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推荐】学校应走向科学的道德观|头条（原创张良新校长传媒）
道德推脱、责任泛化、“立德”何解——
重建“科学的道德观”，如果不想陷入“应该如何做”的简单说教，或者“在如何做的”的案例分享，我们必须深度地分析这个话题。 第一个词，“重建”。当国家将教育总方针定位在“立德树人”上时，德育的价值和定位开始有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原有的方式必须做出巨大调整。这是重建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第二个词，“科学”。“教无定法”“教学是一种艺术”这类观念经过多年的课改，正在逐步被修正。越来越多的老师认可，有超越个人经验的普遍规律存在。也就是说，教学有它科学的一面。但是，这种转变在德育领域，还远未开始。大多数学校在德育上掌握的原则是“不出事”；愿意在这个方向做出努力的人，谈得更多的常常是爱、责任与情怀。我们似乎很少会想到德育范畴也有科学的一面。当然，最大的挑战还在于标题中间没有显示出来的部分，即它的主语和定语。到底是谁来重建谁的“科学的道德观”？我们很容易想到，当然是建设学生的道德观。网络时代，学生比当年的我们更早、更广、更深地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这让道德建设存在更多的变数，需要我们更多地引导和纠偏。这话没错。德育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落在学生身上。但是，我认为，道德观的重建当务之急在于道德建设的组织和实施者，也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我们需要重建自己的道德观，更具体地讲，是“学校和老师如何重建自己的'科学的道德观’”。
范式转型：从规则条文到伦理精神
第一方面，我将其称之为范式转型。简单来讲就是道德建设的层次，要从简单粗暴的规则条文，深入到对伦理精神的探究。前段时间教育界有一则热门新闻。因为违反了带手机进校，且不交给老师管理的校规，五名学生在全校大会中被叫上台，要求他们当着逾千名学生的面，将自己的手机扔进水桶里。这些手机当然就报废了。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校长很坦然地说，他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学生自愿，家长也同意，“几名学生当众销毁手机的行为，必然会起到警示作用，从而让更多的学生不问家长要手机，可以给家长节省很大开销。”看似这五名学生做出了牺牲，实则对全校的秩序，对集体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事情一旦被曝光，很多校长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不恰当之处，但关起门，我们有非常多的学校在日常管理中，仍然相信“简单粗暴，行之有效。”这种情况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捆绑他人的必将捆绑自己。教育人也将同样受到恶劣群体关系的约束，疲于奔命。
我联想到六年前，在泉源学校遇到的一件事。当时我每天都写教学日记，摘录两则如下：
2014年8月15日 周五：带着学生制订泉源公约，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产生了第一条，关于游戏管理的。自治意识和议事规则的建立比这些条款更重要。
2014年9月25日 周四：泉源公约第一版8月18号通过，一个多月的运行下来，评价不一。大多数人面对混乱的场面开始焦虑，而一种想法也在渐渐发酵：弄这么复杂干嘛，直接出手更严厉措施不就得了。可以看到，2014年8月，学校学生提前到校，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军训，而是制订未来三年，我们在学校要共同遵守的泉源公约是什么。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定下了总共不到10条的规则。所有规则的制订都是学生共同参与，并且经过充分讨论的，但在运行的第一个月仍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显然，学生的习惯不会一夜之间养成。这时候也有老师提出来，“我们干嘛要搞这么复杂，直接规定一个更严格的条款，不是更简单吗？”
泉源当时是借用广州一所学校的地盘办学。合作校是一个民办学校，规章制度非常严格，条目甚繁。学校的管理者觉得泉源学校的规则少，学生比较散漫，于是，他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强调，尽量少到泉源来，以免受到我们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每逢课余时间，合作校的学生就会跑到泉源来，因为我们在角落，也没有摄像头。当缺少所谓的外在约束时，这些学生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不停地去踢门或者砸窗户。泉源有一部分学生也来自这所学校，转过来的往往是合作校认为非常有问题的学生。在泉源这样宽松的环境下面，他们认为我们的管理可能会失控，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孩子到泉源半年后，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一名学生主动去劝说他以前的同学，不是拿规则去压，实际上我们压根也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所谓具体的规定。他只是说“何必呢，你傻不傻啊？”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泉源的这个学生开始对规则背后的伦理价值有了自己的理解。这是发生在泉源的一种情景。如果把它放大，我们会关注到，近几年在德育领域非常有价值的一份全国性调查。这份基于全国10省市，涉及4000多名中学生的调查中，用了一个专业名词——“道德推脱”。
我们知道学生总会犯错。这份调查针对的是，当学生做了某件他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时，他会如何去面对？ 该调查不是理论分析，全是实证研究，总共罗列了大概七八十种现实场景，让学生做出判断选择，最后呈现出八种主要的特征，在此摘录其中一种。《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及其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2016年）——基于全国 10 省/市 4000 多名中学生的调查。
受访者比较认可的比例：如果一个集体一起决定做坏事，那么只责罚这个集体中的某个孩子是不公平的75.4%；因为集体造成的伤害，而责罚这个集体中的一个孩子，是不公平的 72.6%；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而打架是正确的 47.1%；为了让朋友摆脱困境，撒谎也是可以的 48.2%；如果一个孩子是迫于他朋友的压力而做坏事， 那这孩子不应该被责罚 45.3%；如果小孩生活在一个不良环境中，那他们不应该因为攻击性行为而受到责罚 37.1%；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摘录的这些条目，你是否也认可？是不是觉得孩子们的想法好像也挺有道理？所谓的伦理精神就展现在这些细微之处，需要我们带着学生仔细辨别。上述几条呈现的特征是“责任泛化”。即学生知道自己做错了，自己有责任，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广泛化，自己的错误就没那么严重。
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在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妨将其放大一点。早些年有个高考作文题目很出名，叫“中国式过马路”。这指如果过马路的时候遇到红灯，一个人通常会因道德上的羞耻感，不会闯红灯；但如果有一群人开始闯红灯时，我们会毫不犹豫的跟着一起过去。这个事情我们再放大点，当社会上很多人开始作假的时候，或者很多贪官开始贪污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表现出跟上述对学生调查相同的道德认知。
