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并举”难在何处？

“五育并举”难在何处？

作者：李广生

上文提到“五育并举”可能让中国教育再次回到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塑造中国的教育学。作为国家层面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一经提出便引起热议。学界侧重于从学理上证明“五育并举”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广大教师关心的是如何实施，简单地说就是“五育并举”如何落地。

总有人指责专家和学者，说他们是“空头理论家”，搞出来的东西花里胡哨，根本无法操作。事实上这有点难为专家学者了，实践不是他们的专业，更不是他们的专长。落实“五育并举”必须也只能依靠广大一线教师用他们的实践智慧破解现实中的难题。我倒是觉得，专家和学者要致力于理论创新，真正拿出来有生命力的理论，而不要去过度干扰教师的实践。在真实的课堂，大专家需要谦虚一些，小老师需要更有自信。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大专家不好好做学问，跑去课堂指导小老师上课；小老师不好好琢磨课堂教学，追着大专家做理论研究。

“五育并举”难在何处？是“并”而不是“举”。

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哪一样教师们都能“举”起来。虽然在美育、体育、劳动教育等方面好像有所欠缺，可一旦我们决定托举它，很快就会取得突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体现在各个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劳动教育、美育等以前被忽视的领域，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层出不穷，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虽有应景之嫌，但前景值得期待。

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把它们“并”起来，而不是仅仅“举”起来。

有一系列文件出台，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激发办学活力的、促进多样化发展的、改革评价方式的、德育的、美育的、劳动教育的，等等。事实上它们都在围绕“并”做文章，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些薄弱环节进行的局部的修补。整体育人、全面发展，这八个字才是核心，是落实“五育并举”的根本宗旨。

我们有德育方面的专家、美育方面的专家、体育方面的专家，等等，他们在各自的小天地里苦心经营，收获着各种各样的成果。现在，需要我们把它们汇聚并整合，立足人的成长与发展，构建一个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系统。“缺啥补啥”的思维方式需要警惕，因为它既可以解决问题，也可以掩盖问题，还能够制造问题。以前有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现在开始加强德育，会不会有一天又出现重德育轻智育的现象，又要反过来再次加强智育。德智体美劳，哪一个不重要？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独抓某一育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五育分头抓必然会厚此薄彼，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并”在当今时代，在解决教育问题上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要警惕那些快速出炉的经验，它们极有可能是“举”出来的惊艳，而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关于“并”的探索，所以很快会随风凋零——这是追风者的宿命。

前面我曾谈到系统论。上个世纪中期，它逐渐取代分而治之的笛卡尔主义而成为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主导思想。笛卡尔交给西方人一把刀，把世界切碎，对每一个碎片进行深入而精细的研究。这把刀确实锋利，因此带来西方世界近现代的科技大发展。但人们也意识到，发展带来更加复杂的问题，繁荣带来更大的危机。笛卡尔的刀失灵了。现在我们需要学习用整体的观念和系统的思想解决各种问题。因此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将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

这里需要介绍一位德国人，应该说每一个学过教育学的人都熟悉他的名字，是他把心理学带入教育学，同时把教育学带入科学的轨道。他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教育目的论，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教学理论，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道德教育理论，从而奠定了科学教育学的基础，因此被称誉为“现代教育学之父”“教育科学之父”。他的名字叫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806年他出版了《普通教育学》这部被公认为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

这本书出版二百年后我才有幸读到，而当时我对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兴趣正浓，所以对它的价值并没有深刻认识。这就像我读了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书籍之后，便轻视了华生的那本《行为主义》经典著作。到了这把年纪才意识到，新的学说从来不是对旧的学说的颠覆，而是继承和发展。虽然新学说为了脱颖而出总要对旧学说进行激烈的批判，但这恰恰像儿子对父亲的背叛一样，骨子里依然传承了某些特质。

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论已经不再时髦了，但他是西方教育史上提出“教学的教育性”的第一人。在赫尔巴特之前，教育学家们通常把道德教育和教学分开进行研究和阐述，教育和教学通常被赋予不同目的和任务。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赫尔巴特阐明了教育教学之间的联系，这一贡献具有开创性且意义深远。他明确指出，“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德育问题是不能同整个教育分离开来的，而是同其他教育问题必然地、广泛深远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道德教育落实在学科教学的坚实基础上，也使学科教学具有了道德教育的任务，成为教育的基本原则。目前我们反复强调的课程育人、学科育人理念，都来源于这种思想。

赫尔巴特开启了科学教育学，也开启了科学对教育的全面进攻，乃至对教育的统治。就世界范围而言，整个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教育科学的天下。先是心理学，后信息加工学，再后是脑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各种科学发现都企图对教育施加影响，教育科学日趋完善。教什么？教科学（这是斯宾塞的观点，明天也许会介绍），怎么教？用科学的方法——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程序教学、机器教学、信息技术辅导教学，科学似乎彻底俘获了教育。人文主义教育立场被边缘化的现实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深切关注。教育是国家和个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吗？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场瘟疫从天而降并迅速波及全球。人们惊讶的发现，夺走我们幸福和生命的居然不是一直严阵以待的战争、贫穷和贸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不是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面对未来，教育将承担何种责任？

“五育并举”，中国教育正在突围科学主义对教育的围猎，重新回到人的立场上，不仅是“举”，更重要的是“并举”，托起一个个大写的人。这也是我探索“生命课堂”的初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