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逻各斯之父

亚里士多德说过，说话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说话的符号。此后，亚里士多德约定的这个传统一直支配着西方文化。换句话说，它告诉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在这个过程中，文字充当僵死的奴仆，此外它什么也不是，它不在场，它是被在婚的逻各斯操纵的木偶。但是，在古希腊文中，文字也就是毒药。德里达说它具有弑父和叛逆的本能，拒绝返回心灵，宁可漫无边际地流浪……

——主持人手记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苏格拉底：我听说在埃及的诺斯拉蒂(Naucrahs)附近曾住着一位老神，其圣徽是人们称作白●的鸟，神的名字叫特泰(Theuth)。是他最早发现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西洋双六棋和骰子，后来还发现了文宁符号。另外，那时候，全埃及由Thamous统治着，府第设在上埃及叫做底比斯的大城市，主神的名字叫阿蒙。Theuth找到他，向他炫耀自己的艺术并对他说：“必须将这些艺术传授给其余的埃及人!”塔穆则请他说说每门艺术的用途，并根据自己认为理由是否充分来判断，时而加以指责时而给与赞扬。于是引发出了无数想法，据说塔穆向特泰就每门艺术发表的这些意见具有双重含义：叙述细节是无止境的!说到文字符号，特泰说：“国王啊，这可是一门知识，它能使埃及人增长学问，增加其记忆力：记忆和知识同时找到了治病的药(pharmakon)。国工反驳道……”等等。

我们从国王这里断开句子。他面对着药，而且我们知道他要对此发表意见。

让我们将人物和场景固定下来。现在请看，文字(或药)已呈交给国王。呈交，即作为仆从献给其君主的一份礼物(Theuth是一位向神主说话的半神)，但首先是作为供国王欣赏的一部作品而奉献的。而且这作品本身就是艺术、作者之本领、创造之美德。这个人工制品是一件艺术品。但是这礼物的价值尚未确定。当然，文字或药的价值已经给了国王，但它值多少将由国王确定。他将给这个它在接受礼物时创造或建立的东西定价。国王或神(塔穆代表阿蒙神，主神，王中王，神中神)因而就是价值由来的代名词。只有当其受到神-王的重视时，文字的价值才等同自身，文字才具有价值。然而神—王是把药作为一个产品接受的，这不是他的东西，它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下面，它等待着国王恩赐般的估价从而具有其存在和价值。神-王不会写字，但这无知或无能显示了他的主权。他不需要写字。他说话，口授，他只需说话。秘书处的抄写人抄写时是否增补了内容，这其实并不重要。

从这一观点出发，无需拒绝赠品，神-王就可以对其贬毁，不但会说它无用，还会说它可怕，有危害。这是拒绝文字赠品的另一种方式。这样一来，发言的神—王像一位父亲那样行事。药献给了父亲，但又遭到他的拒绝，被他贬值，丢弃，诋毁。父亲始终对文字表示怀疑并防备它。

即使我们不想在此受制于那段使国王、神以及父亲的形象进行互换的易懂的段落，也只需对某个柏拉图模式的永久性表示系统的关注就够了。据我们所知，这还从未被执行过，该模式旨在确定话语[更确切地说确定处于父亲地位的逻各斯(logos)]的起源和权利。并非

因为这模式只是特别地出现在柏拉图的笔下。人们了解它或者很容易想象出它。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安置在其概念中的“柏拉图哲学”，未逃脱这种普遍的结构约束，甚至以无与伦比的文采和巧妙来阐释它，这件事只会更有意义。

进一步说，不是由于逻各斯是父亲。而是因为逻各斯的起源是它的父亲。好像出于时代错乱，“说话的主体”就是其话语的父亲。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里不含有任何隐喻，即便至少能听出某个修辞学通常的、约定俗成的效果。逻各斯是个儿子，没有父亲在场，父亲不亲自援助，他就会自杀。父亲必须应答。为了父亲、因为父亲而自杀。确切地说，没有父亲，他只是文字。至少是说话者说的东西，这就是父亲的论题。所以文字的特性与父亲的不在场相关。类似的不在场还可以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方式，清晰的或模糊的，依次的或同时的：失去父亲，自然死亡或暴死，以某种暴力或杀父行为；而后请求父亲临场援助，不论这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直接请求援助或声盲不需要援助，等等。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为何强调委身于文字的逻各斯之不幸——不论它是值得怜悯的还是不屑一顾的：“……它总是需要父亲相助：实际上，他单独一个人既没有能力抵抗，也救不了自己”。