道德的泛化，道德的推脱，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在于我们的道德建设始终停留在规则和条文上。想要改变，我们就需要带着学生去理解，每一条规则背后的伦理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及能否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厘清边界：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
我们需要共同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道德建设的边界何在？换句话说，我们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的跨越到底该如何处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起来将近百条，学生方方面面的行为全部被规范了，整个德育体系看似已经非常完整，但学校道德建设的重心又在哪？我国教育总方针确定为“立德树人”。“立德”何解？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给出了他的解释，“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属于国家意志层面，在学校的道德建设中，我们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明晰公德和私德的界限？不妨看看一位百年前的先贤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很多学校里都挂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代表着在1900年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向往，希望建设一个勃勃生机的，像少年一样的中国。
这样的中国怎样才能建成？两年后，梁启超给出了他的思考——《新民说》。该文集共收录了他20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虽然国家面临着非常多紧迫的挑战，但第一急务是国民性质改造。书中他专门用了《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文章来谈论公德和私德的界限，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社会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公德乃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由个体人格之独立，进于“合群之德”；无私德不能立，无公德不能团。顺着梁启超先生的思考，以及在学校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认为，私德层面的强化并不一定带来公德的建立，因为在公共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环境和结构是复杂的，公德并非私德的简单放大。对私人领域的过度侵入，尤其是以控制的方式侵入，会导致个人对公共事务和秩序的排斥、冷漠、攻击。当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规范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界限，关注是否对学生的私人领域过多介入。这就是为什么泉源学校所有规章制度加起来不超过10条的原因。我们对所有属于学生私人生活的部分保持着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也让学生对公共秩序的所有规则有更加强烈的印象。
反过来，如果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一位班主任给我分享了他的故事。他同时带几个班，中学生比较难管，他一直在想如何让学生更加听话。他非常爱他的学生，不管学生是对宿舍秩序的不遵守，对卫生秩序的不遵守，还是对课堂秩序的不遵守，他都回之以巨大的关怀和毫无保留的奉献。他骄傲地告诉我，“我对他们好到他们不好意思不听话。”这位班主任显然值得我们尊敬。但这中间也有些东西让我们不安，他的学生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在公共生活中与公共环境建立一个更加平和的关系。学生们对公共秩序的遵守仍然依附在对私人情感的依赖上。如果换一个人去管这几个班，必定会秩序大乱。科学方法：从个体改变到团体动力 如果学校开始建设“科学的道德观”，有科学的方法给予支持吗？过去学校在德育建设上注重个体的改变，但是今天我想强调一个新观点：请大家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团体动力上。
团体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再次从先贤中去寻找智慧的力量。库尔特·勒温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他是社会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的创始人，还是现代组织发展学、大众传播学的奠基人。他对团体建设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团体建设绝不是简单设计一些所谓团队活动就能解决的。早1945年，库尔特·勒温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团队动力学研究中心（简称RCGD），构建了庞大的理论体系，我们只摘录几条：（1）想改变个人的行为，最先需要改变团体的行为。（2）团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不改变，个体就会更强烈的抵制外来变化。（3）行动研究是个反复的学习过程，以解决问题和群体参与为特征。（4）T-Group，即训练小组的思想，成为组织干预的最重要手段 。
可能很多校长会质疑，这套方法在中国的学校有可能实现吗？我们可以看一个普通乡镇学校的案例。这所学校是凉水井中学，两年前也曾登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的讲台。很多校长、教师来这里参观时，都震惊于学生的状态，不愿相信这是农村学生所具有的自信、得体和表达。这背后源于学校有一个强大的训练小组体系。每年7月份，刚刚离开小学的初一新生，会参加一个独具特色，持续五天的新生训练营。这期间，负责训练新生的不是老师，而是初二初三的学生。他们依托传承，通过学生训练学生的方式，对新生的团队观念和行动改变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让新生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科学的道德观在三个层面：一是道德建设之层次，从规则要求到伦理精神；二是道德建设之范围，从私德倡导到公德训练；三是道德建设之方法，从个体变化到团体动力。 最后我想说这三个层面其实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我在成都一所学校担任理事，这个学校比较特殊，接纳了很多不被其他学校所接纳的学生。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帮他做内心修复。上个月，我们在进行这个环节时，让每个学生谈到这里之后和来之前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是个人。”这句话后来有老师发到家长群，孩子的母亲看到后，痛心疾首。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孩子，但听到孩子的心声后，她才知道自己的爱，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这是她从家庭教育角度的反思。
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更多校长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去做一些反思。当我们把关于团队建设，关于道德建设的所有技巧都忘掉后，我们需要记住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不要将你面前的学生，仅仅当成一个被爱、被教育的对象，而当成一个真正的、平等的、独立的、大写的“人”。这，是我心目中真正科学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