固定的设施场地,只是游村串户半工半农维持生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年,县城来了一个朝鲜人姓崔(名字不详,实际是现在的韩国人),他在鼓楼下姚恩世前院东房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主要业务是拍良民证上所用的照片。当时朝鲜人用的三角外拍机,在院墙上挂一块白布,人坐在中间利用自然光源拍照。由于日本人统治时期人人都要有良民证,所以工作量很大,便招收了姚恩世的儿子姚孝贤为学徒,后经他介绍又收了15岁的张献亮。
几年后,姚孝贤去了五台从事照相业,张献亮与妻子高瑞德在一道街东门刘安堂院内(现秧歌剧团所在地)开了一家有固定场所的照相馆。1955年公私合营后,又组合了高元亮三人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照相馆,归属县手工业社管理。1958年繁、代两县合并,从代县调来刘文彬、宫沛、叶叶(女),从沙河调来刘锐,又招收徒工李培珍(女)共八人,改称国营照相馆,归属县饮食服务公司管理。1961年繁、代两县分离,原调来的人员又回到代县,刘锐调回砂河,同时调来褚茂林,徒工李培珍调走,照相馆只留下褚茂林,张献亮,高瑞德,高元亮四人,重新又归回县手工业社管理。
那个时代的照相业条件简陋,设备落后,技术有限,从拍照到洗印全部都是利用自然光源,三角架照相机没有万能靠背,对光聚焦全凭经验,尤其是冲印环节,暗房技术很难掌握。玻璃底片靠手工分割,印像采用“卷帘撩窗”控制光源。底片的薄厚和春夏秋冬利用的光源各有不同。从拍照到成像一系列流程全靠平时积累的经验和手感,十分辛苦。
1964年照相馆搬迁至县城一道街(原百货公司一门市对面),同时开始了室内灯光摄影。张献亮又从太原购进了一台先进的照相座机和配套的灯具,大大提高了室内人像摄影的技术和效率。同时暗房洗印也以电源代替了日光,胶片代替了玻璃,洗印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三角外拍相机也安装了万能背靠,携带方便,用于大型集体拍照和外出下乡照相。这一年照相馆又收了徒工高殿芳,复转军人李胜二人。
随着摄影业的飞速发展,1970年照相馆又从手工业社重新归属饮食服务公司。随后又分配来曹亮华,陈美玲,杜玉英三名女徒工,给照相馆增添了年轻的新生力量。1972年饮食服务公司在西门外西转角盖起了新楼,使其管辖的食堂,饭店,理发,照相,修表,镶牙,旅馆都有了新的店面,彻底改变了过去店面窄小分散,设备简陋的现象,迎来了饮食行业崭新的局面。照相馆由太原专业人士绘图安装设计,内部结构实用,布局开阔美观,并且有了专业的摄影室、暗室、营业大厅,照相业务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1978年后,照相馆人员有了较大的变动。高元亮退休,陈美玲,杜玉英调走,同时调进了马建平,刘巨森,高殿明,高呈芬,李然,师桂竹,使照相馆在人员技术分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1979年秋,照相馆选派曹亮华、马建平赴太原鼎章、和平照相馆分别学习摄影、照片着色技术。通过她们的努力,学成归来后,室内人像摄影有了很大的改观。灯光的巧妙利用,让人的面部有了层次感和立体感。新增的照片着色技术成为亮点,浓淡相宜的着色彩照改变了单一的黑白色调,广泛应用于大幅照片上,使其有了亮丽的色彩,很受群众的喜爱。照相馆采取的这种送出去引进来的经营模式,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使照相业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经济效益达到最鼎盛,最辉煌的时期。
198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化的运行,个体经营开始发展,同时彩色摄影逐步兴起,黑白照片渐渐被淘汰。照相馆在人员上也有了大的转折,职工有的退休,有的调走,有的搞了个体经营。到1988年,由于个体经营对国营企业带来较大的冲击,照相馆也从辉煌走向衰退,职工只留下三人,惨淡经营,随时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同年六月,饮食服务公司决定对照相馆实行个人承包制,每年一次性向公司缴纳一定的承包费,公司给与自主经营的权利,自由支配的空间。最后由职工高呈芬与公司签订了协议,承包了照相馆。那个时候由于第一代身份证使用的是黑白照片,所以黑白摄影和洗印技术一直延续到2000年以后。
随着影像事业的科学化,自动化,国营照相馆连同它传统的黑白影像退出了历史舞台,个体影楼带着炫丽的色彩不断繁衍兴起。
(作者系县老干局网宣员,老年大学合唱团团员。少年有梦,耆年放飞,不为别的,只为那份对文字热爱的初心)
文字编辑:杨荣 图文编辑: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