这不幸是模棱两可的：当然是孤儿的苦恼，他不仅需要某人出现，而且需要我们帮助他，救他；但是我们在同情孤儿的同时，也会指责他(包括文字)企图抛弃父亲，从而得意而自负地获得自由。从支持幽灵的观点起，文字的意愿就被表示、被宣告、被确定为孤儿的意愿和杀父的颠覆。这药即便没有罪，难道不是一件有毒的礼物吗?

任何援助都不可能由于其担当责任的这孤儿的身份而掩盖了书写(graphein)的身份，它来注册的时候并不是谁的儿子，几乎连儿子都不是，并且再也搞不清自己的起源：从权利和负债的意义讲与文字不同，活着的逻各斯是有生命的，因为他有一个活着的父亲(孤儿则已半死)，一个在场的、站在他身边、身后，站在他体内支撑着他、以个人的名义亲自援助他的父亲。活着的逻各斯承认对父亲是欠债的，他带着感激的心情活着，并禁止自己(他认为能够禁止自己)犯杀父罪。然而禁止与杀父，如同文字与话语的关系，都是些很出人意外的结构，我们必须在禁止杀父与公开杀父之间将柏拉图的文本联系起来。延异的杀父与更改者。

无论如何，我们继续称作隐喻的这东西归属于某个系统。逻各斯之所以有个父亲，他之所以只是一个有父亲相助的逻各斯，这是因为他始终是个在者，甚至是某类在者，更确切地说是个活着的在者。逻各斯是个动物。这动物生下，成长，它属于变化之物。语言学，逻辑学，辩证法及动物学在某些方面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那么父亲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应该假定他为已知事物?再从“已知事物”这个词来阐释另一个词，把它理解为我们急于将其解释为某个隐喻的东西。逻各斯的起源或由来仿佛被比作我们认为是活着的儿子之起因的那个东西，即他的父亲。我们会从某个逻各斯所陌生的领域(生命的遗传或生成的种种关系)出发来理解或想象逻各斯的诞生及其过程。但是父亲并不是生育者，并不是超越或在一切语言关系之前“真正的”生殖者。父子关系在哪些方面确实不同于因果关系或生育者／被育者关系?只有一种话语权力有父亲。父亲也总是某个活人／说话者的父亲。换句话说，类似父亲身份的某东西正是从逻各斯出发显示并被思考的。即使pere du logos(逻各斯之父)这个短语只含有一个隐喻，我们最熟悉的第一个词pere(父亲)也会从第二个词那儿收到比所传递的更多的意义。第一个通俗词始终与逻各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居关系。活着的在者，即父亲和儿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逻各斯的驯化下相互关联着。无论表象如何，

他们都不会脱离逻各斯、通过“隐喻”前往一个陌生领域，在那儿可以遇见父亲、儿子、活着的人，遇见各种各样性情很随和的在者，他们会以比较的方式向不知道的人解释源自于逻各斯这个怪物的那东西是什么。尽管这家庭(foyer)是一切隐喻的策源地，但“逻各斯之父”并非只是一个隐喻。还有一个隐喻想说，不会使用语言的活者有个父亲，如果我们还想固执地相信有这种人的话。因此，必须对所有的隐喻方向来个全面倒置，不要问逻各斯是否会有个父亲，而是弄明白父亲自称为父亲这件事，如果没有逻各斯基本存在的可能性，便行不通。

对父亲欠债的逻各斯，这是什么意思?至少如何阅读出现在柏拉图文本中的这个词?

