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沉思录（05）——多元论
世界的构成，认为是一种东西或者同类的东西，相邻事物之间可以彼此转化推导，这就是一元论；认为世界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任意事物之间皆相互影响、彼此关联，这就是多元论。举个例子，人可以按性别来区分，又可以按年龄来区分，还可以按善恶、按体重区分，等等。人的分类可以同时有很多种方式，这就是多元论，真实情况就是如此，人有多种属性，可以同时划出多个特征。有些问题是人的某一种属性引起的，比如善恶；有些问题则是由另一种属性引起的，比如胖瘦。如果一个人因为善良而屡屡受伤，就应该更理性一些；一个人因为肥胖而受人非议，则应该去减肥。如果是两种属性同时引起的问题，比如一个善良的胖子，那么他既应该理性，又应该减肥。这就是多元论解决问题的思维。在象数思维，一切属性几乎都与“吉凶”没有关系，吉凶是由整体的“象”的吉凶来决定的。比如长相丑陋，长相丑陋的人，成功者朱元璋，失败者王莽。相貌丑美不能说明什么，这和文凭一个道理。
学中医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接受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迷信，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没落。西方文化是一元论为主导的，比方说数学、物理这些学科，在理论上可以用公理体系去推导，在实物中可以靠物质来堆砌，并没有从一件事物跳出到另一件事物，也没有从一类现象去推导另一类现象，在同一平面彼此关联，如同“平面”一样的思维模式（低维度）。中国文化在出发点的那一刹那，就不认为事物的局部属性或规律可以孤立出来，比如说用动物世界来类比社会现象，两者不属于同一领域，在同一层面并不关联，这就是“垂直”的思维模式（高维度）。
回想我童年时，有一年夏季在农村老家看着田地里的豆苗，我感觉豆苗就是豆苗；当我长大以后有一次再看豆苗，突然间我的心神能穿过土壤看到豆苗的根，我看到了一颗颗完整的豆苗，我甚至看到了豆子的“之所来”、“将所往”，我突然“顿悟”到了《易经》中的“幽”与“显”，从那以后，我看任何事情，不唯去看那些能看到的部分，更会去思考那些了解不到的部分。比如说读历史，自古历史记录的内容几乎是由当权者控制的，抬高自己丑化对手是一贯做派，所以对历史记录不要太当真，要从历史记录中去理解没有写在历史中的部分，要透过这些说辞去读人心、读世道，这样才能读透历史。从哲理来讲，光鲜的事物大都基于根深蒂固的黑暗，所以，不要被一边倒的假象所迷惑，要去窥探假象之所以迷惑众人的原因。
近代的普及教育无疑是失败的，因为相当多的人并不了解那个“垂直”的世界。多元就意味着承认事物共存的多种属性，多种属性在不同的场合发挥不同的作用，灵活性很大，增加了认知难度，造成中医流派众多，各家说辞真伪难辨，难以适从。阴阳术数构系本身就是多元论，不论是中医的哪家哪派，至少包含辨证、药性和用药思想的多元性，用大白话来讲，中医治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3个步骤，分析情况、了解可用资源、合理配置资源来解决问题。分析情况有多个角度，可用资源各有不同，资源配置也往往有多种方式，一个病症，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答案，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从这个角度讲，中医和西医并非是敌对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多元包含一元，中医包含西医。西医只有在中医的囊括或指导之下，才有出路可言。
辨证的多元性。有人说，中医不过是八纲辨证，我说你太小看中医了；有人说中医是六经辨证，那也不尽然；又有人说，中医是五脏辩证，我还是认为不妥；当然，还有营卫气血、三焦辨证等等说辞。各种辨证方法，读书人极容易被这些名词搞混，望而生畏，不用怕，越“大”的道理一般越简单，每种具体的辨证方法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分分钟就可以讲明白。辨证的难度不在于辨证方法本身的条理，而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剥离假象、切近真相。遇到病症，有时候用六经辨证更为方便，有时候用五脏辨证更为适宜，一切都虽病症分析为圭臬，灵活使用就可以了。就比如维修房子，一幢房子，除了主体结构，还有给水排水、有强电弱电等等。如果给水出了问题，修好给水就行了；如果弱电出问题，修好弱电就行了。主人如果因房子而心情不好，那么就需要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是结构的原因，给水排水的原因，还是强电弱电的原因？
比如头疼，有外感头疼，有内伤头疼。外感头疼有伤寒、伤热等原因，伤寒、伤热等不同的原因又加载于六经。头疼不是病因，头疼只是症，是表现出来的东西，引起头疼的原因才是病因。一个人头疼，要从他表现出来的症状、脉象、舌苔、体质之类来逆推可能引起的原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你面临患者要在当下拿出正确判断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很难的。
