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部分馆藏喀左出土的青铜器

据传1941年在喀左咕噜沟村曾出土大鼎，1955 年以来先后 6 次在马厂沟、北洞、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发现了铜器窖藏，所出铜器大都为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礼器。种类有鼎、簋、甗、盂、罍、卣、壶、盘、尊等。大部分器形表现出西周初期铜器的特征，间或也有商末的铜器，如所出簋已有方座双耳。有的铜器带有地方特征，如鸭形尊即为中原周器所未见。喀左西周铜器多有铭文，重要的如匽侯盂、斐方鼎、伯矩甗、圉簋等。铭文内容大都与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如两地所见都有匽侯，且字体一致，都有“侯亚”和“伯矩”以及圉器，证明周初燕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辽西地区。

相关知识1973年3月6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公社北洞大队第三生产队贫下中农在村南一丘冈上挖石头时，在距地表30厘米深处发现六件排列整齐的青铜器，五罍一瓿，其中包括著名的“父丁孤竹罍”。同年5月28日，喀左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在当地笔架山上探掘时，又发现六件青铜器，包括一件饕餮纹方鼎和一件蟠龙纹盖罍。这批铜器相距上次发现铜器的地点才几米远。专家们把两次发现的窖藏坑分别编为北洞一号窖藏与北洞二号窖藏。1974年12月，喀左平房子公社山湾子村村北枣树台子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共有铜器三十二件，其中带铭文15件。这批铜器的发现距北洞窖藏7公里，距马厂沟窖藏4公里。在这么小范围内连续出土四批大规模铜器窖藏，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注意。“金鼎之地”美誉由此产生。也被誉为辽宁的青铜器之乡！不符礼制的喀左青铜器喀左被称为辽宁的“青铜器之乡”，在这里先后发现了“孤竹”铭铜以及“侯”盂等珍贵青铜器，这就自然导引出以下两种疑问：喀左是古孤竹国所在地？或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辖区？这三种说法均以实物为证，似天经地义，但若寻根探源细加辨析，会发现不少与当今流行说法乃至历史记载颇有出入甚至自相矛盾之处。而对喀左青铜器身份来源的考证，有助于我们还原喀左地区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喀左并非古孤竹国？由于在喀左发现了“孤竹”铭铜罍以及形态各异的大量窖藏青铜器，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喀左就是当年孤竹国所在地，或者说，孤竹国的势力范围曾囊括了现在的喀左地区，否则这些带有典型孤竹国时代印记的青铜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喀左学者于长江表示，喀左在当年孤竹国的统治区域内，古之贤人叔齐伯夷的故乡就在喀左。孤竹国建于夏末，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多年（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66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554年（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386年（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660年），孤竹国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周朝衰落后，孤竹国被山戎族统治，春秋初期，孤竹国则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后来，孤竹国联合山戎、令支等部落南下攻打燕国，如果不是齐桓公接受贤相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对外政策兴兵救助，燕国险些就被山戎、孤竹、令支联军给灭了。齐桓公统率大军北进，打垮了山戎，击溃了令支，斩杀了孤竹国君，但此时孤竹并未亡国，而是在4年后，在齐桓公的二度征讨下，才寡不敌众、国破家亡的，因这一历史事件，还流传下“老马识途”等成语典故。不过，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孤竹国所在地并不在喀左，而在今天的河北卢龙一带，其国都则在卢龙蔡家坟村。看地图测试，卢龙距喀左虽不远，但也有数百公里的距离，对于古代的交通条件来说，这一距离并不短，如果孤竹国的势力触角的确进至喀左，仅以领土面积与其对外影响力而论，在春秋早期，孤竹国至少能跻身“中等国家”行列了，实际上，孤竹国虽然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却仅是一个小国，实际管辖土地可能不足百里。目前学界通行的说法是：从北京以东到辽河以西、内蒙古南部一带的千里区域均为孤竹国地盘，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从历史文献看，孤竹国的国境其实只有百里见方，到后来又缩减至不足一百里见方的狭小区域，其国土面积仅局限于河北省的卢龙、滦县、昌黎、乐亭一带，势力范围未出河北省，远在百里之外的今辽宁喀左地区怎么可能归孤竹国所有呢？