父亲的形象，我们知道，也就是善的形象。逻各斯代表它对其负有债务的那个东西，父亲也可以说成家长、资本、善。Pater在希腊文里意思是同时说出这一切。无论柏拉图的译者还是评论家似乎都不了解这些模式的玩法。所以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拒绝说善本身，他建议用ekgonos(儿子)来替换：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如果你坚持要我说的话，那个在我看来是善之子的东西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与其父亲最相似。好吧!你说吧。下一回你若能给我们解释父亲是什么，你的债务就清偿完了。要是我们能这样就好了!我把欠你的这个解释付给你，你收下它，而不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只满足于利益(tokos)。

与儿子相关的词利益意指生产和产品，出生和孩子，等等。作为产品，利益不仅是孩子，是人类及动物的能及范围，也是播在田里的种子结出的果实，是资本的利息；是收入。我们能注意到柏拉图文本中对所有这些意义的分类。Pater的意思有时甚至变成了金融资本的专有意义。在《理想国》中，民主的某个缺陷取决于某些人使资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然而，那些低着头走路、好像没看见这些不幸者的高利贷者，用他们的刺棒即他们的钱戳伤了其他公民，正是公民给他们以可乘之机、使其资本利息增加一百倍的利益，是这些公民使剽窃者和乞丐越来越多”。

然而，关于父亲、资本、善，关于价值起源和显现的在者，我们不能老老实实或直接地谈。首先因为我们不能像看太阳那样盯着它们看。至于直对太阳所产生的这种眩晕，让我们重读《理想国》中那著名的片断吧(VII，515c sp.)。

所以，苏格拉底只提及了可感觉到的太阳，酷似父亲的儿子和类似可悟解的太阳的东西：“现在你要知道，我所说的善之子意指的是太阳，善也繁衍了自己的类似物，它就是在可见的世界中就视觉和可见物体而言，善在超感觉的世界中就悟性和可悟的事物而言的那个东西”。

逻各斯又是如何在介于父亲和儿子等之间的这个相似物中周旋的呢?
善，在父亲、太阳、资本等可见或不可见的形象中，是事物(onta)显现并来到逻各斯的起因，逻各斯不仅把它们集中起来，还能辨认它们：“有无数漂亮东西，无数好东西，无数各种各样的其它东西，我们不但能证实它们的存在，而且可以用语言来区别它们”。

因此，善(父亲，太阳，资本)是逻各斯隐藏的源泉，它是发光的、眩目的。由于我们不能谈论可以说的东西(不许我们谈论它或与它面对面说话)，我们只谈论说话的东西和除惟一以外那些经常被说的事物。由于我们无法了解或解释逻各斯对其是负有责任的还是负债的那个东西，由于我们无法计算资本、盯着家长的面孔，因而必须以鉴别和区分的方式来计算利益、收入、产品、儿子的数量：“好吧!你说吧；以后你若能给我们解释父亲是什么，你的债务就清偿完了。要是我们能这样就好了!我把欠你的这个解释付给你，你收下它，而不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只满足于利益。把这个果实，这个善之子本身拿走吧；不过提醒你注意，即使交给你一份有误的利息账单，我也不是有意欺骗你”。

从这段我们可以推断出，由于增补的数目(父亲、资本、善、起源，等等)，由于除一种从外在运动中到来的事物，在这种运动中它甚至也不在场、变成不可见的，因而要求被替换，由于差异和区分，苏格拉底引进或发现了kibdelon(即伪造的、变质的、骗人的、迷惑人的、不明确的事物)那始终需补充可能性。他说：“小心我欺骗你，给你一份伪造的账单。”kibdeleunka，即假冒商品。与之相应的动词kibdeleuo，意思就是“伪造货币或商品，其引申义为不怀好意”。

逻各斯是能源，必须转向它，不只是当太阳能在场，我们盯着它看会刺伤我们的眼睛时，当太阳在其日食中似乎隐没时，也必须转向逻各斯。无论是死亡的、熄灭的还是隐藏的，这行星比任何时候都危险。

让这些儿子奔跑吧。我们跟着他们只为了把我们从逻各斯那儿带到父亲那儿，把话语同家长、领主(这是《理想国》中的另一种称呼)同善、太阳、资本、父亲联系起来。稍后，我们将从同样的物体结构和文本中取出别的儿子，并且把原来的儿子再拉出来，看看那儿策划或粉碎了什么别的意谋。

(JacquesDerfida，“Le Pere du logos”，原载La dissemination，责任编辑：张伯霖)

[法]J．德里达／文 李焰明／译 原载《世界哲学》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