再比如头目昏胀、渴饮畏热、心中嘈杂，八纲辨证认为是胃火旺，六经辨证认为是阳明腑（虚热）证，而圆运动认为是肺胃不降（引起的郁热）。在这里，八纲和六经是重复的，阳明腑就是胃，那么泄胃热就应该用泄心汤、栀子豉之类，而圆运动的思维则是，局部是胃气不降用半夏（胃部满、呕），整体是肺金不降用贝母、栝楼，然后对治胃热用黄连，药方就是小陷胸汤、二陈汤加黄连之类。不论是泄心、陷胸还是二陈、栀子豉，它们大体上都是相同的功效，这就是辨证“互参”。同样的症状，用不同的辨证方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思辨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但是结论又大体上属于同一功效、同一范围。条条大路通罗马，能解决问题就行，没有标准答案。不用汤液，用针灸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
再说药性。
甘草“上行用头，下行用稍，熟用甘温培土而补虚，生用甘凉泻火而消满”，总共两组，用头/用稍、熟用/生用，组合在一起便是四种，熟头、熟稍、生头、生稍。生甘草汤、甘草桔梗汤即生用，而内伤诸疾，甘草多炙。一味甘草，就这么多的学问。
再比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有的人认为用桂树的嫩尖去皮，有的人认为应该用做调料用的肉桂，古今争论不休。我做桂枝汤用的是肉桂，经过尝试是有效的，我没有尝试过桂尖（饮片质量无法控制）。《长沙药解》对桂枝在每种汤剂中的不同作用描述为，“桂枝汤”中“达营气之郁”；“桂枝人参汤”中“解表邪之怫郁”；“桂枝甘草汤”中“甘草、桂枝，培土以达木”；“桂枝加桂汤”中“疏乙木而降奔冲”；“苓桂术甘汤”、“桂苓五味甘草汤”、“小青龙汤”、“防己黄芪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理中丸”、“四逆散”中为“疏肝脾之郁抑”；“乌梅丸”中“疏木达郁”；“桂姜枳实汤”中“通经而达木”；“柴胡桂枝汤”中为“芍药、桂枝，清风而疏乙木也”；“桂甘姜枣麻附细辛汤”中“姜、桂、细辛，降其浊阴”；“桂枝茯苓丸”中“芍药、桂枝，清风而疏木”；“桂枝芍药知母汤”中“桂、芍、姜、麻，通经而开痹塞”；“八味肾气丸”中“疏木以行疏泄”、“善行小便”。总结一下，桂枝比较清晰的作用：1、达营气之郁；2、解表邪之怫郁；3、达木；4、疏乙木（降奔冲、行疏泄）；5、利小便。如果将营气之郁和表郁合并为一，再将达木和疏乙木合并为一，把利小便看做是让小便恢复正常的话，那么桂枝是2个作用，解表郁，疏乙木。这很清晰，桂枝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角色和甘草是一样的，并不是单一作用。像汉语一样，某个字在句子中的意思，需要用语境、用习惯来理解。
“桂枝”这味药很难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能非常明确地知道桂枝这味药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桂枝是必用的，在什么时候桂枝必不可用？在《蠢子医》中我了解到可以用苍术加麻黄来代替麻黄汤，有一次我亲自试验，效果很好。我认识到，麻黄汤中的桂枝起的作用是“达”，也就是把药力贯穿到皮表，相似的，苍术芳香走窜，也有“达”的作用，这就是苍术可以代替桂枝的原因。有人说，桂枝具有“引火归源”的效果，我颇不以为然。读明朝历史，魏忠贤垮台以后东林党掌权，加重了对劳苦大众的剥削，精简驿站造成李自成下岗，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如果把李自成看成是一团火苗的话，那么，“引火归源”就是政策能够惠及劳苦大众，想想看，如果李自成能生活下去，就不至于造反，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来获得社会安静，治世的要义就在这里。交泰丸黄连加肉桂言“交心肾于顷刻”，如果把肉桂看成“通、达”的作用，那么，就是肉桂引黄连之寒灭心神之火，就好像是炉子火太旺了，用力把冰块塞进了火炉，根本就不是主动交合的作用（“泰”才是主动交合，地在上而天在下，男欢女爱、雌雄相须）。另外，有人说桂枝振胸阳，我认为这也是错的，与“奔豚”证类似，桂枝“通、达”的作用可以解决“气冲”、局部分布不均的这些问题，就好比说一个人非常郁闷，有豁达开朗之人帮他开导了一番；或者某地方物资不足，凿山修路以互通有无。皆是“通、达”作用产生的效果，并不是说桂枝就可以振胸阳。学中医一定要以“象”来推“象”，若是满脑子逻辑思维，必是死路一条。
最后，关于治疗方法。比如疝气（男性阴囊肿大）的治疗，有用大小茴香、橘核荔枝核（简称“香核汤”）的，也有用乌头者。我实验过香核汤，有效；《四圣心源》用茱萸泽泻乌头桂枝汤，我也试过，也有效。当然，我没有试验过“蜘蛛散”。一般来说，凡是比较明确、单一的症状，往往都有比较明确、单一的原因，找到原因以后，就要去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往往有多种方式。比如疝气，每种方法各自用了什么原理，有什么区别，长处和局限性在哪里？
有人主张以某些单一标准来简化中医，不用说，这是行不通的，这违背了人体（多元）本有的复杂性，如果一定要这么弄，可能会凭白造出来很多错误（王莽改制的失败，就是偏执狂领导国家的后果）。比如，有人说《伤寒论》的核心就是“存津液”三个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是，如果“津液”指的是人体的阳气的话，那么“火神派”为什么也有很多搞不定的病；如果“津液”指的是人体的正气，那么，这就是一句废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有病当然是正气虚了。又有人说，人生病归根结底就是“寒”和“热”的问题，这也是胡说，因为人体的运作有很多属性，并非是只有温度，痰、瘀、气血上下左右的偏盛都会引起疾病，很多就没有明显的寒热方面的倾向。
人体非常复杂，诸多层面、属性共存，不能简单粗暴的来什么“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