按常理讲，那时的喀左应该是处于山戎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实际掌控之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孟子》中有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这是当时等级森严的制度，谁敢越雷池一步，必遭天下诸侯共讨之！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战国后期，周室江山名存实亡，周天子早已失去号令诸侯的驾驭能力了，才导致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乱世爆发，以致霸主纷出，兼并战争不断，固有的格局才被打破。而在孤竹国尚存的历史时段，这种土地分封与占有制度尚且被严格遵守，孤竹国君不过是一地方小诸侯，按周朝的分封制度只能拥有百里土地，怎么可能拓地数千里，将远在国境北方的喀左划归己有呢？另外，弱小的孤竹国此后不仅未能扩张版图，反而遭到进一步削弱。史载，到了商代中后期的武丁时期，武丁将滦州一带封给功臣黄洛为侯国，使孤竹国的面积减少到了不足百里之地。明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志》记述：“黄洛城：在滦州西，殷时诸侯之国”。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记载：“古史武丁析孤竹之地，封功臣黄洛为侯国”。“析”即划拨、拆解之意，也就是说，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武丁将本来属于孤竹国的领土又单方面切出一块，赏给了功臣黄洛，孤竹国君臣自然心有不服，但圣意难违，只能被迫吃亏认栽，忍气吞声了。这样看来，孤竹国的势力范围应该未到达过喀左地区，讨伐孤竹、令支、山戎等国的齐桓公大军至多进抵卢龙、迁西、迁安一线，绝无可能在喀左一带误入迷谷，被迫借助“老马识途”才走出困境的。因此，在喀左地区出土的“孤竹”铭铜罍等青铜器，尚不能作为喀左乃古孤竹国身份的确证，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验知真伪。在这一前提下，这件“孤竹”铭铜罍到底是不是出自孤竹国？顿成悬疑。退一步讲，就算此青铜器的确产自孤竹国，那么它在距孤竹国数百里之遥的喀左被发现，大概只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国与国、部落与部落间的商品交易、彼此馈赠所致；二是喀左一带的古国或部落通过战争掳掠抢到喀左的；三是孤竹国贵族遭齐燕联军打击被迫北逃，将贵重的青铜器带到喀左地区埋于地下的。因此，称喀左就是孤竹国所在地、喀左是伯夷叔齐的故乡，目前看来，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学术争议。喀左与燕国颇有渊源相对于喀左青铜器是否源于“孤竹国”的争议，喀左青铜器与燕国历史渊源颇深基本无异议。在喀左出土过“匽侯盂”，在匽侯盂的内壁刻有“匽侯做盂”的铭文，其意为“匽侯用来盛饭的盂”，“匽”是“燕”的古体，匽侯就是燕侯。燕是西周初年分封给西周名臣召公的一个诸侯国。不过，召公本人却未在自己的封地待过一天，因为他要辅佐周王室理顺内政确保政权，而他的封地则由他的长子到燕地就封，召公长子成为事实上的第一代燕侯。后来，燕国大将秦开却胡千里，为燕国开拓疆土，并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这段古燕长城沿今辽宁建平、北票大黑山一线展开，而喀左恰在燕国修建的长城防御圈内，因此，在喀左发现燕国青铜器便不足为怪了。这里的青铜器为何不符合礼制？喀左青铜器还有一些疑点需要破解。首先，在喀左窖藏青铜器里既有中原地区带来的青铜器，又有具有北方民族特征的青铜器，如鸭形尊，形制很不统一；其次，喀左窖藏青铜器的器形、数量、摆放多不符合礼制，在古代，天子、诸侯、大臣死后埋藏的青铜器，或者说祭祀不同级别先祖所用的青铜礼器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在喀左出土的青铜器，多数为“大杂烩”，鼎、罍、盂、簋等青铜礼器均有，给人的感觉是，不像郑重的官方祭祀更类似于民间私藏。客观而言，即便不与孤竹国、燕国沾边，喀左的历史也同样悠久，这里有人类先祖居住的“鸽子洞”，有上万年历史的“东山嘴遗址”，喀左地区早就有人类居住，是中华先祖的繁衍生息地之一，喀左很可能是孤竹国祖先的发祥地，在这里之所以发现大批用于祭祀用的珍贵青铜礼器，不是没有原因的。考古学家发现，一些等级较高的商周官宦的墓葬里，反倒没有太多的青铜器，甚至一件都没有，而一些割据豪强、民间富户的中小墓葬里，却能发现成堆的青铜器。尽管那个时代等级有别、礼法甚严，但地方诸侯却往往并不遵守。在春秋末年，地方一些诸侯国甚至使用等同于天子的仪仗、舞队，楚庄王还曾“问鼎中原”，对周王室的传国名器“鼎”垂涎三尺，中央集权的削弱，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的失控，至于本来属于天子王侯、达官贵宦专用的青铜礼器被地方豪强争用泛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喀左地区发现如此众多的窖藏青铜器，与该地当年频繁发生战乱有关。在陕西就曾发现过类似的窖藏青铜器，专家认为，当时的周朝贵族经常被犬戎等游牧民族袭扰，为保护私产不被夺占，就将名贵的青铜器匆忙埋于地下，以便日后回来后再重新挖出，结果一去不回人亡器失，尘封千年留予后人，这大概也是古老的喀左青铜器神秘身世的始末来由吧。